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未来不迎，过往不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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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马步只有两个动作要领，第一，扎稳底盘。你得有自己的生活和价值源头，自己要有和他人协作产生财富的方式。第二，意守丹田。所有的东西都不在身外，身外之物没什么可追求的，我一切的行为、一切奋勇的追求都是为了我自己的成长，为了自己的人格健全。
01 一个公务员的海市蜃楼：张廷玉
有时候，我们读一本架构非常恢宏的书，读完之后对整体架构没什么印象，反而是其中某一个章节的某一个故事或者情境，会带给我们特别多的启发。比如说《饥饿的盛世》，它的作者是中国当代著名的民间历史学家张宏杰先生。这本书写的是有清一代乾隆朝的整个政局，但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却是其中一个小故事。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张廷玉，安徽桐城人，字衡臣，号澄怀居士，29岁就中了进士，他老爹是康熙朝的大学士张英。
在他小时候，有家学渊源；当了官之后，还有老爹天天指点朝堂政治怎么玩；他自己禀赋又很好，气度沉稳，一看就有人臣之相，几乎就是给大清王朝量身定制的一个宰相种子，好机会就是给这种人留着的。
张廷玉33岁时，被康熙皇帝赏识，“奉旨侍直南书房”。
其实张廷玉在康熙这一朝当的官并不大，最高只到侍郎一职，相当于现在的副部级官员，他真正飞黄腾达是在雍正爷当政的时候。
雍正一朝，“配享太庙”的荣誉
雍正即位元年，发现张廷玉这个人很能干，就提拔他当了正部级的礼部尚书，但是又不让他去礼部上班，而是留在自己身边“暂襄政务”。所以，张廷玉在雍正朝的13年，一直是雍正的大秘书。
后来张廷玉的官就当得很大了，比如说首席军机大臣、保和殿大学士，官前又挂了太子太保，还分管吏部和户部。吏部和户部在六部当中地位最高——吏部管官，掌人事权；户部管财，掌财权。也就是说，人和钱这两个最核心的权力都掌握在张廷玉的手里。
张廷玉和雍正的私交也非常好。当然，清代皇帝有喜欢作秀的传统，雍正就经常制造出一些非常戏剧化的情景，让史官、近臣们传扬出去，造就一段又一段的“佳话”。
雍正五年（1727年），有一次张廷玉生病请了几天假。雍正皇帝就对身边的侍从说：“我这两天胳膊疼。”侍从惊问其故，雍正皇帝说：“我为什么胳膊疼呢？因为张廷玉就是我的左膀右臂，他现在生病了，所以我才会觉得胳膊疼。”这件事就诞生了一个剧本，被四处传扬，意思是君臣相得。
雍正十一年（1733年），张廷玉请假回老家省亲，从北京到安徽桐城路上一来一去得走几个月。雍正皇帝想他想得不得了，就用写情书的笔法给他下了道圣旨：
朕即位十一年来，在廷近内大臣一日不曾相离者，惟卿一人，义固君臣，情同契友。今相隔月馀，未免每每思念，然于本分说话又何尝暂离寸步也。
大概意思是，我们君臣相守这11年，不曾有一日分离，现在卿家走得远了，朕心里思念得紧啊！
这也是皇帝制造给外廷看的一段君臣佳话。
雍正这个人虽然在历史上是有名的残忍、不好伺候，但是他确实还有一点性情，喜欢把事做尽做绝，好要好尽好绝，坏就恨不得一刀一刀把你剐掉。终雍正一朝，硕果仅存的大臣只有两位，一位是鄂尔泰，一位就是张廷玉。
雍正皇帝跟鄂尔泰之间也是如此。有一次他跟别人说：“朕有时自信不如信鄂尔泰之专。”意思是说，我相信他，比相信我自己还厉害。雍正皇帝就是这样的性格。他临死的时候，扶着床边看着这俩宝贝，怎么看怎么爱，都说好基友一辈子，可这一辈子也到头儿了，怎么能永生永世呢？他就想了一招，临死前下了一道遗旨，说鄂尔泰、张廷玉这两个人死后“配享太庙”。
