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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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强烈呼吁，要以正确的改革思维强化改革的进程，而其原则就是回归邓小平、马克思和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我们当然允许社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其他人不能更贫穷。”
严刑峻法的必要性
“回过头来看我们26年的改革，经济高速增长，国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在我看来，一些关键的领域体制改革却存在着致命隐患，发展到今天，已经在很多领域形成尖锐矛盾。”郎咸平指出， 医疗改革的结果是人们看不起病，教育体制改革的结果是人们上不起学。“股改我不想多说，但是我始终认为，股改的目的如果仅仅是全流通，而不是为了全体百姓的利益，不是为了上好的上市公司给投资者创造更高的价值，那么，股改追求的结果已经错的，怎么改还很重要吗？”郎咸平对记者说。
进入2006年，各地国退民进步伐加快，例如辽宁省将有千余家企业进行改制，而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也表示，今年将加快国有企业重组进程。对此，郎教授的观点如何呢？“不客气地讲，我们现在很多改革，都是在引进一些西方肤浅的简单的概念，然后加上自己的幻想，去推动中国的改革，这是很危险的，在国企改革领域也不例外。”郎咸平说：“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和邓小平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初衷，是非常一致的，就是要起点公平，要让一些人富裕，但是其他的人不能更贫穷。但是对于这样的思维，我们没有引进，没有坚持。那么放到国企改革中，就是把效率、市场化等概念引进了，但是美国的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是资本主义的精神之一，我们并没有引进，尤其是，我们并没有建立一整套完善的法律约束体系就进行国有企业的改制，最终的结果会是什么呢？是少数既得利益者独享改革利益，而改革的成本由全社会负担。”
严刑峻法究竟有多重要？郎咸平表示，以美国为例，在经历了1929年的经济危机之后，美国从1932年开始推行了一系列的严加监管的法律，用严刑峻法来发挥 股票市场的财富重分配的功能。当时提了股票市场就是全社会集资，把资金交给最有能力的职业经理人经营。作为职业经理人就必须披露正确信息，而政府则要确保职业经理人所披露信息是真实的，还必须确保个人有一种责任感，即信托责任。通过公司的真实信息，社会大众可以了解这个职业经理人的水准。所以在美国，你一旦成为职业经理人，你就有责任要把工作做好，你要替股东创造财富。这就是美国严刑峻法下的信托责任，而且是不容挑战的。上市公司的职业经理人不敢不有信托责任。如果这个职业经理人披露假消息，美国政府一定会以社会大众(或中小股民)利益为前提和职业经理人打官司，打到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为止。
“世通可做反面教材，它所犯的罪，就是更改一些会计科目，原先是费用的科目改成投资，通过折旧来提列费用。这种事情，在我们国内来讲是小事一桩，没人在乎的。在美国是不能被允许的，因为你已经触犯了一个最重要的原则——信息披露的真实性。于是，负责人被逮捕。美国电视的新闻每天晚上都会重复播放一个镜头：司法人员把世通负责人的手从背后用手铐铐住，连续几个礼拜‘游街示众’。美国政府要让所有的美国人，包括从婴儿开始到老头儿，清清楚楚地看到，这就是违反信托责任的下场。”郎咸平说。
正面的典型如韦尔奇创造了通用的奇迹，没有人敢否认他是一个伟大的企业家，但是他退休后，领了退休金走人，企业是谁的？是那些拥有通用股权的投资者们，并没有变成韦尔奇的。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受到信托责任约束的职业经理人，在美国一整套的严刑峻法的约束下，他必须以股东和投资者的利益为前提，做好公司是他的责任，而合约到期后离任也是非常正常的程序。
国企改革应是行政干预的退出
郎咸平对记者说，中国的国企改革中流行着一个奇怪的“冰棍理论”，认为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如果不赶紧卖掉，就会化成水，那么趁现在赶紧卖了吧。但是，在中国，国有企业的领导者是不需要对企业负责的，做不好是天经地义的，那是因为体制不好。做不好怎么办呢，分析原因，做不好是因为企业不是他的，所以他没有积极性，那么干脆就把企业变成他的吧。这不是很荒谬吗？因为企业不是自己的，就不负责任，就做不好，只有变成自己的，才能做好，这样的人，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一点责任感都没有，还能信任吗？可我们的现实就是，在没有严刑峻法的保证下，交给了一群没有信托责任的职业经理人。
