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巴西人的生活方式(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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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南多告诉我巴西球员价格的涨跌是根据国家队的表现。“国外的俱乐部认为最好的巴西球员都为国家队服务,”他说道,“所以如果最好的球员踢得不好,他们就认为其他人就更差了。”在1994年世界杯后,价格大涨。而现在随着巴西国家队陷入危机,科林蒂安的生意也进入低潮。
该俱乐部主席若昂·费若的一则逸闻展示了他们是多么的商业化。一次他的一个老同学遇见他并对他说:“若昂,我们那里有一个小伙子很好,他踢大赛事的——你应该去看看他。”
若昂·费若立即在他的手提电脑上输入该球员的名字。几秒钟后他说:“不。他不怎么样。我这里有全州最好年轻球员的名单,他不在其中。”
在殖民时代,巴西农村的架构是大庄园,在那里实行单一种植经济——比如蔗糖、可可或是咖啡。大庄园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上并由当地的寡头控制。
虽然后来有一些变动打破大地产制,丰富种植产品,但在贫穷的州里,大庄园制几乎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当1999年我第一次去阿拉格阿斯州的时候,我走访了一个有曼哈顿四倍大的蔗糖种植园。那里有1万人口,好像一张来自失落世界的贺卡,又好像是有着上世纪20年代英国火车头的蒸汽机车。绝大部分庄园居民手工收割甘蔗,每周挣10英镑。虽说不是奴隶制,但也差不多了。
有关足球商业化的研究使我想起了大庄园制。巴西是世界上出口蔗糖、咖啡和足球运动员最多的国家。我开始觉得整个国家就像一块大地产,而农产品就是“足球”。整个国家就是巴西足协大门
足球运动单一文化。足球折射出了旧的等级制。寡头的权力是建立在最底层之上的。
巴西足协的办公室在鲁阿·达·阿尔方德加,里约中心的一条小巷里。大门看上去好像大楼的后门,是金属栅栏门,门后坐着一个坏脾气的人,可能是门房。他小房间里天花板上的新式马灯照亮了屋子。那里没有欢迎标语,也没有装饰板。惟一能告诉你是身处世界上最具荣誉的球队的总部的是大门上的三个徽章和一块破旧的擦鞋垫。入口处实在太没特点了,实际上当斯科拉里当上国家队教练后第一次来此时,他找不到路,还要新闻记者帮忙。
为了我的研究,我首先去了巴西足协的图书馆。我来到门前,守门人正在大声说话。我等了几分钟,因为他正在用电话和朋友聊天,根本没空搭理我。然后他告诉我上楼去。我乘电梯上了三楼。绿门后面的中型房间看上去像一个二手书市场。靠墙一排的书架上胡乱地堆积着书籍和文件。角落里坐着管理员,穿灰制服,打棕色领带,戴着一副系绳的眼镜。
他冲我看了看,指向一张桌子,那上面是书,纸,一小盆丁香,文件夹,一份食物和一包猪肉松。
“坐那看吧。”他喊道,好像他是狱卒,我是新来的囚犯。
我看到墙上一则告示:“如果可能,请不要吸烟。”如果可能?
图书馆没什么帮助。书籍目录毫无章法。而且也很难集中精力,因为管理员把广播音量调到最大。
我很奇怪巴西足协和耐克公司签约的钱到哪去了,显然没有用于改善办公室办公环境,也没有用于提高人员素质。如果我需要证据来证明巴西足协运转——至少表面上——是非常糟糕的话,第一天我就找到了证据。
在巴西,足协和其他政府机构一样:不值得信任,没有竞争力,腐败。1983年12月19日晚上9时,最倒霉的时候到来了。两个人进入了足协的办公室。他们把守门人绑了起来,并堵上他的嘴,再蒙上他的眼睛,接着乘电梯到了九楼——那里保存着雷米特杯。
在1970年,巴西队第三次获得世界杯后,此金杯被送给巴西永久保存。为了保证金杯的安全,巴西足协做了一个复制品并用防弹玻璃保护奖杯。巴西足协以为自己很聪明,他们把复制品藏在橱柜里,防弹玻璃做的保护箱嵌在墙里——这意味着一般的贼只要有铁棍就能从背后撬开它。抢劫持续了20分钟,从此雷米特杯再也没有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