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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终于做出了回答，其正确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目的已经达到。我又取出那两本绿色封皮的手册放在桌上，好像是想和威克斯一起再对它们研讨一番。人们立即睁大眼睛。我举着理赔部的工作手册，请问他是否对他如此热心地加以管理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内部的理赔程序进行定期审核。他本想回答“是”，可是他显然听说过U节的事，因而说了“不”。我对这样的答复做出的反应，当然是一脸的震惊。我向他抛出几个语中带刺的问题，接着就给他台阶下。他已经威风扫地，并且已经得到相应的记录。
我又问：他是否知道佛罗里达的保险署正在对大利公司进行调查？他不知道。南卡罗来纳呢？又是不知道。对他来说，这是道地的新闻。那么，北卡罗来纳呢？他似乎有所耳闻，但尚未看到任何材料。肯塔基呢？佐治亚呢？没。他郑重声明，别的州正在做什么，他毫无兴趣。我对此向他表示了谢意。
德拉蒙德传唤的第二个证人，也不是大利公司的雇员；不过，这样说也有点儿勉强。此人名叫佩顿·赖斯基。他有个很能吓唬人的头衔：全国保险同盟执行主任兼会长，而且长相和风度都像个大人物。我们很快就弄清，他那个同盟是以华盛顿为基地的一个政治组织，经费由各家保险公司提供，充当他们在国会上的代言人。全是一帮说客，当然是财源滚滚。我们被告知，他们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全是为了促进这美好的保险事业。
小小的开场白，化了很长的时间。下午1点半就已经开始，到了2点钟，我们已经完全相信，这个全国保险同盟差不多就是在拯救整个人类。他们是多么出色的人啊！
赖斯基在保险业已经混了30年，德拉蒙德很快就把他的经历和背景披露给我们。他想以此来确定赖斯基作为保险理赔专家的地位。我不反对。我研究过他在另一案件中作证时的证词，我认为我完全能对付他。为了使U节让人听起来妙趣横生，我正需要有个非同寻常的天才专家呢。
他在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催问的情况下，滔滔不绝地主动向我们讲述这样的索赔申请应该如何处理。德拉蒙德严肃地点着头，似乎他们现在已经击中了某个人的痛处。你猜他说的是什么？大利公司处理这件索赔申请，是严格地按章办事的。当然也可能犯了一两个小错误，不过呢，嘿，公司那么大，有那么多申请要处理嘛。总的说来，没有大的偏差，处理得还是合情合理的嘛。
赖斯基证词的实质是，由于这一索赔要求的金额太大，大利公司完全有理由予以拒绝。他非常认真地向陪审团解释，一份每周只交18美元保险金的保单，自然没有理由指望它支付高达20万美元的移植手术费。借方保单的目的本来就是提供最最基本的保险，而不是为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提供费用嘛。
德拉蒙德提出了工作手册以及其中失踪了的U节的问题。这是不好的，赖斯基说，不过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手册这种东西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一直不停地修改的。有经验的理赔员对工作手册往往并不在意，事情该怎么办，他们心里有数。但是，目前既然已经产生了这样的争论，那咱们就来谈点儿意见。他迫不及待地拿起理赔部工作手册，一节一节地向陪审员们解释。一切都用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嘛，一切都进行得无比顺利。
他们谈了手册，接着又讨论那几个数字。德拉蒙德问他，是否有机会研究与保单、索赔和拒赔数字有关的资料。赖斯基严肃地点点头，从德拉蒙德手上接过那份打印材料。
