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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厄姆华尔街教父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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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页

书籍名:《格雷厄姆华尔街教父回忆录》    作者:本杰明·格雷厄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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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母亲及其三个孩子每月暂时靠75美元左右的收入生活,这对一位夫人来说——几年以前还一直是一幢大房子的女主人,有厨师、仆人和法国女家庭教师——生活水平已大大降低了。让我尽量精确地描述我的母亲,因为她是那么纯洁,无须任何虚饰。      
  在我的记忆中,她是一位庄重高贵的太太,但事实上十分矮小,不满5英尺高。当她走在大街上,周围跟着三个长大的儿子时,就好像一块微小珍贵的宝玉,托付给强大的卫士照顾保护一样。她的稳重高贵一定来源于她自己当时短小的身材,来源于她总是保持尊严和体面。母亲不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美女,但是她楚楚动人,足以到处引来羡慕的回眸。直到76岁突然去世前,她一直保持了面貌的娇美和皮肤的细嫩。      
  母亲有许多优点,也有一些缺点。她最大的长处在于她的勇气和人生观。丈夫的过早逝世使她失去了除了孩子以外的其余一切。她并未显示自己对丈夫戈萨克的刻骨铭心的怀念,但戈萨克之后的任何一个男士她都不屑一顾。      
  尽管好几个男士提出同她结婚,而且他们在物质上都有不少可以打动人心的优势,但她都坚定不移地拒绝嫁给她不爱的人。大约在她守寡5年后,一个中年丧妻的男士积极地追求她,此时正是我家经济最拮据的关头。我们在长岛巴勒公园区与莫里斯舅舅一家合住一幢房子,我们明显地感到他们把我们当穷亲戚看待。那位男士接母亲去吃饭看戏。她自豪地带了一盒昂贵的巧克力回家——这盒巧克力在我们看来如同无数颗珠宝那么耀眼。不久她唤我们到一个议事的房间去,宣布已有人向她求婚,要我们考虑一下这件事,然后把意见告诉她。当时我们分别是16岁、15岁和14岁。虽然我们非常认真又得体地讨论了这件事,但我不好意思承认,我们内心里都为将来经济上可以摆脱贫苦而欣喜万分。我们很快作出决定,并向母亲说:“母亲的幸福是我们首先的考虑。如果这次婚姻能减轻您的许多负担,使您得到满足,我们根本不想阻挠。相反,我们欢迎生活中这一重大的变化,并且努力热爱新父亲,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儿子。”      
  我们说完,母亲对着我们微笑。然后她以平静的语气对我们说她一直在考虑这件事,已决定不接受求婚。也许那位男士是挺合适的,但她不爱他,并且觉得永远不会爱他。没有爱情她决不结婚,不论结婚有多少好处。我们无话可说,吻了她一下就十分失望地走了出来。      
  母亲不肯再婚是因为爱情重于财富。然而她的人生观既不是浪漫的,也不是不切实际的,更不是特别理想主义的,她的价值观是资产阶级的追求舒适。金钱对她来说是很重要的,这不仅是为了获得生活必需品,而且更有趣的是,金钱是过奢侈豪华生活的关键,是在世界上出人头地的证明。她对儿子寄托很大的希望,在最苦的日子里,相信全家一定会时来运转。这个信念支持着她。      
  事实上,她比我们更有信心,有一件事可以说明。我快要中学毕业了;两个哥哥都已工作,每周最多可挣10美元。一家报纸的民意调查表明,一般工人如果以后每周能挣30美元,他就会十分满意了。母亲问我们觉得这种态度怎么样。我们一个接一个回答:每周30美元是相当丰厚的工资,不太容易挣到的,如能拿到这么多的钱,我们也就十分满足了。母亲看着我们,脸上的笑容带有轻蔑的神气。她说,如果我们的抱负真的像这样平庸,她就大失所望了。      
