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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室设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里。我负责中饭，从尤吉酒家带来了几个免费的三明治。我们聊着家人朋友最多聊了5分钟。他对我的工作问了几个问题，但他知道适可而止。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几乎是一切。因为我不想让他知道我所承担的在圣彼得医院的新使命，也不想让他了解我在那儿的活动情况。
布克已真的成了一个该死的律师啦！在规定的聊天时间到了以后，他看看表，马上就投入他为我们俩安排好了的紧张复习。在这个了不起的下午，除了喝咖啡去洗手间，我们将一刻不停地学习6小时！然后在6时整离开，那只是因为别人要用这个房问。
我们从12时15分至1时30分，复习联邦所得税税法。布克对税法一直学得比我好，因而他主讲。我们啃的是资格考试复习材料，税法困难的程度与去年秋天听这门课时一模一样。
1时30分，蒙他恩允，我去了一次洗手间，取了杯咖啡。然后就由我主讲联邦证据法，直到2时30分。材料很精彩。布克充沛的精力和认真的态度也感染了我，于是我们对一些枯燥无味的材料展开了闪电式的突击。
在律师资格考试中败北，无论对谁都将是一场噩梦，而对于布克，那将会是巨大的灾难。就我而言，即使考试失败，坦白地说，也不会等于世界末日来临。我的自尊心将被击得粉碎，但我一定可以重新振作起来。我会更努力地苦读，在6个月后，重新参加考试。只要我每个月都能捕捉到几个委托人，布鲁索肯定不会在乎。假如我能钓到一个严重烧伤的客户，他是肯定不会希望我再去参加什么资格考试的。
但布克却可能会陷入困境。我想，假如他第一次不能通过，他难免会受到马尔文·香克尔的白眼。万一第二次再不能过关，那他恐怕就要成为历史了。
2时30分正，马尔文·香克尔走进会议室，布克把我介绍给了他。他50出头的年纪，身材壮实修长，鬓角微白。他声音柔和，但目光锐利，大概连拐角后面的东西也可以看见。在孟菲斯城南律师圈子里，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能见到他实是荣幸。
布克事先已做好安排，请他为我们讲一次课。他就民权诉讼及就业歧视滔滔不绝地讲了几乎一小时。我们听得非常入神，偶尔也做点笔记，提几个问题，但主要是凝神倾听。
他讲完就去参加一个会议。我们化了半小时，自己复习反垄断法与垄断企业。4时正，第二次讲课开始。
这次讲课的人名叫狄龙·基普勒，一位哈佛毕业的合伙人，擅长宪法。他讲得慢慢腾腾，有气无力。只有在布克插进几个问题、给他洒上一点胡椒面的时候，他才有点儿热气。我发觉自己仿佛正在深夜里的灌木林中游逛，拿着一根鲁思式的棒球棍，像疯子似地跳将出来，把克利夫·赖考揍了个半死。为了不再打瞌睡，我绕着桌子走着，猛灌咖啡，竭尽全力注意听讲。
将近结束的时候，基普勒反倒精神抖擞，生气勃勃。我们用问题向他发动连续猛攻，他话说了半句突然停下，惊恐万状地看着表说他得走了，一位法官大人正在某处恭候他呢。我们谢了谢他，他转身拔脚飞跑。
“我们还有一小时，”布克说。这时是5点过5分。“咱们干什么呢？”
“去干杯啤酒。”
“对不起。该学不动产法了，要么就复习职业道德。”
复习职业道德，虽然是我的迫切需要，但我累了，而且也没有情绪再次被人提醒：我的罪孽是多么深重。“那就复习不动产法吧。”
布克跑到会议室的另一头，抓来了论述不动产法的书。
