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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只要守规矩不犯错，得到提拔那是一定的。
对于诸葛亮的忧患意识，他挺佩服的，却不以为然。
天下一统了，国朝没有威胁了，大家自然而然会想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大家也不是铁人，血肉之躯，怎么能不休息呢？
不过很快他就不这样想了。
因为诸葛亮的乌鸦嘴真的应验了。
过了没几日，天气依旧寒冷的时候，他们的顶头上司内阁首辅曹操带来了最新的朝政消息。
大朝会的时候，皇帝下令，把原先的岭南之地正式设置为交州，为魏帝国的一个新设立的州级建制，任命张津为交州刺史，治理交州。
算是根本上承认了交州的历史地位和政治地位，给了张津很好的待遇，让他安顿好交州。
反正看皇帝的意思，对交州也不怎么上心，大概是觉得交州过于蛮荒，所以对交州不感兴趣，不派官员不派军队，感觉就像是承认了张津的半独立地位一样。
这交州还真是没有牌面。
大家暗地里都在嘲笑交州，说皇帝那么在意土地和税收的人都对交州不上心，可见交州是多么的没有牌面。
这个消息不过是对去年的事情的一些交代和总结，没什么大不了的。
接下来才是让大家心中一凛的消息。
皇帝下旨，着内阁和财政部联手，限期拟定商税章程，对各地商旅的交易行为加征商税，以补贴行军作战的耗费和新获得领土的行政支出。
天子要加征商税了？
内阁官员们顿时感到极其惊讶。
方才轻松的氛围顿时消失不见。
诸葛亮和司马懿一愣，然后互相看了看对方。
所有人都没料到，这个事情来得有些突然。
或者说，大家都没有引起过重视。
这个事情之前发生过一次。
前年年末到去年年初，几个月的时间里，就加征商税与否，当时朝堂上辩论的很激烈。
一批官员强烈要求加征商税。
以财政部尚书王粲为首的这一批人指出魏国商业繁茂，各城镇商业交易非常兴盛，商贾大户从中获益颇多，而朝廷却不能从中征税。
魏帝国商税征收按照东汉的旧制来，而早在魏公国时期，郭鹏就曾经废除了一些看上去像是苛捐杂税一样的商税条目，进一步削减了商税内容以刺激商业发展。
现在商业发展得很繁盛，但是商业进行的一部分成本也被国家承担了。
朝廷国库支出内容相当繁多，国库不能储存更多的银钱，余钱有限，担心未来遇到大灾会无力应对。
王粲举出了民政部这些年对黄河沿岸蝗虫治理的财政支出费用数额，与对未来蝗虫治理需要费用额度的预算。
王粲以此来论证未来为了治理黄河和蝗灾，国库会面临入不敷出的局面。
他说的也的确是个问题。
郭鹏建立魏公国之后就任命了太史令，让太史令密切关注气候变化。
之后根据太史令的统计推算，近年来各地气候偏寒，降水减少，较之桓灵以前，冬日的时长更长，开春的时间渐渐向后推移。
这不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生产，还会造成蝗灾的泛滥。
前汉桓灵二帝以来，黄河流域蝗灾的次数年年递增，影响范围日渐扩大，黄巾之乱以后，蝗灾广泛的出现在青州兖州和豫州等重要的产粮之地。
幸而郭鹏占据青州以后积极推广养鸭治蝗方略，号召农户们在蝗虫未起之时放鸭入田清剿蝗蝻。
如此，随着郭鹏权势的增长，便沿着黄河流域一路向西，构建了针对蝗蝻的天罗地网，逐渐把青州兖州和豫州从蝗灾笼罩范围之内解救，还以此使得肉鸭的产量大大提高。
固然成效显著，但是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九百一十一 孤要加征商税，谁支持？谁反对？
每年，中原地区还是有一些地方会发生小规模的蝗灾。
