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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菲尔德三十六岁了，有一张宽宽的、欢快的笑脸，却没有结婚。“就是啊，”梅太太会这么说，“要是你卖体面的保险，自然有好姑娘愿意嫁给你。怎么会有好姑娘肯嫁给卖黑鬼保险的男人呢？总有一天你会清醒的，不过那时候已经太晚了。”
对此，斯科菲尔德会以约德尔小调[1]说唱起来：“娘，你死以前我不娶，你一凉，我就娶个胖胖的农家好姑娘，她能接管这地方！”有一回，他还添了句：“一个像格林利夫太太的好姑娘！”他这么说的时候，梅太太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后背僵硬得跟耙子柄似的，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在那儿，她在床沿上坐了一会儿，小小的脸显出疲惫不堪的神情。最终，她自言自语地说：“我辛勤劳作、当牛做马，为了给他们保住这个地方，努力挣扎、汗流浃背，然而只要我一死，他们就要娶个渣滓，还要带回家来，毁了这一切。他们要娶个渣滓，把我劳心劳力的一切都毁个精光。”就是那会儿，她下定决心要改遗嘱。第二天，她去找了律师，给她的财产限定了继承人，这样一来，即使他们结婚的话，也不能把财产留给他们的老婆了。
一想到他们当中哪个可能要娶哪怕只是稍稍像格林利夫太太的这种女人，就足以让她发病了。她容忍了格林利夫先生十五年，而能忍受他太太的唯一办法就是彻底眼不见心不烦。格林利夫太太身形庞大，肉松松垮垮。环绕她屋子的院子看起来像个垃圾场。她那五个姑娘永远都污里污糟的，连最小的那个都会吸鼻烟。她不建个花园，也不替她们洗衣服，能让她专心致志的就是她所说的“康复祷告”。
每天，她都要把所有病态的故事从报纸上剪下来——关于被强奸的女人、逃脱的罪犯、烧伤的孩子、轮船沉没或飞机坠毁、电影明星离婚的种种描述。她带着剪报去树林里，挖个洞，把它们埋进去，然后扑倒在地，压在上头，咕哝、呻吟差不多一个钟头，肥硕的胳膊在身下来回地摸索，接着再抽出来，最后平躺下来，梅太太怀疑她打算就此在泥地上睡了。
她开始一直没有发现这事儿，直到格林利夫一家跟了她几个月以后。有天早上，她去查看一块田地，这块地她本来打算种黑麦的，然而长出来的却是三叶草，因为格林利夫先生在播种机里放错了种子。她回去的时候，走的是把牧场一分为二的林间小径。她随身带了根长棍，怕万一碰上蛇。她一边有节奏地敲打着地面，一边对自己发牢骚说：“格林利夫先生，”她轻声地说，“你的错误，我承担不起啊。我是个穷女人，只有这块地了。我还有两个男孩子要上学，我没办法……”
突然，不知道从哪儿传来一种喉咙深处的声音，在痛苦地呻吟，“耶稣啊，耶稣！”也就顿了一秒，那呻吟又来了，带着十万火急的语气，“耶稣，耶稣啊！”
梅太太顿住，一只手抬到了喉咙。那声音是如此刺耳，以至于她感觉好像某种猛烈的、不受约束的力量破土而出，正冲她而来。她的第二个念头就合情合理多了：有人在这里受伤了，将要起诉她，把她的一切都夺走。她没买保险。她向前冲过去，沿着小路拐了个弯。她看见格林利夫太太垂着脑袋，手脚着地，趴在路边。
“格林利夫太太，”她尖叫起来，“出什么事儿了？”
格林利夫太太昂起了头。她的脸混着灰土和眼泪；她那两只紫花豌豆色的小眼睛，边缘发红、肿胀；不过，她的表情却和牛头犬一样沉着镇定。双手和膝盖支撑着她的身体，她摇来晃去，呻吟着说：“耶稣啊，耶稣。”
