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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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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

书籍名:《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    作者:李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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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宦官督责监军与阵图钳制既是。

            宋代宦官监军的陋习,始于宋太宗赵光义。他任用的宦官王继恩,在镇压王小波李顺起义时,胡作非为,陷害先锋官马知节的事迹,已经成为历史上相当丑陋的一桩公案。到童贯封王时,宦官监军达到中国历史上的登峰造极。如前面已经叙述的,我们这里所讲到的一切,几乎都肇始于这位宦官。

            阵图钳制则是一种相当令人无法理解的做法。其具体做法是:“图阵形,规庙胜,尽授纪律,遥制便宜,主帅遵行,贵臣督视”。意思是,打仗时,由皇帝和几位大臣,在皇宫中制定好作战阵图和战略战术,前线将领不许更改地遵照执行,宦官在旁监视。于是,领兵将领万分痛苦:战争时期瞬息万变,依从阵图可能有违实际,不从则是违抗上命。即便是彻底的外行,也能看出此做法的愚蠢。这大约是我们翻遍宋代史书,在太祖赵匡胤之后,很少看到宋军打什么漂亮胜仗的重要原因。

            宋太祖赵匡胤文韬武略,与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齐名,开创了大宋基业。他手下有一位很厉害的将领,名叫曹彬。此人在太祖手下,从来没有打过败仗,立下过许多极为显赫的战功。深受信任与器重。当代学者考证,认为这位曹彬是曹雪芹的嫡系先祖。到太宗赵光义时,应用这套战法节制武将,结果,同样还是这位曹彬,便被打得七荤八素,差点把命都丢在战场上。

            但是,不管怎样,这套东西好坏杂糅,形成了我们大宋帝国深入人心坚不可摧的帝国传统。其最大功效,在于从内部使皇家权威不受侵犯的安全系数最大化。对于帝国与皇家来说,这就足够了。与此比较起来,其他的一切都算不了什么。没有人意识到,这样一来,这个曾经强大的帝国就变得不再强大了;在外部的打击面前,已经不堪一击。

            为了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宋朝甚至规定:军队中的士兵,身高体重者比个矮体轻者吃的军粮、拿的军饷要多,意思是鼓励身高力壮的人当兵,以提高士兵的身体素质(9)。我们能够想像:在上述帝国传统之下,如果仅仅因为士兵身强力壮,军队就能够不“积弱”,倒实在是不可思议了。

            

            

            

            

            第六章岳飞必须死

            

            就这样,到公元1127年,金国骑兵打击宋朝军队时,确实可以使用“摧枯拉朽”这个词来形容。事实上,这一时期前后,宋朝的正规军已经土崩瓦解。中兴四将所领导的四支大军加上吴玠率领的川陕部队,是在后来近十年的抗金战争中逐步发展起来的。这十年,整个是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重组的十年。南宋政权在生死线上苦苦支撑,没有必要没有能力也没有可能实行以文制武这一套。一切都在适应战争的需要而自然成长。于是,这五员大将对他们所领导的军队,也自然而然地具有了极大的权威。因此,民间自发地称呼韩世忠部队为“韩家军”、张俊部队为“张家军”、刘光世部队为“刘家军”、岳飞部队为“岳家军”、吴玠部队为“吴家军”。

            公元1135年,即绍兴五年,几经变化后,南宋军队形成了以这五支部队为核心的行营护军建制:韩世忠部为行营前护军,兵力八万人,以淮东楚州就是今天的江苏淮安为大本营;张俊部为行营中护军,兵力八万人,以建康即今日南京为大本营;刘光世部为行营左护军,兵力五万二千人,先后以池州即今日安徽贵池和庐州即合肥为大本营;岳飞部为行营后护军,兵力十万人,以鄂州即今日武昌为大本营;吴玠部为行营右护军,兵力七万人,以兴州即今日陕西略阳仙人关为大本营(10)。

            如今,按照皇帝赵构的内定安排,岳飞接管刘光世的行营左护军,同时节制吴玠的行营右护军,让他统帅全国五分之三左右的兵力,在淮西、川陕、荆襄三个主要正面战场上,对金兵形成全面反攻的战略态势。这无疑是一个相当具有战略眼光和魄力的安排。其激动人心之处自不待言。岳飞感奋不已。如果这一切顺利实现,这位青年将军与对他有知遇之恩的青年皇帝,君臣二人的人生事业将可能达到一个令人目眩的光辉顶峰。

            于是,公元1137年,就是南宋绍兴七年三月十一日,即皇帝在寝阁亲切召见的两天之后,岳飞给皇帝上了一份奏疏。可以看出,岳飞写这份奏疏时感情相当激荡,以至于八百年之后读起来,仍然会令人感慨,叹息造化弄人之残酷。

            岳飞写道:“臣伏自国家变故以来,起于白屋,实怀捐躯报国、雪复雠耻之心。陛下录臣微劳,擢自布衣,曾未十年,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恩数视二府,又增重使名,宣抚诸路。臣一介贱微,崇荣超躐,有逾涯分;今者又蒙益臣军马,使济恢图,万一得便可入,则提兵直趋京、洛,据河阳、陕府、潼关,以号召五路叛将,则刘豫必舍汴都,而走河北,京畿、陕右可以尽复。至于京东诸郡,陛下付之韩世忠、张俊,亦可便下。”