既然成了成虫，就不是鸡鸭之类的可以解决掉的，蝗虫会飞，吃东西的速度极快，飞的速度也很快，鸡鸭再能吃也只是望洋兴叹。
这个时候，就需要人力扑打，围剿，甚至火烧，由地方官府出面组织人力物力进行扑打，然后出钱购买蝗虫，最后统一烧毁或入药处理。
所幸大规模蝗灾不复存在，小规模的蝗灾在地方的协调下勉强能压下去。
养鸭治蝗某种意义上属于亡羊补牢，是蝗虫幼虫期间的干预措施，不是治本之策。
本地蝗虫消灭殆尽了，外地蝗虫还是会迁徙出现，蝗虫的飞行能力真的很强。
郭鹏清楚蝗虫喜欢温暖干旱，所以为了从根源上解决蝗虫问题，郭鹏积极在各地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将土地利用率提高，以此毁坏藏在土地深处的蝗虫卵。
就算是因为人口损失过大而无法填充的无人区，郭鹏也会组织人手进行植树造林或者植草之类的行动，以此增加植被覆盖率，压缩蝗虫的生存空间，以此治理蝗虫。
依靠这样的行动，蝗灾发生的范围和频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缓缓减少，粮食产量得到了很大的保证，但是这样的行动也伴随着大量的支出。
举出了这样的例子之后，王粲坚决要求加征商税，开源节流，以备不时之需。
因为谁也不知道下一次蝗灾乃至于下一次旱灾会出现在什么地方，朝廷必须要有足够的钱资金储备和粮食储备，否则一旦蝗灾起，就是千里饿殍的局面。
民政部尚书枣祗对此表示赞同。
“近年来，开春之日越来越向后推移，入冬之日却越来越早，这不是好的迹象，不利于粮食的生产，从中原到河北再到并州幽州，这样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非常值得关注。
所以我等上报陛下之后，陛下要求我等组织人手向南开垦土地，认为南方普遍较为温暖，若是中原与河北粮食产量减少，江南若能大量产粮，一样可以弥补北方的不足，这需要钱。”
枣祗也在朝堂上给出了自己的理由，坚决支持王粲加征商税弥补国用的建议。
内阁首辅曹操给出的理由也非常值得关注。
郭鹏在延德二年六月曾经下旨给曹操，让曹操领衔内阁成员对接工部，探讨修建一条从洛阳抵达江南的水路运输渠道的可能。
郭鹏认为开春之日后移和入冬之日提前已经变成了一个固定趋势，如此下来不过数十年，中原与河北可能会面临严重的粮食减产。
中原与河北如今是重要的粮食产地，一旦粮食减产，不可避免的会造成饥荒，所以未雨绸缪，把江南作为重要产粮基地的策略很有必要。
不仅如此，还要考虑从江南到中原之地的运输渠道。
陆路运输不行，运量太低，根本不能满足到时候巨大的需求，所以需要考虑水路。
而水路又没有现成的，所以简单来说，就是皇帝有了想要修一条内河运输渠道的想法。
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而为了实现这一系列的动作，皇帝需要钱，这钱从何来？
商税之中而来。
于是皇帝在很多人的推动下有了全面加征商税的想法，并且这一行为也有大义名分——重农抑商是历朝历代的国策。
财政部尚书王粲和民政部尚书枣祗两人一同上表，直言商业过于繁荣的情况会使得商业与农业争夺劳动力，间接影响粮食产量，所以坚决要求遏制商业发展，打压商业，以稳固农业。
农为国之本。
一顶大帽子扣下来，顿时叫反商税集团人心惶惶。
当然，他们决定不会那么轻易的就认输。
这一要求被很多官员反对，官员数量最多的尚书台内部就有诸多官员提出反对意见。
他们认为魏国商税一直都按照东汉制定的策略执行，那么多年也过来了，现在突然要增加税收，难道不会引起民众的不满吗？
一旦发现钱不够用就要加征税收，长此以往，民不聊生，还谈什么治理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