“配享太庙”可是当时为人臣者的最高荣誉，就是死了以后也可以做一个牌位，放在太庙里皇帝列祖列宗的神主牌的旁边。这意味着，后世皇帝到太庙给自己的列祖列宗磕头的时候，顺便给他俩也跪了。一个人臣能够享受到这样的荣誉，那还了得？
圣眷不衰，看真本事
张廷玉能够得到十几年不衰的圣眷，还是有点儿真本事的。他为人比较清廉，不乱收钱财，不养小三。更重要的一点是，张廷玉这个人非常勤奋而且能干。给皇帝当秘书很不容易，皇上滔滔不绝说一层意思，你就得马上趴在地上把它写成文字呈给皇帝。皇帝一看，这正是我的意思，然后下发给群臣。
普通人别说理解别人的话了，就是自己想好的话，把它写成文字，可能也得斟酌再三。而张廷玉就有这个本事，只要皇帝说完一段话，他就立即能把它落在纸上，并得到皇帝的认可。皇帝每天往往有十几道诏旨要下发，所以他的文笔和才思，可以说相当不简单。
张廷玉也很勤奋，他当了50年官，执掌军机处24年，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要去上朝，“朝臣待漏五更寒”；他的记忆力也特别好，不管是封疆大吏还是底下的小官僚，每一个人的籍贯、出身、履历、政绩他都了如指掌，俨然一部活字典。可以说，他就是雍正皇帝的“度娘”（对百度的戏称），皇帝想知道什么找他一问，马上就能知道，所以皇帝怎么离得开他呢？怎么能不视他为左膀右臂呢？
在封建王朝你要当一个名臣，光有这些本事还不够，最关键的还有一条，就是不能跟皇帝争他最重视的一样东西——后世之名。这一条太难了，但张廷玉也做到了。
众所周知，很多名臣都没有好下场，比如说魏徵。唐太宗和魏徵这两个人看起来君臣相得，魏徵死的时候，唐太宗还跑到宫廷最高的楼上望着远处为他送葬。
但是后来唐太宗听说，魏徵经常把写给自己的那些谏诤奏疏拿给史官看，当时的史官是著名的大书法家褚遂良。皇帝心说，你来谏诤我，这是让我留下千古佳话，可你拿去给史官看是什么意思？你自己想留下千古佳话吗？你的所有后世之名还不都是老子我赏给你的？
这件事情触怒了唐太宗，再加上一些关于魏徵结党营私的传言，使得唐太宗原来说好要把自己的闺女嫁给魏徵的儿子，现在不嫁了；有一次甚至怒发冲冠，还跑去把魏徵的墓碑给推翻了，就是所谓的“亲扑其碑”。
雍正爷也是如此。雍正朝有一个人叫杨名时，也是著名的政治家，他是一个好大臣，但就是太爱名。雍正皇帝最烦臣下这个毛病。你正直，你不贪，不还是为了你自己？这名儿凭什么归你呢？应该归我才对。
而张廷玉这一点就做得特别好，正史里提及他的功绩只有三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其中一件是张廷玉给皇上上表，说咱们是不是要给守节15年的妇女立个牌坊？史官居然把这件小事写到了一个在朝几十年的大臣的传记当中，说明他真的很少与人提起自己的功劳。
其实在雍正朝和乾隆朝的前半截，几乎所有的重大决策里都有张廷玉的影子，但是没人知道他到底起了什么作用。说得不好听一点，张廷玉真的是一只“老狐狸”，让皇帝一点儿把柄都抓不到，什么都不争，就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给皇帝家干活，看皇帝还有什么说的。
乾隆爷的“移动说明书”
雍正爷死后，乾隆爷登台。一朝天子一朝臣，张廷玉该倒霉了吧？没有。因为乾隆爷登基的时候还很年轻，面对大清王朝这么一架大机器，什么零件使用说明都没有，只能倚重鄂尔泰和张廷玉。
尤其是张廷玉。他岁数大了，乾隆爷一看他走到大殿门口，就赶紧吩咐人去把老先生搀进来。乾隆皇帝甚至在“出差”的时候都会把朝廷的事丢给他们俩，这就是乾隆皇帝前期对他们的态度。
