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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御史台和刑部两个法律部门都以郭氏为首脑，郭鹏为了好看一点，就把司隶校尉这个职权较重的职位任命给了国渊。
国渊也是老臣了，是郭鹏的青州时代通过经学大师郑玄推荐的弟子之一，历任地方职位，从县令到郡守到中央尚书台尚书的职位都干过，履历很漂亮，而且学问扎实，公正无私，郭鹏就把司隶校尉这个职位交给了国渊。
另外按照之前的约定，郭鹏让荀攸做了河南尹，主掌首都地区的建设工作，也算是对他的付出有了交代。
大体上的行政分封就是如此，其他一些官员的平级调动很是寻常，并不值得关注。
而真正值得关注的就是尚书台的大改本身。
这里头最能体现出新皇帝郭鹏对新朝政治体制的架构思路，以及未来皇帝的施政方略。
恰恰在这方面，是群臣一时半会儿难以参透的，因为郭鹏的架构不同于以往任何一种方式，细分的程度很高。
也不怪他们，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他们自然不可能很快明白郭某人的用意何在。
郭某人的用意，自然是要拿两汉以来二重君主制的政治潜规则开刀，竭尽全力，把这种完全不利于君主集权专制的潜规则打掉。
这种奇特的政治规则直接影响了后来一直到隋唐的政治生态，这是郭某人不能允许的。
汉朝的政治架构其实可以说是秦的政治制度与周的政治制度的杂糅体。
所谓汉承秦制，倒不如说是秦和周的结合，这一点，从刘邦大封宗室诸王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来。
秦朝从未分封诸王，但是西汉时期却有实权诸侯王，这明显和秦朝的制度不一样。
到汉武帝往后，诸侯王才逐渐失去权力，经过东汉的漫长岁月，才终于变成了现在这种完全没有权力的地步。
甚至于被分封的诸王有些很贫困，比如还没做皇帝时的灵帝刘宏。
秦二世而亡，刘邦就是想承秦制也要掂量一二。
所以当刘邦看到了秦朝覆灭的时候因为没有宗室的帮助，导致地方上快速被席卷的教训之后，心里就开始犯嘀咕了。
等到异姓王们纷纷造反之后，刘邦更加确定外臣不可信，只有自己人才最可信，于是刘邦在地方分封刘姓诸侯王，并且赋予权力。
不能不分封宗室王以拱卫中央，但是郡县制又利于中央集权，所以综合一下，搞了一个郡国并行制。
就此，刘邦认为汉室江山已经稳固了。
可是他死了以后的吕氏之乱和七王之乱足以证明又想要中央集权又想要地方拱卫的想法实在是太天真了。
郡县和分封两种导向完全不同的体制并行，必然带来祸乱。
外人不可靠，自己人也不可靠，那可怎么办？
凉拌。
就郭某人所知道的，历朝历代都为这种事情感到十分的苦恼，又担心没有自己人镇着地方，会导致有叛逆的时候皇帝孤立无援，但是也担心自己人坐大了，会反噬中央，争着做皇帝。
于是随着王朝的轮回，分封宗室王和不分封宗室王的政治行为也在轮回，一轮一回，很有意思。
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为了保护一家一姓之天下，但是却不会有人打心眼里承认，皇权掌握在一家人手里本身就是极其危险的事情，被人夺取也是难免的事情。
王朝走到了末日，不会因为你有还是没有同姓诸侯王而改变。
天下刘姓诸王还少吗？
汉室宗亲还少吗？
又有几个人能阻止郭某人呢？
郭某人从来不认为这种事情真的有议论的必要，在他看来，如果一个王朝走了下坡路，绝非分封还是郡县的问题，根本不用讨论。
七百八十五 郭鹏不可能放任下一个大家族的诞生
东汉政治制度的架构和儒门士人们对选官权力的垄断本身就造成了汉帝容易被架空的局面。
