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页
《格雷厄姆华尔街教父回忆录》章节:第41页,宠文网网友提供全文无弹窗免费在线阅读。!
我们自己的汽车前轮轴坏了——虽然出毛病时我们并不知道，但肯定是在那次事故中撞坏的。我们对一辆新雪佛莱轿车产生了强烈兴趣。由于一战后的通货膨胀，它的价格高得惊人，要卖720美元。当地的交易商为了促成这笔买卖，向我们允诺，如果我们现在付清车款，买下这辆雪佛莱，他就负责修好我们的车子，并以250美元卖给别人，当然接下来要从中扣除他的修理费。我有精明的商业头脑，所以使我们的口头协议变成书面合约，他在上边签了字。他修好了我们的车，但找不到买主。在我返回纽约之前，我理直气壮地来到他面前，挥舞着合约告诉他，要么给我们钱，要么至少把我的车子还给我们。他举手投降了，让我们把福特车开回了家。当我们把它开到华盛顿山时，我们马上发现一个邻居很乐意出300美元来买这辆车。就这样，我们从看上去很尴尬的局面里摆脱出来，而且情况比预料的要好些。
但是使我回想起这个故事的真正原因是我的买主和他的车（我们曾深深怀念的这辆汽车）之间的浪漫故事。同当时大多数车主一样，他把他的汽车停在我们的街角上。他是个牙医，在看病间隙，会冲出来为他的车子掸灰尘，或用一块羊皮把他的车擦得金光锃亮，还可能清洗挡风玻璃和座垫套。当我们看到这动人场面时，我们会忍不住暗暗发笑——因为我们想起了几个星期之前他的“罗西南特”①在休利特汽车修理厂里的悲惨遭遇。
①罗西南特为唐·吉诃德所骑的老瘦马。——译者
第九章 真正成功的开始
在1919—1929年这段时间里，我在华尔街平步青云，甚至可说是卓有建树。那是段激动人心的时期，我在金融方面的成功接踵而来，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丰富的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令人目不暇接，我对自己在华尔街所处的地位及伙伴们对我的尊重深感满意。但并非所有事情都那么一帆风顺。1927年大儿子的去世便是对我的沉重打击。或许由于这件事突然发生在我的事业如日中天之时，因此更令人难以接受。我和海兹尔的婚姻也开始出现了裂痕，但是尽管我们俩都很自命不凡，我们却都没有足够的洞察力认识到这一点，并作出及时的补救。我过分看重物质上的成就，把它当成生活的终极目标，却忽视了精神上的追求。
1920年年初，我成为纽约证券交易所会员——纽伯格—亨德森和罗勃公司的初级合伙人。这件事当时还登了报。我与公司达成了新协议：除工资外，我还可分享公司2．5％的年利润，同时不需承担任何亏损。比我早两年进公司的丹·罗勃和哈罗德·罗斯也获得了同样的升迁。阿尔弗雷德·纽伯格先生告诉我，我的红利要比他们高0．5％，并嘱咐我不要将这一情况泄露给他们。在我享受公司分红的那四年中，每年分到的红利大约为5000美元。
那年我还从事了日本债券的交易，这种敢冒风险的大胆举动使我在华尔街名声鹊起。我有个朋友叫罗·贝拉尔，他放弃了教书的职业去从事金融工作。他在一家大债券公司——邦赖特公司（Bonright ＆ Company）供职。我们经常一起吃饭。有一天他领来一位非常年轻的日本人，名字叫三木纯吉。这位可爱的日本小伙子是该国一家大银行在美国的业务代表。这家日本银行希望能在日本市场上销售美国债券。邦赖特公司负责对三木进行美国式投资方法的培训，以期在日本找到销售债券的渠道。