可是有一件事情是迟早要发生的，就是张廷玉已老，总有一天要退出历史舞台；而乾隆皇帝还年轻，总要扶持自己的班底。所以在乾隆朝的前十年，张廷玉心中一直记挂着这件事。这一天什么时候到来呢？他不知道。但是该来的总会来，这一天终于在乾隆十年（1745年）一步一步地逼近了。
乾隆十年，鄂尔泰病死了。鄂尔泰性格比较张扬，乾隆皇帝早期的主要打击对象就是他；张廷玉性格比较随和，所以还没轮到他。鄂尔泰死后，乾隆就要起用自己的人，他起用了一个三十多岁的讷亲当首席军机大臣。
张廷玉虽然当了这么多年首席军机大臣，但如今也只能退后。乾隆十一年（1746年）的时候，给张廷玉下了一道诏旨，说老先生你身体不好，我很心疼你，你就不必这么早来上早朝了，可以在家多睡一会儿。这道诏旨一下，张廷玉心里就明白七八分了，这是多么清晰的政治信号。再加上张廷玉的大儿子也在这一年离世，老爷子经此巨大打击也倦勤了，想退休了。像一架理性的政治机器一样运作了近50年的张廷玉，现在心头只有一个任务：怎么才能平安降落呢？
想退休怎么就这么难
在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态当中，人臣一旦到了权臣的位置，后半段的政治生活就很麻烦，要想安全降落，难度系数实在太高。现在张廷玉面对的就是这种困境。遍翻史册，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只有唐代的郭子仪一人。曾国藩对他评价说：“立不世之勋而终保令名者，千古唯郭汾阳一人而已。”郭汾阳就是郭子仪。
但是郭子仪到晚年位极人臣的时候，也是机关算尽。举一个例子，唐代宗李豫当朝时，有一个叫卢杞的官员到郭子仪家拜见他。卢杞时任御史大夫，一看就是将来的政治明星。郭子仪赶紧吩咐家里的女眷，让她们躲起来。他的夫人、小姐就问：“我们为什么要躲他呢？”郭子仪说：“你们有所不知，卢杞此人长得丑，心眼又小，他来的时候万一哪个丫鬟婢女没忍住一笑，他就会记恨在心。等他以后掌了权，我们郭家子孙一个都活不下来。”郭子仪为了能够“软着陆”，真是用尽心思。
乾隆十三年（1748年）正月，皇帝大摆筵席，请朝臣来吃饭。吃完饭之后，张廷玉看皇帝心情不错，就借着跟皇帝私下交谈的机会，说自己岁数大了，腿脚不灵便了，记忆力也不行了，儿子也死了，现在能不能告老还乡。
乾隆一听，心说：“你是在埋怨我吗？虽然我把你这本‘说明书’收起来了，可万一有什么不懂我还得问呢。再说你是先帝下旨‘配享太庙’的人，是死后有无上荣光的人，生前能偷懒吗？”因此就没同意。
但张廷玉不知趣，还跟皇帝辩论，说死后“配享太庙”、生前告老还乡的，也不是没有先例，明代的刘伯温不就告老还乡了吗？
皇帝说：“你跟我辩论，那我就跟你辩辩。刘伯温哪里是告老还乡的？他是被皇帝罢黜的，你要学他吗？你怎么就不学学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呢？”
张廷玉说：“诸葛亮那时候天天打仗；我命多好，遇到太平盛世，又遇到您这样贤明的君主，所以我可以歇着了。”
两人越辩，乾隆皇帝就越来劲，最后说：“看来你是对我没感情了，古时候的忠臣是不会这么干的，你看哪个忠臣不是至死方休？所以你这个要求我不能答应。”
张廷玉没办法了，因为话讲到这个份儿上，已经上升到对皇家、对皇帝本人是否忠诚的高度了，所以他只好叩头免冠，呜咽不能自制。乾隆皇帝说别哭了，让人送你回家吧。
乾隆皇帝第二天就在朝堂上跟百官说了这件事，说的时候很留余地，不明说张先生这个事，只是说这个理。他说一个朝臣是不是要像张先生这样，到老了就觉得我们皇家对他没什么用了，就把我们一脚踢开？不该吧？
这件事发生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正月，张廷玉从此就吓坏了，哪里还敢再提。乾隆十三年的政局，不能说血雨腥风，变局的确是非常大的。