郎咸平表示，这种错误思维的蔓延，毁掉的不仅仅是国有企业。“到最后，会不会大家都认为，只要这个企业不是我的，我就做不好，那么民营企业，是老板的不是我的，我就做不好，于是员工就会没有积极性，会不给你干活，民营企业还能笑多久？”
郎咸平说，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某些地方的国企，因为没有效率，于是进行了简单的民营化。民企老总买了国企之后，贱价买断职工工龄，把下岗的职工一下子全部的推向社会，由谁负担呢？由失去了国有企业的政府和我们社会大众负担，他们拿着国有资产，赚取所有的利润；还有更过分的，把国有资产全部铲平，就地建高楼，赚的钱呢？全部归自己。“这就又是我说的改革的利益归于自己，改革的社会成本由全社会来负担的现象。”
对于人们质疑的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问题，郎咸平说：“国有企业效率可能低下，但是民营企业就一定是高效率的吗？中国现在的民营企业越做越像国有企业，原来的国有企业效率是2，民营企业是3，确实比国企高，但是国际的效率是100，我们不是要国际化了吗？这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对于国有企业改革，郎咸平的核心建议是什么呢？“国有企业的改革，应该是行政干预的退出，而绝对不是国有股的退出，韩国日本大的财团，如三星、LG、现代汽车、索尼等都是有着政府的支持，是政府与民营企业的合作，否则不可能做到今天这样成功。”郎咸平说：“政府退出对国有企业的行政干预，转而建立完善的法制体系，培养有信托责任的职业经理人，培育公平的竞争环境。”
郎咸平最后对记者表示：“我现在最担忧的是，我们在进行国企改革，我们也同时进行银行改革，那么，当国有企业国退民进，当银行充斥着外资和民资，国家的宏观调控将如何落实？而国家的货币政策又将如何推行呢？”
發表於 2006/12/09 09:48 PM
2006/12/10
改革成本由全民负担，利益却少数人独享
郎咸平
12月4日-5日，由《当代经理人》杂志主办的会议主题为“和谐成长——全球化时代的赢战略”的2005第八届成长中国高峰年会暨2005中国成长企业100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揭晓。新浪财经频道独家直播此次会议。以下为著名经济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发表主题演讲实录：
郎咸平：各位来宾大家好。那么今天呢，参加这个盛会我们一要讲的讲题是和谐成长
那么未来中国20年的积极政策走向，应该以什么为指导方针，那么这20几年的，无疑创造了一个辉煌的现代经济社会，那么经济总量来讲，或者以GDP的总量来讲呢，都是雄居世界榜首，但是这一切表面现象的背后，才是值得我们更加关切的，那就是经济发展，单纯的以经济发展为指标的思维，应该要进行更进一步的检讨，那么我们就谈经济本身，里面掺杂的水分就不谈了，此外，我们的企业里边有多少是由污染造成的，这一切所展现出来的持续成长所带给我们这个社会的，就是使这个社会更加的不和谐。所以今年11月3号，孙先生在北京提出一个新思维，那就是国际和谐化以及国内和谐化。我个人认为国内和谐化，在今天的中国尤其显得重要，而且我认为是应该当成未来经济指导方针的重要理论根据。什么叫做国内和谐化？请问在座各位我们20年的经济发展，我们国内各个经济团体之间更加和谐了吗？我们社会更加稳定了吗？我相信这个答案应该不是太肯定的。各位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在改革的思维上，需要做一个重新定位，改革本身是任何一个国家，包括英美的超级强权国家继续进步的原动力，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政体、每一个经济实体都需要改革，这点是不需要讨论了，也是毋庸置疑的，可是改革的原则在哪里？改革的原则必须以全民利益为基本，也就是改革的利益必须回归到全国老百姓，这才是改革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可是我们中国的改革是这样吗？
我给各位举一个例子，我国的产权改革，或者简称国企改革吧，最后的结果是改革的成本几乎要全社会负担，改革的利益归于少数人，这就是造成社会不和谐的主要原因。那么地方政府认为我国企业效率不好，社会包袱都过重，因此进行私有化，我不管MBA也好，我不管你CEO也好，这个就是我认为一个问题的改革，各位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国企改革本身牵涉到权力的移转，那么购买者在某些场合之下，把下岗工人推向社会，由全国老百姓来负担，改革利益呢，改革利益就是由于他得到这个国有资产，甚至把工厂铲平，就地起高楼，卖楼的钱归于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