这个局面一旦形成，汉帝本人的地位就十分危险，皇权也将被其他人抢夺走，想要夺回来并不容易。
郭某人钻了这个大空子之后，自然不会将这个空子留给别人，让别人也走他的路子，所以在政治制度上，他要进行一定量的改变。
这个改变不能是一蹴而就的，那样的话会过早暴露他的专制之心，引起群臣的猜疑。
他要一点一点的改变。
首先，从中央开始，从三公九卿开始。
东汉的中央政治制度总结起来就是以三公九卿为基本架构，但是实际政治权力已经完全转移到尚书台，是三省六部的雏形。
东汉不置宰相，执掌尚书台的人会成为事实上的宰相，而往往执掌尚书台的人也会有太傅太尉之类的名誉加官，以示地位高，这个时候再“录尚书事”，则权力大，尚书令反倒不常置。
汉帝的本意是要通过尚书令的出现夺取士人的权力，可最后却出现了三公录尚书事的局面。
东汉的三公是很特殊的，在二重君主体制下，三公、刺史和郡守是可以开府辟召属吏的。
郡守开府，是用来笼络所守地方豪族并且完成皇权与地方治权相衔接的渠道。
州部开府，主要是用来履行刺史的行政监察权与乱时临时军事调度权的渠道。
而三公开府，就是汝南袁氏、弘农杨氏、颍川陈氏荀氏等顶级经学士族用来营造全国性门生故吏网络的渠道。
一旦三公录尚书事，就可以通过开府来辟召属吏，执掌权力，权倾天下，使得身为政治花瓶的三公具备实际权势，这种状态下的三公就是实际上的宰相，而且比宰相更加尊贵。
正因为此，才会有『一旦出现灾厄就要罢免三公』的反制措施诞生。
士人再强，也要对上天妥协。
郭鹏建立魏帝国以后的一大政治目标就是从中央到地方全面终止官员开府的可能性，终止二重君主制，无论是三公还是三公级别的将军以及地方刺史、郡守，他都不能允许他们开府。
可是目前而言，他办不到。
他虽然权力最大，但并非是唯一掌握权力的。
只要不是造反，门生故吏就要跟随举主行动，和举主统一步调，这是对皇权最赤裸的挑战和讽刺。
可笑的是，东汉历代皇帝对此无能为力，只能坐视这样的规矩变成政治潜规则，变成大家都认同的连皇帝都不能违背的规则。
郭某人的手脚也被这样束缚住，所以在身为『民』的时候，他竭尽全力扩大郭氏故吏的团体和权力，就是为了在这个时候成为他们的第一重君主也是第二重君主，各种意义上获得他们的效忠。
但是他的最终目的不是发扬光大二重君主制，而是要从根本上废除二重君主制这个荒谬的存在，把二重君主变回一重君主，实现皇帝的集权。
这种奇怪的制度有它诞生的必然性，但是对于郭鹏来说，这是不能接受的。
而若要废除官员本身的辟召之权，终结二重君主现象，废除察举另立科举就是必须的。
察举不废除，科举的规矩不确立，他办不到这件事情，他不能独享君主的权力。
他的权力再大，威望再大，也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士人政治的基础，无法废除二重君主规则。
这是郭某人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利益集团的代表而非真正的主人翁的重要契机。
所以他不断的思考，该如何一步一步的结束二重君主制的存在，实现真正的君主专制。
但是这样做，就是在赤裸裸的侵夺士人权力，挖士人的墙角，必将引起剧烈动荡，眼下天下尚未统一，他尚未坐稳帝位，所以他不能这样做。
但是他要为自己留下这样做的余地，奠定一点基础。
于是，他决定在事实上把三公九卿一起虚权化，更加彻底的虚权化，让三公九卿成为真正的花架子，只有其名，没有其实。
先从距离自己最近的地方把士人赶走，并且终止中央层面的士人开府，让大的经学士族不能依靠开府笼络门生故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