  母亲相当讲究享乐,喜欢精巧漂亮的东西,除非迫不得已,不愿意工作或全力以赴地工作。她常自豪地说,在娘家她是以“豌豆公主”的雅号出名的,因为她能在自己床上许多条褥垫下面找出一粒豌豆来,所以可以要求享受特权。但在丈夫去世后,她似乎一夜之间变得出人意外地吃苦耐劳、能屈能伸和善于应变。凡是该做的事她都肯做,甚至擦洗厨房的地板这种最累的活,她也不辞辛苦。她出门时没有钱打扮自己,对此她毫无一点怨言。      
  但是她也想出了把家务杂活交给儿子去做的办法。如果母亲睡得很迟,我们就得自己做早餐。她的习惯并不是养尊处优的高贵妇女所有的那种。天已经很亮——大约10点钟时——她才起床,到下午1点钟她又回房休息。起来后和回房前她要喝一杯茶。即使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茶里也总要放几滴奶油。我们小孩子不做午餐,但是要洗盘子、铺床和清扫地毯。我主要跑跑腿,就是说大多数时候是去买东西。      
  母亲设法保留了过去的一些小小的高档享受。她努力不要过分偏爱精致美味的食物,但是她无法抵制某些食欲。她不时地烤一炉可口的小饼干,因为加了黄油,所以又松又脆。这种饼干成本很高,她说服自己,对于吃惯粗食物的一般男孩来说吃小饼干太精致细巧了。所以她把饼干装在一个马口铁罐头里,罐头藏在大衣橱里许多女内衣当中。这个大衣橱曾跟随我家多次搬迁(放在汗水淋漓的搬运工背上搬迁的)。我强制自己一次偷吃一块小饼干,一周不超过两次。但是有一天,母亲走进卧房,发现我手里捧着饼干箱。我等待着一顿打骂。想不到她的责备是如此温和,使我感到更加羞愧,而且她很快退了出去。直到许多年后,当我回忆起这个情景时,我才明白当时母亲的内心一定比我更加痛苦。      
  我们对家里的黄油都很小心——母亲从来不许我们在面包上同时涂黄油和果酱——因为我们吃的都是价格昂贵的甜黄油。咸黄油对别人来说是够好的了,但却从不合母亲的口味。她的另一个奢侈享受是在浆果和其他菜肴上加红糖。她把红糖贮存在水晶容器内,为了满足她那苛求的口味,她总是在红糖里加上真正的黑香草豆。她还喜欢在面包奶酪上加细香葱,这些葱种在厨房窗台上的一个小盒里。      
  母亲的思想活跃,但是谈不上深刻。她使自己有兴趣值得一谈的话题显得十分重要,从而使她的谈话水平大大高于她的女友。年轻时,她受过很好的教育(对19世纪80年代华沙的一个姑娘来说,她受的教育是很好的),读过诗歌和优秀小说,能相当熟练地使用几种语言。但深思熟虑不是她的特长。随着岁月的流逝,她越来越不想看严肃的读物了。但她仍十分注重学习和研究。她的忠告——即使不是她自己的榜样——一直不断鼓舞和激励我积极开动脑筋。      
  母亲的牌瘾很大。她总是为赢钱而打牌,但是下注从不高得变成真正的赌博。幼年时母亲向我们传授了玩韦斯特、皮诺克尔以及其他牌戏的奥秘。母亲很喜欢和我们一起打牌,并在打牌时教我们计算牌点的方法。她常说打牌是她唯一能够比我们做得好的事情,同时她从自己的牌技高人一筹中获得了真正的快乐。她喜欢引用一位著名的法国人——大概是拉罗什富科①吧——对一位不打牌的人所说的话:“孤独的老年就要来到,你怎么办呢,我的朋友!”这句话对我的母亲特别适用(她只有靠打牌消磨时光),要和妇女们闲谈几分钟她都忍受不了。      
  母亲放手让我们去面对男青年活动中的风险。不管体育运动有多大危险性,她从不建议我们不要参加。我们常常身上带着乌青块和内伤回到家里。尽管恰如其分地表示同情,她不止一次地说腿上划破的伤口会自己愈合,而撕坏了的裤子则需要修补或花钱,这种话使我们惊讶不已。      
  她也努力培养我们的勇气。在我们开办客栈的日子里,母亲睡在地下室的一个房间里,我和她合睡一张很大的双人床。(我和她睡觉和醒来的时间完全不同,所以我不记得有什么隐私问题或因这种安排而造成的拘谨。)有一个晚上——也许晚上两三点钟——她把我从酣睡中叫醒,说她听到屋子里有不寻常的响声,说不定是窃贼闯进来了。接着,她以一种平淡呆板的声调宣称我们得到屋里各处走走看看,因为她有心事,一直没睡着过。她点亮了汽油灯,我们两个开始巡查房间。如果我们果真发现了窃贼,我一点不知道怎么办。我怕得要死,但是我不好意思在母亲面前流露出害怕的神情。结果没有发现什么贼,我们就回房去睡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