首先，乾隆皇帝的原配皇后孝贤皇后死了，他心情不太好；其次，他掌握这个国家已有些时日，也有了基本的自信，所以他从前期比较宽仁的统治政策，变成了中后期比较严厉的统治政策。
这一年张廷玉的政治待遇也发生了两次改变。第一次是出版《御制诗集》。乾隆皇帝虽然诗写得臭，但是爱写，一天能写好多首，于是就要出版《御制诗集》，让张廷玉来监制。后来，乾隆皇帝拿到印出来的书一看，竟然有错别字！当然就要给他处分，“交部议处”。后来一次是因为张廷玉在给乾隆最珍爱的原配皇后写的祭文里用到了一个词，让皇帝很不满意，所以将他罚俸一年。
这两件事对张廷玉来说，都是非常明显的政治信号，就是说你失宠了，皇帝现在要给你点颜色看看。张廷玉当官四十多年，从来没有受过处分，突然在一年里连续被处分两次，心理上真的是受不了。可是他又不敢提，怎么办呢？只能忍着。这一忍，张廷玉的身体就更加不好了，牙也掉完了，腿也不行了，没人搀扶已经走不动路了，说话也开始颠三倒四。
乾隆十四年（1749年）腊月，皇帝有一次温语问询：“老先生你最近身体怎么样？”张廷玉一听机会来了，赶紧说还是想退休。乾隆沉吟了一下，说：“这么着吧，别着急，你先回家，容我想想。”
第二天，乾隆皇帝就给张廷玉下了一道谕旨，说张老爱卿服侍我们祖孙三代，功劳是有的，虽说岁数大了，但是我真舍不得你，怎么办呢？这么着，你自己决定，你要是下定决心了就走，你要是改主意了就别走。
其实从乾隆皇帝的性格当中，可以分析得出，他是想演一出戏——我告诉你，你功劳很大，我舍不得你，但是你老了，我又想照顾你，怎么办呢？你自己做决定。最好你明天就上表说自己虽然岁数大了，走不动道了，但想了想还是舍不得皇帝，留下算了。那皇帝就可以再下道谕旨说，算了，你还是回老家吧。
但万万没想到，张廷玉真是老了，他的政治智慧已经不够用了，他觉得这是皇上默许他走了，然后就上表谢恩。乾隆拿到这份奏折一看，说算了，我好人做到底，也不跟你为难了，走了就走了吧，就批准了。最后还加了几句话，这几句话意味深长，他说今年我四十多岁，等我五十大寿那一年，你就九十岁了，你要扶鸠进京，就是拄着你的拐杖再进京，我们君臣再聚。那意思就是，我们还要留一段佳话。你要离婚，要分床睡，那咱们就好合好散，你走吧。/>
一时糊涂，丢了伯爵
张廷玉回到家之后，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念头——人走茶凉，破鼓万人捶，墙倒众人推，朝廷中我也不是没对头，我走了之后，他们要是天天在皇帝面前说我坏话，万一“配享太庙”的荣誉不给我了怎么办？那我损失可就大了。这是我最后的哀荣，我能不能跟皇帝要一份保证书呢？
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想了好几天，终于鼓起勇气跑到宫里去见乾隆皇帝，说了一大堆，最后有一句话是“请一辞以为券”，就是请您说句话给我当个凭证，口头的也行。
乾隆皇帝看着他，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心想：“你的意思是，你对我爹放心，对我就不放心了？”乾隆皇帝压了压火，说：“我答应你了，就给你这券，给你这辞。”张廷玉前脚回了家，乾隆皇帝后脚就给他写了一首诗送家去了。乾隆皇帝的诗实在太臭，就不引了，意思就是，我也不是什么尧舜之君，不知道能不能配得上你这么好的臣子；但你是不是好臣子，将来我们俩这关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也不知道，让后世去评价吧。这首诗里面虽未暗含杀机，但至少皇帝是不高兴了。
张廷玉做完这件事情，紧接着又出了一个昏招。按照当时的君臣礼节，皇帝赏赐臣子一件东西或者应允你一件事情后，臣子第二天要到宫门前叩头谢恩。可张廷玉觉得，好不容易提着一口气把话说出来了，也得到想要的结果了，天气这么冷，我还是继续睡，让儿子进宫代为谢恩吧。