我拖着沉重的脚步，穿过圣彼得医院心脏地区曲曲折折的走廊，走到自助餐厅我喜欢坐的那张桌子旁边的时候，已将近8点钟。桌上坐着一位医生和一名护士。我买了咖啡，在附近坐下。那位护士长得非常讨人喜欢，但此刻却显得心烦意乱；看他们悄悄说话时的那神态，我敢断定，他们俩的事准是触礁啦。他年届花甲，做过头发移植手术，下巴刮得精光。而她只有30岁，现在是情人，将来显然也不可能升为太太。他们的这场悄悄话，可真不轻松。
我无心学习。今天已经学得够多的啦。但布克此刻仍呆在办公室里，为资格考试刻苦复习。这是让我学习的唯一动力。
几分钟后，那对情人突然离开餐厅。她泪水涟涟，而他却是表情冷漠，无动于衷。我走过去，坐在我那张桌旁我的椅子上，摊开笔记试图开始学习。同时，我也在等待。
10点过几分，凯莉来了。但今天为她推轮椅的却换了一个人。她冷冰冰地向我瞟了一眼，朝房间中央的桌子指了指。他把轮椅推到了那里。我望着他，他望着我。
我想这是克利夫。他和我差不多高，6英尺1英寸左右，但身体十分结实，而且已经开始长出一个啤酒肚。肩膀宽阔，肌肉发达，一件T恤衫紧紧绷在身上，像是专门为炫耀那双有力的手臂。紧身牛仔裤。棕色的鬈发太长，略显过时。手臂长满毛，脸上长满须，他属于八年级就开始刮脸的那一类。
他长着淡绿色的眼睛，面孔英俊，但看上去要比19岁大得多。他绕过被他用棒球棍击断的那只脚踝，走向柜台买饮料。她知道我在目不转睛地望着她，便小心翼翼地打量周围的情况，最后朝我飞快地挤了挤眼睛。我差点儿洒了手上的咖啡。
不需要多大的想象力，就可猜出他们刚才谈话的内容。威胁，道歉，请求，进一步威胁。此刻他们双方都板着脸，显得很不愉快，默默地吸着饮料，虽然偶尔也说一句半句话，但在旁观者眼中，却像两个少年情侣，在噘着嘴进行每周一次的例行约会。一方说了很短的一句话，另一方则做出更短的回答。两人的眼睛都死盯着地板或墙壁，非绝对必要，目光决不落到对方身上。我用一本书遮住面孔。
她为轮椅选定的位置，使她可以望着我而不被人发现。而她的背却几乎对着我。他不时回头东张西望，但他的一举一动早已像电报一样传到我的身边，他的目光还没有来得及落到我头上，我已经在抓着头发，目不斜视地盯著书本了。
在几乎是完全沉默的状态中过了10分钟后，她说了一句什么话，引起了他异常激烈的反应。可惜我没听见。他突然摇着拳头，对她低声怒吼。她把他顶了回去。声音越来越高，我迅速发现，他们在讨论她是否要出庭作证，对他提出指控。似乎她尚未下定决心。似乎这确实让克利夫烦躁不安，因而他勃然大怒，暴跳如雷。对于一个大男子主义十足的南方乡村的红脖子，这当然不足为奇。她在叫他不要吼，他环顾四周，稍稍降低了点儿声音。他说什么我听不见。
在挑起他的怒火之后，她又使他安静了下来，尽管他仍旧很不愉快。他生着闷气；有好一会儿，相互不理不睬。
后来，她又重演了一遍。她叽叽咕咕地说了点儿什么，他的背立刻僵直，两手发抖，喷出满口的脏话。他们吵了一会，她闭了嘴，把他晾在一边。克利夫可不吃这一套，他的骂声变得更高。她叫他住口，别忘了这是公共场所。可他吼得更响，威胁说假如她不撤消指控，他就要对她如何如何不客气，他也许要下大牢，如此等等。
她又回敬了一句，说的是什么我听不清。但他突然用手使劲一挥，把他的那只聚苯乙烯塑料杯摔到地上。汽水飞洒过半个房间；碳酸泡沫洒落在地板和别的桌子上。汽水弄湿了她的衣服。她吓得喘着粗气，闭上眼睛，开始哭泣，他一边破口大骂，一边噔噔地走了出去。
我本能地跳起来，但她立即朝我摇摇头。我重又坐下。收银员一直注视着这一场景，这时拿着一块擦手毛巾走过来给了凯莉。凯莉擦掉了脸上和臂上的可乐。
“我很抱歉。”她对收银员说。
她的长袍已经湿透。她用力抑制住向外涌的泪水，擦着腿上封的石膏和大腿。我在她的近旁，可是却束手无策。我想，她是怕他可能回来，发现我们在交谈。
医院里有许多地方，可以让人坐在那里喝杯可乐或咖啡。她之所以把他带到这个餐厅，是因为想让我看看他。我几乎可以肯定，她那样撩拨他，是给我一个机会看看他的脾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