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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厄姆华尔街教父回忆录》章节:第70页,宠文网网友提供全文无弹窗免费在线阅读。!
这样的比较确实有些矫揉造作；他们是以命运去打赌的，而命运的报复通常是一样的。每当我看到布鲁格海尔的讽刺画《伊卡罗斯之堕落》时，我就想起了我那首十四行诗。在这幅画的前部，你可以看到一个粗犷有力的农民正犁着地，对其他事情一概不管；在画的远端画着一个很小的德狄勒斯的儿子③，他正孤立无援地堕入海中。
研究院里许多经济学家赞成我的计划，他们说服我发起一场大众运动，使我的计划为公众所接受。我们需要一个人来做委员会的执行主任，或者说需要一个负全面职责的人。我找到了一个很有魅力的家伙，他的名字叫诺曼·伦巴德。有些人断定那是个笔名，可能取自莫塔古·诺曼与伦巴德街这两个词，但我们这一位实际上一生下来就是用这好听的名字的。尽管我记得他与一名学校教师结了婚（这无疑对他是大有帮助的），但关于他是如何谋生的，我却一无所知。他在稳定货币协会（Stable Money Association）中曾与费希尔有些交往，后来又组织了几次月度经济讨论会。我们成立了一个经济稳定委员会（Committee for Economic Stability），我任主席。听起来我们的会名是在模仿闻名遐迩的经济发展委员会（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是在他们之前取这个名字的；正如“百事可乐”其实要比“可口可乐”更早一样。我们寄出些文字资料及空白会员申请表，设法吸收了50多位经济学教授参加我们的委员会，其中有很多是名教授。尽管大家作了不少努力，以使委员会真正发挥作用，但我们没有取得值得一谈的成果。我很快认识到一项新的经济建议是不可能获得公众的财政支持的，除非它会对特殊团体立即产生直接的经济利益，像关于老年人养老金的汤森计划那样；或者情况已到了危急关头，任何关于大规模解救计划的思想和口号都能获得民众的认同——像经济大萧条中采取的措施那样。从法律意义上说，经济稳定委员会而今依然存在，甚至在它的银行户头里大约还有1000美金，但实际上它已约有20年不活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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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伊卡罗斯（Icarus）和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均为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伊卡罗斯用蜡与羽毛做成的翅膀逃出克雷特岛，却因太靠近太阳而使翅膀融化堕海而死；普罗米修斯为人类从天上盗来火种，因而受到惩罚，被缚于高加索山上，他的肝脏每日受到神鹰啄食。--译者
③指伊卡罗斯，因为其父是在克里特岛建造宫殿的希腊著名工匠德狄勒斯（Daedalus）。--译者
整整一年里，每逢星期天，我都会翻开《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的第一页，看看是否有哪位著名经济学家称赞《储备与稳定》是经济危机问题的重要解决方案。毕竟《纽约时报》对我的《证券分析》一书所作的评论是非常出色的，而这本新著比那本书重要得多了。但很显然《纽约时报》将我的书仅仅当作这一“令人乏味的科学”领域里的又一次寻常尝试。他们将这本书列入新书行列——这仅是例行公事而已——但并没费心作任何评价。我非常失望；后来几本经济杂志发表了关于这本书的几篇长短不等的文章（尽管它们发表时已很晚了），我总算得到了一点点安慰。
令我极其高兴的是，一本非常重要的学术刊物《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终于对我的著作发表了书评，在同一期上还发表了我自己关于这一问题的一篇文章。书评的作者是另一位格雷厄姆——弗兰克·D·格雷厄姆，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对我的书深表赞赏，甚至可以说是作了热情洋溢的赞扬。后来他成为我的思想的热心传播者。他在《社会目标与经济机构》一书中大声疾呼要实行商品本位货币制度。