乾隆皇帝这下就暴怒了，你张廷玉果然对我没有感情，你得到了想要的结果，居然都不来谢恩！乾隆皇帝就让军机大臣给他下旨，让他“明白回奏”，到底是怎么想的，是什么心理动机。
当时的军机大臣里有一个人叫汪由敦，后来也是清代的名臣。此人是张廷玉的弟子，他一看皇帝脸色不对，就赶紧写了张小纸条让小厮送到张廷玉家，提醒老师小心点儿。
可张廷玉真的是老了，他做了一件糊涂得不能再糊涂的事——第二天天不亮就跑到宫门前去请罪。要知道，这时候皇帝的谕旨还没到张家呢，这不是明摆着告诉皇帝有人给他通风报信吗？张廷玉年轻时绝对不会犯这种错误，但他这时真的是方寸大乱，神智已昏。
这让乾隆皇帝怎么想？谢恩的时候你说有病来不了，一听说我发火了，就立即跑来请罪，还有人给你通风报信，在我这儿搞“潜伏”？乾隆皇帝就下了道谕旨把他一通大骂，意思是，鄂尔泰好歹还平定了苗疆有点军功，你一个秘书有什么功劳？最后的处理意见是，我老爹说要让你“配享太庙”，这我不管，就给你了；但是你的伯爵是我封的，这东西你得给我留下。反正咱俩没感情了，你就走吧。
这下张廷玉可就没招了，把伯爵这份不世出的恩宠生生地丢掉了。但是他也认了，准备来年三月卖卖东西，卖卖房产，然后就回老家。
难关彻底结束，落寞而死
乾隆十五年（1750年）三月春风一起，正当张廷玉要南下的时候，又出事了。乾隆皇帝的长子永璜死了，这是乾隆皇帝最钟爱的一个儿子，而张廷玉是他的老师。按照情分，葬礼是不能不参加的，所以张廷玉又以老迈的身躯参加了永璜的葬礼。初祭刚完，张廷玉又上表说要走。你想想看，还沉浸于丧子之痛中的乾隆皇帝，面对这么一个没心没肺的老东西，还能饶得了他？
不过乾隆皇帝的手段还是比较高明的，他下了一道谕旨，问张廷玉：“你自己说，你还配不配‘配享太庙’的荣誉？”这让张廷玉怎么说？张廷玉只好叩头免冠，说自己死罪，说自己不配。乾隆皇帝就顺水推舟，说既然你说不配，那就不给你了，你可以走了。
所以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春天，张廷玉回到安徽桐城老家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伯爵的名分没了，“配享太庙”的荣誉也没了。当地的地方官谁还敢接待他？大家都得避嫌，只有他的几个侄子把他接回了老宅。他“吱呀呀”推开大门，然后默坐半晌，从此就病了。
按说张廷玉被追夺了爵位，又被追夺了“配享太庙”的荣誉，落寞地回到了安徽老家，故事就应该结束了吧？没完。因为乾隆皇帝心里的恶气压根儿就没出来。
终于，机会来了。有一个叫朱荃的人，是张廷玉的儿女亲家，翰林学士出身，当时放了一任四川学政。放一任学政就是到一个省主持当地乡试之前的科考，很多想参加乡试的学生就会给他送拜师礼，这样就能揽一大笔银子回到京城。
清朝时，在京城当翰林是非常穷的，那几两银子的俸禄根本养不活家里，只能借债度日；怎么还债呢？就得跟债主、当铺说，将来我放一任学政就还你钱。
朱荃刚放了四川学政，就接到家报说老娘死了，于是他心里就纠结起来，到底是要银子还是回家奔丧呢？最后他做了一个决定：匿丧不报，直奔四川挣钱去。此事后来被人告发了，在当时的伦理环境中，做出这种事情的人就是禽兽不如，是典型的小人。
于是乾隆皇帝又来劲了，下了一道谕旨：张廷玉你和这样的小人结为姻亲，是什么意思？你“明白回奏”。
说实话，乾隆皇帝这道谕旨有点儿不讲理。张廷玉怎么知道他的亲家会做这种事呢？所以张廷玉写的回奏也特别有意思，他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跟他结姻亲的时候，也是稀里糊涂的，要不是皇帝您点醒，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现在才如梦方醒。就是说，我实在没招了，我就承认我老糊涂了，您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乾隆皇帝一想，张廷玉伯爵的身份没了，“配享太庙”的荣誉也没了，还要怎么惩罚他呢？这样吧，让他把我们家三代皇帝赏赐的所有东西，什么字画、小扇子等，都给我还回来。
