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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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我们只有极少时间根据所发现情况来进行初
步研究和制订未来行动的议程。
会见是从一个非常有趣的情调开始的。奇巴苏博士有些生硬但不失热诚地
向我们致意。
他并不掩饰他的怀疑态度。他告诉我们他要处理的问题已经超越他的能力，
如疟疾、营养不良、痢疾、结核病、嗜睡病、天花等。他用漂亮的法语说：“不
要期望你们所感兴趣的问题能引起我们的兴趣或支持。我们甚至不能对付我刚
刚讲过的那些问题。“我马上看出艾滋病对他是一个未知数，对于这种病将对他
的国家和人民构成怎样的威协，他心中无数。
因此，我开始告诉他有关这种病的情况。我告诉他，他的几位有钱的同胞
患有艾滋病，目前正在比利时的医院里淹淹一息；其中包括一位陆军上校、一
位银行家和一位本地大酿酒厂的副总经理。部长开始表现出一些兴趣，但我们
还不能说服他重新考虑他的立场。那要等到将来我们收集到一些令人吃惊的情
况之后。
嗣后几年，在其它国家中也听到官员们同样的论点。对一些人特别是当权
者，很难让他们理解艾滋病的冲击力，直到这种病已横扫他们的国家时。几年
后在巴基斯但，我敦促一些卫生部官员到一个艾滋病感染的非洲城市去亲自看
看，要是他们对一种传染病不采取措施，将会发生怎样的后果。至少奇巴苏博
士很明智地允许我们进行初步阶段的调查。他正像卡利萨所预计的那样做了。
我们首先的任务是在金沙萨找一处能够建立一个实验室的场所。它必须让
我们能够方便地得到清净的水和充足的电力。我们也必须决定为我们的研究将
去考察哪几家医院。该城两家主要医院是玛玛·那模医院（纪念蒙博托母亲的），
和地处郊区的大学医院（UniversityHospital）。大学医院主要为比较富有的人
服务，而玛玛·那模医院则是为金沙萨绝大多数穷人服务的。在发生埃波拉瘟
疫时，我的朋友比尔·克洛斯（Bill C1ose）正在该院任院长。比尔已于1977
年离开扎伊尔并和他的可爱的妻子定居在美国怀俄明州的大派尼（BigPiney）
城。他现在是一名家庭医生，并已是社区人们崇拜的对象。
玛玛·那模医院是一所散乱的医院。它是殖民时代设计的典型医院。病房
宽大，高高的马口铁天花板因锈蚀而变得不牢固了。水泥地板带着无数受苦人
的污迹而发暗。空气流通就靠老式头顶扇和没有玻璃的窗。每间病房大约有
30张金属床，基本都住满了病人。床垫是用棉花或草做的，被单很难得到。伙
食由病人家属提供。由于医务人员短缺，家属还要担负更多的护理。浴室很少，
而且难得用上。发出难闻的臭气朝你扑面而来，并尾随你直至你离开。病房普
遍地塞满了受重病折磨的人。他们之中有黄疽病、肿涨病、极度瘦弱症、昏迷
症和呕吐症。许多人还得了痢疾。带着伤口进了玛玛·那模医院的患者，他们
的伤面上有痴皮并已化浓，散发着可怕的臭气。他们无穷无尽地来到医院。整
个阴湿的走廊里都回荡着尖叫和呻吟的声音。这就是世界上穷苦人面临的疾病
和死亡。
我们就是在地狱般的环境中寻找艾滋病的病人。我们从疾病所表现出来的
症状和T4／ T8 比例来评定病人是否患了艾滋病。人体免疫缺损病毒（HIV）有
选择地杀死T4淋巴体细胞而剩下T8细胞。T4淋巴体细胞是人体杀死入侵的微
生物的机制的关键细胞。如果T4 细胞对比T8 细胞相对减少，我们便知道病
人要患艾滋病或已经患了艾滋病。由于我们知道只有艾滋病才能这样，因此，T4／T8比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诊断试验。为了进行T4／T8试验，希拉开始在大
学医院建立试验室。玛玛·那模医院的试验室设施条件不足。
我们的办法很简单，连续三个星期，我们按计划调查了玛玛·那摸和大学
医院的男、女病房。每当接收一位新病人时，我们将对他或她进行检查并作了
病历，然后抽血佯，以便作T4／T8的试验。同时我们对已发现的病人进行检查
以便了解他们的病情。我们立即被所看到的情况所震惊。倒不是因为有很多类
似艾滋病的病人，那已经够糟的了，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病人总是疾病的晚期。