不用说，弗兰克·格雷厄姆与我原本没有任何关系。但通过书评之后的交往，他成了我的好朋友，并成为格雷厄姆—纽曼投资基金的投资人之一。由于我们同姓，这给关注商品本位制的那些经济界人士带来了很大的困惑。有些作者认为我们是同一个人，有些则认为我们之间有着某种关系。直至上个月还有个坎布里奇大学的教授（他也是商品本位制的坚定拥护者）对我说他老是认为弗兰克·格雷厄姆与我是兄弟。在我关于这一课题的第二本书中，我用脚注的形式表达了我对弗兰克·格雷厄姆所给予的支持的感激之情，并说道，我对经济界辨不清我俩名字这一混乱现象感到很高兴。由于弗兰克·格雷厄姆曾在加拿大当过古典文学教授，我引用了贺拉斯①的一句话，并作了些修改：“Ambos una manetlaus”实际上贺拉斯的原话是很悲观的：“Omnes una manetnox．”——即“黑夜在等待着我们”，我把它变成了一句充满希望的话：“荣誉在等待着我俩。”（我还加上了“我希望”这几个字。）在一封雅致的便信中，弗兰克·格雷厄姆对我寄给他的书及书中对他的评价表示感谢，并谦虚地写道：“La us（荣誉）只属于你一个人。”他赞成我的观点，又与我名字相仿，以至于后来带来了相当令人困惑的问题，即提出这一思想的到底是哪一个格雷厄姆？
我记得有一次受弗兰克的邀请，来到普林斯顿大学参加关于商品本位货币的教师学术讨论会。那天晚上我穿着件借来的教师制服，坐在大厅的教师餐桌上就餐，进餐前还聆听了用拉丁文朗诵的祈祷诗。我忍不住产生了这样的感慨：在这充满维多利亚时代氛围的大学里，一群现代的经济学家正在努力超越亚当·斯密的经济教条。当晚，我住在弗兰克家，认识了他那高雅谦和的妻子。
弗兰克在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那笔小投资是以他妻子的名义进行的。在他去世之后，他的遗孀让投资继续下去。几年后，她从欧洲寄来了一封令人动情的信，她说对我们非常感激，她全靠我们的投资基金，才能维持经济上的独立，并以她乐意的方式度过她的余生。
在《储备与稳定》出版后的几年里，不少知名度不等的经济学家对我的建议发生兴趣并表示支持。我的一些好朋友坚持认为，该采取行动让商品本位制这一思想流行起来。从一开始我就认为只有两条途径才能使我的建议成为现实。第一，再发生一次全球性大危机，程度如1931—1932年那次一样，或者如1921—1922年那次也可以，只有这样，全世界的经济领导人才会接纳新思想，在一大堆可能途径中找出一种激进的新办法，以解决丰裕中的匮乏问题。第二种可能的途径是发生一场纯粹的货币危机——例如由于国际储备不足引发的危机。可以想像，在极端需要国际储备时，一些金融政策顾问就能理解商品本位制的总体优越性了。如果专业人士认为到了该采取一种更新、更完善的货币制度的时候，我的想法就可能被认为是同类思想中最出色的。而另一方面，我对通过宣传运动就能把我的具体想法兜售给普通大众这个看法几乎没有什么信心，而且我也不认为只要取得了大众支持——例如对汤森计划的支持——就会对那些经济—金融政策制定者产生重大影响。
①贺拉斯（Horace，公元前65-前8）：古罗马诗人和讽刺家。他的《歌集》和《书札》对西方文学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译者
尾声
本杰明·格雷厄姆在63岁时的自述
1957年5月
本有许多忠诚的朋友，几乎没有冤家，但是也没有一个是亲密知己，由此可见本的性格特征之一斑。下面我们来研究他的内心世界以探索这个现象的原因吧。小时候，他聪明伶俐、讨人喜欢、难以对付、富于幻想，并且非常敏感。他小心翼翼从不伤害别人，所以不能理解为什么别人，包括深爱着他的人在内，常常会若无其事地伤害他，甚至出于恶意。他年纪很小时就开始工作了，既勤奋又认真，简直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管自己事，把淡泊禁欲作为神授的生活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