皇帝派了内务府大臣德保去追夺这些东西。德保在临行的时候，乾隆皇帝密授了他一段话。德保到桐城找当地官府要了两百兵丁，直接就把张廷玉的家给抄了。
乾隆皇帝嘱咐了他什么？说你一定要看清楚，第一，他有没有贪财，几十年的宦海生涯，我就不相信他没有积攒大财，你挖地三尺，只要挖出银子我就办他。第二，看看他回家之后干了什么，他参与了朝廷这么多年的机密，有没有片纸只字诽谤朝廷。在乾隆朝，诽谤朝廷那就是杀头的大祸。说白了，这次乾隆皇帝已经动了杀机，只要德保找到任何东西，甭管是张廷玉贪财的证据，还是稍微透露一点儿不该被外界知道的信息，张廷玉就活不成了。
我们不得不佩服张廷玉老人家的功夫，居然什么把柄都没被皇帝拿到，家里不算穷，但肯定也不是贪官式的生活。所以后来德保回京复命的时候，讲了张廷玉的很多好话。
但是后来皇帝不承认这件事，还解释说我没让德保抄家，是他理解我的意思有点儿偏差。但是皇帝心里清楚，这事他还得收口子。怎么收口子？他又下了一道谕旨，把张廷玉痛骂一通，然后说念在三朝老臣的分儿上，朕不跟你一般见识，让你这老东西自生自灭，然后免予处分。
这道诏旨下了之后，张廷玉的难关才算是彻底结束。但是他此时已经一无所有了，生前的所有荣誉、身后的所有念想都已经被追夺得干干净净了。就这样，他又活了五年，终日默坐，不发一语，最终带着完全落寞的心态死掉了。就像《红楼梦》里那句话，“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张廷玉为皇家死活打拼了50年，就落得这样一个下场。
“卿不死，孤不安”
张廷玉死了之后，乾隆皇帝来劲了，说你还是不错的，我还是很想念你的，我这人特别宅心仁厚，赐你个谥号吧：“文和”，“配享太庙”那是我老爹允下的，我哪能不给你？以前都是逗你玩呢。
乾隆皇帝这一套八卦拳打完了，他觉得自己仁至义尽，最后什么都给张廷玉了，自己绝对是一个仁君。
这就是张廷玉的故事。这里面谁是悲剧角色？乾隆皇帝坏吗？乾隆皇帝才不坏，他一生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巩固、加强属于爱新觉罗家族的皇权。你以为他跟张廷玉玩心眼，就是猫逗老鼠逗着玩？不。他作为一个皇帝，他要当家做主。
我们要知道，一个皇帝最大的敌人不是什么农民起义军，那要好几百年才出一回，他最大的敌人是官僚集团。他是孤家寡人，臣子都是职业经理人，天天想着占他们家便宜，所以他最怕的就是大臣结党。可是雍正留给他的班底，一个是鄂尔泰，一个是张廷玉，所有的满人都阿附鄂尔泰，所有的汉人都攀缘张廷玉。即使他们俩没有结党的心思，也不能排除其他人要借他们的意思跟他玩博弈。怎么办？得把他们俩一手一个敲掉。
所以乾隆皇帝前十年敲掉了鄂尔泰，后十年又有意无意地挖一条沟，让张廷玉这股水顺着他挖的那条沟淌，一定要淌到他满意的地方。什么地方？就是你名誉扫地的境地，让一切想阿附、攀缘你的人发现，你这棵树已经倒了。还是那句话，既生瑜何生亮，卿不死孤不安。你不倒台，乾隆皇帝的位子怎么能坐得安稳呢？所以这件事看似有很多偶然，包括张廷玉使的昏招，最后自己作的这个下场。但是实际上从乾隆上台那一天起，张廷玉的命运基本上已经定下来了。
自由主义的反面
当然，我们不是要批判皇权社会的黑暗，这个故事给了我两个启发。很多朋友都问我，说《罗辑思维》一直在提倡自由主义，那什么是自由主义？