大利公司1991年拒赔率确实比较高，不过这可能有几个原因。这样的拒赔率过去在保险行业也不是没有听说过，而且我们也不能对这些数字过于相信。如果看一看过去10年的情况，大利公司的平均拒赔率实际上略低于12％。这肯定没有超出全行业的平均拒赔率。接着他就列举了一批又一批数字，我们一下子全都给他搞得晕头转向，稀里糊涂，而这正是德拉蒙德的目的。
赖斯基走下证人席，开始在一张彩色图表上指指点点，像经验丰富的教师一样对着陪审团讲个没完。我真想知道他这样表演的次数一年有多少。大利公司的这些数字大大低于同业。
基普勒在3点半大发善心，宣布休息。我和库柏·杰克逊以及他的朋友们走到外面的走廊上。他们都是富有经验的出庭辩护律师，马上向我提出了中肯的建议。我们一致认为，德拉蒙德在打疲劳战，他想磨磨蹭蹭拖到周末。
我整个下午在庭上没有吭过一声。赖斯基一直拖到很晚。临结束前还大谈特谈大利公司的处理是多么公正。从陪审员们的脸上可以看出，此人作证终于结束，他们为此十分高兴。而我也因为可以多几个小时准备对他反诘而感激不尽。
我和戴克陪同库柏·杰克逊以及其他3位律师，在名叫格里桑蒂的一家意大利老饭店美美地吃了一顿晚饭。老板名叫大约翰·格里桑蒂，为人十分风趣，把我们领进一个包厢，给我们拿来一瓶我们并未点过的美酒，而且实际上是他为我们点了菜。
几杯酒下肚，我感到轻松和平静。多少天来，这是第一次。也许今夜可以安眠。
这顿饭吃了400多美元，账单一到，库柏·杰克逊立刻一把抓了过去。感谢上帝！鲁迪·贝勒事务所也许很快就会赚到大钱，可此刻它仍旧是穷得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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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上午天气晴朗。佩顿·赖斯基一踏上证人席，我立刻把那封“愚蠢之至”的信交给他，请他大声朗读。他读完后我问道：“赖斯基先生，在你这位专家看来，大利公司的这种反应是公正合理的吗？”
他事先已有准备。“当然不是。这是骇人听闻。”
“是令人震惊的，不是吗？”
“是。不过，我听说这封信的作者已不再在大利公司工作啦。”
“谁告诉你的？”我惊疑地问。
“嗯，我记不清了。反正是公司里的什么人吧。”
“这位公司里的什么人也告诉过你克罗基特不再在公司工作的原因吗？”
“我记不清了。可能与这封信有关吧。”
“可能？你对自己的话有无把握？或者仅仅是猜测？”
“我真的记不清啦。”
“谢谢你。这一位公司里的什么人，有没有告诉你：克罗基特先生是在他将为本案提供证词两天前离开公司的？”
“没有。”
“你不知道他离开的原因？”
“不知道。”
“好。我本以为你是想向陪审团暗示，他离开公司是因为他写了这封信呢。你没有想做这样的暗示吗？”
“没有。”
“谢谢你。”
昨天晚上喝酒的时候，大家一致认为，想用工作手册的问题扳倒赖斯基将是个错误。这样的想法有好几个道理。第一，这一证据早已在陪审团面前亮过。第二，这一证据第一次出现时场面极富戏剧性，方式极为有力，亦即：洛夫金撒谎时当场被拆穿。第三，赖斯基能言善辩，难以制服。第四，他已为这一袭击做好准备，守住自己的阵地较易。第五，他将抓住这一机会把陪审员们搞得更加糊涂。而最重要的是，这要花许多时间。就工作手册和统计数字与赖斯基争论不休，一天时间很快就会过去，结果是我会白白浪费一天，毫无进展。
“谁为你支付工资，赖斯基先生？”
“我的雇主，全国保险同盟。”
“谁为全国保险同盟提供经费？”
“保险业。”
“大利公司对全国保险同盟有捐赠吗？”
“有。”
“捐赠多少？”
他朝德拉蒙德瞧了瞧，德拉蒙德早已立起。“反对，大人，这与本案无关。”
“反对驳回。本庭认为大有关系。”
“捐赠多少，赖斯基先生？”我又追问道。
他显然不想作答，因而显得十分拘谨。“每年1万美元。”
“原来他们给你的钱比给唐尼·雷·布莱克的多哇。”
“反对！”
“反对有效。”
“大人，我很遗憾。刚才这句话我收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