            从后来岳飞取得一连串大捷,一再重创金兵主力,一直所向披靡地打到距开封只有四十五里路的朱仙镇来看,岳飞的确不是在这儿说大话。

            岳飞最后说:“异时迎还太上皇帝、宁德皇后梓宫,奉邀天眷归国,使宗庙再安,万姓同欢,陛下高枕无北顾之忧,臣之志愿毕矣。然后乞身还田里,此臣夙昔所自许者。”

            赵构读了岳飞的奏疏后,当即批示道:“有臣如此,顾复何忧。进止之机,朕不中制。惟敕诸将广布宽恩,无或轻杀,拂朕至意。”意思是说,有这样的臣子,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在收复故土的战斗中,我不会束缚你的手脚。只是你要告诫将军们,不要滥杀无辜,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云云(11)。

            这里表现出来的君臣风云际会与默契,相当动人。

            至此,岳飞迎来了自己生命中的黄金岁月。

            揣度此时岳飞的心情,他的自我感觉肯定非常好。这很正常,没有什么不对。毕竟,这一切荣誉、地位、权力、威望,都是他在枪林箭雨中真刀真枪打出来的,他完全受之无愧。但是,另一方面,这一切,很有可能也造成了他对皇帝赵构的错觉,使他把适用于普通人之间的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崇高感情与信条,应用到了皇帝身上,这就大错特错、错尽错绝了。

            原因很简单,在中国的帝制文化之下,任何将普通人的感情加诸皇帝的行为,都会被视为对皇家权威的冒犯,从而形成对于行为者本人的绝大杀伤力。不管这种感情多么真挚、多么可贵。从历史记载上判断,岳飞很有可能为了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就是犯了这种错误,而且错得至矣尽矣!

            大约就在这段时间里,有一天,岳飞与皇帝赵构谈话。君臣二人十分投机。可能是谈得兴起,岳飞突然相当莽撞地提出,希望皇帝早日解决皇位继承人的问题。此言一出,谈话的气氛立即急转直下。尽管当时正值岳飞的声望如日中天、最受信任最受宠爱之际,赵构仍然丝毫也不假以辞色地呵斥道:“你虽然出于忠心,但是,手握重兵在外,这种事情不是你所应当干预的。”岳飞的脸色当时就变了,十分尴尬。他退出去后,皇帝立刻接见了岳飞的参谋官薛弼,赵构对他讲了这件事情,并关照这位参谋长说:“看样子岳飞不太高兴,你可以去开导开导他。”(12)

            几年前,在金兵的追杀下,赵构由于惊怖导致阳痿,并丧失了生殖能力;如今正在想尽一切办法医治。他刚刚三十出头,毕竟还存着很大的希望。前些时候,他又遭遇了一个更加惨痛的事件:唯一的儿子,因为宫女不小心踢翻一个铜鼎,而被惊吓抽搐致死。这两件最深的隐痛,如今被岳飞的一句话都给钩了起来,其心情之灰恶恼怒可以想见。

            问题的严重还不仅仅在于岳飞哪壶不开提哪壶。最要命的是,岳飞触犯了皇家最大的忌讳:手握重兵的武将对皇位继承感兴趣。我们知道,皇权继承问题,在历朝历代都是一个绝对核心的敏感问题,为此所导致的皇家骨肉相残比比皆是;为此形成臣僚或飞黄腾达或家破人亡的故事也史不绝书。人们历来特别容易把这个问题和那些手握重权、重兵的文臣武将们的政治野心联系起来。

            谁知,后来,岳飞在一封密奏中,又一次谈到这个问题,希望皇帝尽快确定过继皇子的继承名分。这就表明他并不是谈得高兴一时口滑所致。事实上,这件事情确实是岳飞的一块心病。当时,金国人扣住宋徽宗宋钦宗不放,有着相当重要的政治原因。赵构称帝以后,金人就曾经考虑将宋徽宗放回去,用以削弱赵构的影响。后来一直存在着一种可能,就是金人以武力扶植一个宋钦宗嫡系的傀儡皇帝,这位傀儡皇帝具有赵宋帝国先天的大宗正统地位,将使南宋政权相当难堪、被动,甚至对其存在的合法性都可能形成挑战。当时,部分地为了对抗这种可能,赵构从太祖赵匡胤一系挑选了两位皇室子孙,过继到自己名下,但还没有确定究竟由哪一位继承皇位。岳飞的提议,从抗金斗争的现实出发,显然是好意。而且是那种忠心耿耿地把皇帝当成自己人、不见外的那种好意。但是,这种好意是否能被皇帝愉快地接受,却大成疑问。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认为:住在茅棚里的人和住在皇宫里的人,想的不可能一样。诚哉斯言。赵构对岳飞的呵斥明白地说明了这一点。

            随后,就发生了对岳飞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淮西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