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了，我可以写好多条标准。因为按照自由主义的生活方式活着的人，千姿百态，每个人的活法都不一样。能总结出一个共同的标准吗？太难了。但是在张廷玉身上，我找到了自由主义的反面。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如果没法说清楚一件事物的定义，你就找到它的反面，说清楚它不是什么。
在张廷玉晚年的官场经历当中，我们能够得到两点启发。第一点，张廷玉身处一桩完全没法离婚的婚姻之中。张廷玉最后跟乾隆皇帝分手，说白了也不是离婚，只是分床睡。“我老了，陪不动你了，我能不能到那屋待着去？”但是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臣子所有的东西都是皇帝的，乾隆皇帝跟张廷玉博弈的内容是什么？不是你能不能干，不是你是不是清廉，而是你爱不爱我。当君权和臣子之间的博弈到了这一层的时候，皇权的巩固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清朝以前，大臣和皇帝多少还有一层师友的关系，可是到了清朝，臣子就是奴才。什么叫奴才？臣子的一切都是皇帝的，身体是皇帝的，体力是皇帝的，时间是皇帝的，包括情感都是皇帝的。所以乾隆皇帝非常在意的就是一点，张廷玉好像不太爱我，这也是他要搞张廷玉的一个原因。这是一桩没法分解的婚姻，张廷玉和乾隆皇帝有点儿像两个因为各种原因不能离婚的怨偶。我们都知道，无论是爱还是被爱都无度的时候，都是对爱最大的毁伤，这是最败坏爱情的一种方式。
但是没办法，传统社会就是这样，你没有独立生存的能力，你所有的东西都是皇家给的，你们是完全在一起的，他就是正面，你就是反面，掰不开。当两个人的生命掰不开的时候，这段婚姻就了结不了，想拥有幸福生活就是不可能的。
所以很多女人在丈夫出轨之后，心里不舒服，就跟丈夫闹。她们为什么要闹？因为她们没有独立的生活，觉得男人负了自己。很多女孩子在论坛里都问，什么时候跟男朋友上床合适？因为她觉得，我跟你做了这一步，这辈子都是你的了，而你就是欠我的，我就不是我了，我们俩就是一体了。
用这种方式去看待爱情、婚姻和生活，是最为糟糕的一种方式。在你放弃自己立身的根基，将自己的生存依附于他人赏赐的时候，就没有自由主义了，有没有皇帝都一样。
第二点，就是人不能有妄念。专栏作家冯唐曾经给妄念下过一个定义：妄念就是一个自己挥之不去，但又必须靠他人才能够实现的愿望。我在微博上转发过这个定义，《21世纪商业评论》执行主编吴伯凡老师回复说：“这是我见过对‘妄念’最好的定义。”
张廷玉一辈子不求身外之物，不要名，不要利，最后毁在哪儿？毁在“配享太庙”。他还是没想到，千秋万代之后，溥仪都不能住在紫禁城里了，自己凭什么“配享太庙”？他一生都在追求一个身外的目标，并且用这个目标来残害着自己的生命，像个杂技演员战战兢兢走钢丝一样平稳度过了一生，最后却被这个妄念给害死了。
这让我想起了中国武术当中的一个基本动作，就是扎马步。扎马步只有两个动作要领，第一，扎稳底盘。你得有自己的生活和价值源头，自己要有和他人协作产生财富的方式。第二，意守丹田。所有的东西都不在身外，身外之物没什么可追求的，我一切的行为、一切奋勇的追求都是为了我自己的成长，为了自己的人格健全。
所以，什么是自由主义？从张廷玉这个反面案例中，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根底扎实，有自己的立命之处；第二，意守丹田，永远不向外追逐妄念。
02 成大事者不纠结：曾国藩
十年前我读过一本书，叫《战天京》。天京是太平天国的首都，也就是如今的南京。是谁在战天京呢？是以曾国藩为首的一帮晚清中兴名臣。
这本书替我打通了对那个时代的感觉。我个人对太平天国史包括晚清史感兴趣，是大学时候的事情。但是，自从十年前读完了这本书之后，我突然对那个时代以及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有了一种亲近感。