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美国和欧洲的艾滋病病例和1983 年在金沙萨所看到的情
况之间的主要区别。这里的病人都因未得到及时医疗而感染，其症状都是晚期
的，真惨。例如，有人整个一只脚肿到正常尺寸的三倍，因为被黄色霉菌所感
染。在西方，会对这样的感染迅速进行消毒处理，而在这里，病人等待着直
到病情进一步发展到更严重的阶段。在任何情况下，有效的抗菌药在像扎伊尔
这样的国家是负担不起的。艾滋病患者每日服用一片抗菌药目前是15美元，这
是金沙萨人两周的工资，而他还必须有固定的工作。患有艾滋病的人没有希望
得到这种治疗。
在和卫生部长会见后的那一天，我们首先去玛玛·那模医院参观。他们让
我去找病房主任贝拉·卡皮塔医生。我向一位护士询问：“我是“疫病控制中心”
的麦克科密克医生，我带了一组人员来帮助研究艾滋病问题，我能和这里的卡
皮塔医生见面吗？但得到的回答却是卡皮塔医生不在。在这里，主管人员总是
离开工作岗位去办自己的私事，这也是一桩常见的事情，这意味着，每件事都
将花极长时间才能办成。我从经验中了解到像这类事情，没有上级同意，其他
工作人员是不愿去插手的。如果领导不在，你就运气不好。
但是事实是卡皮塔医生第二天来了。昨天他是去看望他生病的父亲去了，
住在不太远的村庄里。卡皮塔大夫是在比利时受过训的心脏病学家。他常常去
看望他的父亲并为其父治疗充血性心脏衰弱，没有任何人可以治疗这种病。事
实上，我了解了他以后，我认识到以前对他的看法是极其错误的。卡皮塔医生
原来是个圣人。有一次我随他去当地邮局时，有一个小女孩走来向我们乞讨，
卡皮塔显然感到很惭愧，眼泪流了下来。他说：“以前不总是这样的，现在情况
不同了，生活更为困难，现在我们的孩子被迫去乞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卡皮塔医生是一个矮瘦的人，脑袋大而圆，目光尖锐。他极为聪明，渴望同我
们合作，特别是在我们来到之前，他早就敏锐地意识到在他的病房中有艾滋病
病例。他欢迎我们能够给他任何援助，但他同样也为我们提供很多帮助，因此
我推荐他为我们小组的成员，我们需要一个像卡皮塔这样的扎伊尔的同事。
他有人道主义精神，深刻理解我们来是为了帮助扎伊尔苦难的人民的。
正当我们在玛玛·那模和大学医院病房真正开始工作时，我们组减少了一
个人。汤姆·奎恩被召参加在丹麦举行的会议，在我们完成调查工作前不能再
回到扎伊尔。（然而在以后的几年中他仍是组里重要的成员）。因此，组里只有
我，彼得，亨利·台尔曼和费雷德·费恩索德。希拉负责试验室工作。我们的
调查工作是紧张的。每天我们必须对病人进行体检并收集样本，在下午前将材
料送到试验室。我们能给希拉的时间越多越好，她的试验程序需几个小时。我
们用一个临时装配的设备将细胞和样本置于合理的条件下加以冷冻和保存以备
将来使用。这套装置包括一个液体氮气罐，一般温度是 -200C（-328F）。但是
如果将细胞直接放进这样温度的液化氮中，他们冷冻得太快，会膨涨并爆裂开
来——这将使我们不能用冷冻的方法达到保存的目的。因此我们将装细胞的
小瓶侵入一种特殊介质中，然后装进厚纸袋中慢慢地不是浸人液化氮而是浸入
它的蒸汽，真的温度是 -80C（-112F），蒸气要暖和的多。这就像我们跳进游泳
池之前先把脚弄湿一样。但是液氮蒸气要远远比这个来得更冷。倘若把脚浸入
氮气中就会冻坏。我们将细胞暴露在液氮蒸气中几小时直到它们缓慢地、均匀
地冻结。程序是费时的，我们很少在晚上八九点钟前完成。试验室的工作既费
时又乏味，但希拉都承担了下来。虽然她对研究T4／T8细胞有相当技能，但每
天晚上要坐在显微镜下两三个小时，使她的眼睛和背部受到伤害。我们所做的
工作是一项艰苦的工作——精密、细致的工作，但也是艰苦的。
在我们调查的第五天，一位20岁的妇女昏迷不醒地被送进卡皮塔医生的
医务室。她的家属告诉我们她已病了几个月，发高烧，体重明显减轻并剧烈咳
嗽。他们说过去两周里，这些症状继续发展，她开始感到剧烈的头痛并昏昏
欲睡。当他们实在不能把她唤醒时，才决定送到玛玛·那模医院。就这样我们
和那玛（Yema）相逢了。
城里的“自由妇女”
九年前，当那玛全家从卡南加（Kanange）迁往金沙萨时，他们很自然地被
吸引到这“城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