梅太太吓退了。她原本以为耶稣这个词，应该留在教堂里，正如有些词该留在卧室里一样。她是个好基督徒，对宗教存有崇高的敬意，尽管她并不相信，当然不相信宗教里有什么是真的。“你什么毛病？”她厉声发问。
“你打断了我的康复。”格林利夫太太回答说，挥着手让她走开，“完成以前我不能和你说话。”
梅太太站在那儿，腰身向前俯着，张开了嘴，从地上拾起了根棒，好像想打什么，但还没拿定主意。
“啊，耶稣，刺向我的心脏！”格林利夫太太嘶叫，“耶稣，刺向我的心脏！”她在泥地上平平地躺下，成就了一座肥大的肉山。她的胳膊、腿伸展开来，仿佛正在努力将大地包容于她的怀抱之中。
梅太太像是被个小孩侮辱了，感觉暴怒却无法可施。“耶稣，”她边说边往后退，“会因你而蒙羞。他会告诉你立刻从地上爬起来，回去给你的孩子们洗衣服！”她转过身去，尽可能快地走掉了。
不管什么时候她想起格林利夫家的男孩子们是怎么在这个世界取得进步的，她都只会想到格林利夫太太不堪地摊开四肢躺在地上，会对自己说：“得啦，无论他们走得有多远，他们都是从这里来的。”
她但愿能在遗嘱里写上，等她死后，卫斯理和斯科菲尔德不得继续雇用格林利夫先生。她有能力对付格林利夫先生，他们没有。有一回，格林利夫先生向她指出，她的男孩子们分不清楚干草和青贮饲料。她提醒他，他们有别的才华，斯科菲尔德是个成功的商人，卫斯理是个成功的知识分子。格林利夫先生不予置评，然而他从未错过任何一个机会，让她看见他的表情或者某些简单的手势，让她明白他对他们两个只有无穷无尽的藐视。尽管格林利夫一家都是杂役，格林利夫先生却从来都毫不迟疑地告诉她，任何类似的情形下，要是他的儿子的话，他们——O.T.格林利夫以及E.T.格林利夫，都能应付得更好，能从中得到更大的好处。
格林利夫家的男孩子们比梅太太家的男孩子们小两三岁，他们是双胞胎，要是你和其中的一个说话，你永远也不会知道跟你讲话的到底是O.T.格林利夫，还是E.T.格林利夫。他们也从来不会为此礼貌地提醒你一下。他们都是长腿，人瘦瘦的，皮肤发红，一双闪闪发光、一味攫取的狐狸色眼睛和他们的爸爸一个模样。格林利夫先生对他们的自豪始于他们是双胞胎这个事实。瞅他那样儿，梅太太说，好像这是他们自己设计出来的聪明主意似的。他们精力充沛、辛勤工作，她乐于对任何人承认，他们能有今天走了一段相当漫长的路——这个嘛，第二次世界大战要对此负责。
他们两个都服过兵役，在制服的遮蔽之下，人们分不清他们和别人家的孩子。不过当然，只要他们开口，你还是能分辨的，尽管他们极少开口。他们干过的最聪明的事儿就是被派遣到海外，在那儿娶了法国媳妇，娶的还不是法国垃圾。他们娶的都是好姑娘，讲法语的她们自然不知道他们讲的英语糟糕透顶，也不清楚格林利夫家都是什么人。
卫斯理的心脏情况令他不能为自己的国家服务，不过斯科菲尔德当过两年兵。他对此却毫不在乎，都该退伍了，还只不过是个一等兵。而格林利夫家的男孩子们都算中士了，那些日子，格林利夫先生从来没有放过任何能带军衔提到他们的机会。他们两个人都想方设法受了伤，现在两个人都享受津贴。而且他们一从部队解散回家，就无所不用其极地利用了所有的好处，去上大学的农学院——纳税人同时还得养活他们的法国老婆。他们两个人现在都住在公路往下约两英里开外的地方，这块地是政府帮他们买的，那砖结构的联式平房也是政府帮着付钱，还帮着盖的。要是战争也能成就谁，梅太太说，那就是成就了格林利夫兄弟。他们各有三个小孩，讲的都是格林利夫家的英语，以及法语。这些孩子由于他们母亲的背景，将会被送进修道院学校，学着礼仪成长。“二十年以后，”梅太太问卫斯理和斯科菲尔德，“你们知道这些人会长成什么样儿吗？”
“上等人。”她阴森森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