但事情却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三木（或者他的上司）很快就发现：买进1906年日俄战争时日本在世界各地发行的政府债券，并在日本国内市场抛出，马上可以赚到巨额利润。这些债券吸引日本投资者的原因在于：投资者有权要求以日元偿付固定的本金和利息，而战后的汇率水平使他们这样做有利可图。这位日本人请求邦赖特公司与他们合作，大批量买进这些债券并在日本销售。但这家美国债券公司忙于自己的承销业务，对此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在我同贝拉尔和三木一起吃饭时，这位日本小伙子问我们公司在欧洲是否有业务关系，是否能替他们在欧洲大量采购这种债券。幸运的是，我们跟欧洲确实有业务联系，我们也愿意为他提供全面周到的服务。尝试几笔交易后，三木感到很满意，于是决定开始大规模的采购。他同意由我们公司独家代理这笔大规模的采购业务，而我们也承诺只为他的企业——大阪藤本票据经纪银行（Fujimoto Bill Broker Bank of Osaka）——提供服务。这些附有息票的债券都要运到日本。我们每次采购都可得到2％的佣金，所有的采购费用，包括电讯费和运费，都从佣金中支付。
交易的金额数以百万计。这些债券原先的分销中心在伦敦、巴黎和阿姆斯特丹。我们便与这些地方的经纪公司建立起良好的业务关系。由于法郎对日元的贬值，这些债券在巴黎的售价高出面值许多，同时日本投资者却能以很低的折扣价买入，即便是扣除巨额经纪费后也是如此。
这笔业务使我在内勤办公室成为不受欢迎的人。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这些债券中的大部分最初在美国发行时面值为100美元，而不是通常的1000美元或更罕见的500美元。在巴黎和伦敦上市的债券也是如此。在西方国家，人们认为持有小面额债券是件烦人的事，因此它们的售价远低于面值。但在日本却没有这种偏见。
我真高兴能以这么便宜的价格买进这种债券，因此办公室里总是堆满了这种小面额债券。我们每次的采购量一般为10万美元，通常这意味着1000张小面额债券。我们不仅要清点债券的数量，而且要逐一检查以防息票丢失。由于我们手头经常有大量的债券等待运走，我们为此准备了一只特制的保险箱。公司的跑腿员必须每天将这只分量很重的箱子搬入保险库，需要时又得从库内搬出，因此他们颇多怨言，并把它称为“本·格雷厄姆的箱子”。然而，这笔业务的金额数以百万计，为公司带来了丰厚的利润。我们的佣金收入肯定超过10万美元。大约两年后，三木自己开了公司，自己直接采购债券。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我们并不怀恨在心。同时，我们名声远扬日本金融界。两家日本股票交易所派代表团来学习我们的经纪业务和技巧，希望将它们移植到东京和大阪的股票市场中去。三木带他们来见我。他们跟我学了很长一段时间，临走时还带走了无数张表格——我们公司整套已经印好的表格。不久后他们用日文出版了一份关于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报告。他们给我也寄了一份。让我惊喜的是：每几页报告中他们都插入一张表格，表格上的公司名字“纽伯格—亨德森和罗勃”分外引人注目。
当我们与藤本银行结束业务关系的同时，我们也结束了独家代理协议，双方都同其他公司做起了生意。我们同另外两家日本银行建立了业务往来，它们通过电报给我们传达购买债券的指令。这些电报使用5个字母的编码，这使得电讯费用大为降低。虽然有时候编码会出错或意思含糊不清，而且我们的生意伙伴是用日语思考问题，但两年来业务开展得异常顺利。但是我们也有过一次不幸的事故。在这次事故中，日本人表明了要树立自己的信誉的决心。（那时候，东方民族被认为诡计多端、两面三刀。）
在接到这家东京银行的指示之后，我们买进了数十万美元的债券，并及时向他们作了汇报。但他们发来了一份电报，上边写着“取消订单。请确认”。于是我们便取消了订单中剩下的那些采购计划，并回电“订单已取消”。接着我们把已经买进的债券运往日本。一个月后当债券到达日本时（那时候没有空运），东京的朋友又惊又怒。他们坚持认为他们已经取消了这笔交易，因此他们不会承担任何责任的。当然，我们则声称：在华尔街，“取消订单”指的是取消还未执行的那部分订单，如果他们希望取消整个订单，他们应该用电报告诉我们“取消采购”。（尽管那时已经太晚了，因为我们已经执行了部分交易。）我也不够聪明，没有在电报中将这一点讲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