这本书将正史和野史杂糅在一起，引用了大量的奏章、书信，用一种非常轻松的笔调，来描写当时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非常好看。
而这本书里的灵魂人物就是曾国藩。曾国藩作为一个中兴名臣，就是把大清王朝从生死线上拉回来的那个人。
中兴这件事，是历朝历代都曾梦想过的，因为王二小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谁不想有个人给自己打一针鸡血，让这个王朝又兴奋起来呢？
但是中国古代每一次王朝中兴，都不是特别理想。比如说著名的光武中兴，光武帝就是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但是这算中兴吗？刘秀基本上就是重新建立了一个王朝。南宋也号称中兴，但事实上只是在南方站稳了脚跟而已。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真正的中兴，其实就是晚清这一次。当时清朝就快要灭亡了，内忧外患，两次鸦片战争加上太平天国、捻军以及西北的大规模叛乱，都让帝国元气大伤。
可是，以曾国藩为首的一帮人突然天神般出现，不仅拯救朝廷于水火，后来又让这个国家硬硬朗朗地活了好几十年。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太平天国是如何滚雪球的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古代最重要也最典型的一次农民战争。我们通常看农民战争，都觉得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农民阶级实在吃不饱饭了，有人振臂一呼，于是大家揭竿而起，然后蔓延至全国。
但是，如果仅仅是因为饥饿而引发的民变，就很容易被镇压下去。因为老百姓毕竟不是职业军人，怎么能对抗得了朝廷的军队呢？所以，要想达到太平天国那样的水准，至少需要两个要件。
第一个要件，就是组织化资源。因为中国是农耕社会，大家住得很分散。如果有人想要登高一呼聚集一支队伍，会选择站在哪儿呢？总不能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招呼吧？那又能呼出几个人呢？
组织化资源中最厉害的一种就是宗教。东汉末年的黄巾军大起义，就是借助了太平道这种宗教的力量，所以才能聚集那么多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然后在甲子年（184年）爆发了起义。太平天国也是一样，洪秀全就是掌握了拜上帝会这个组织化工具。
当然，仅有这个要件是不够的，因为如果仅仅是把县城打下来，把府库里的粮食分掉，那吃饱了以后，谁还有动力继续造反呢？
所以，第二个要件就是流动化的作战。曾国藩讲过一句话：“军无粮则必扰民，民无粮则必从贼，贼无粮则必变流贼，而天下无了日矣。”
意思就是，一支军队没有粮食供给，就会向百姓征粮，把当地的粮征完以后，老百姓吃什么？没办法，只好跟着义军走，去抢下一个地方的粮。下一个地方的粮食也被抢光了，怎么办？只好去抢下下个地方。所以这就演变成了流动作战，从而导致天下糜烂。
无论是黄巾军大起义、黄巢起义、明末农民战争，还是太平天国运动，都有这个特征。
1851年1月11日，这一天是洪秀全的生日，当时他38岁，借着自己做寿聚起了拜上帝会会众两万人，然后揭竿而起，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金田起义”。
起义军虽然只有两万人，而广西当时大概有三万绿营兵，从邻省又借来几万人，但还是迅速就被打败了。起义军一路北上，等把武昌拿下来的时候，已经有50万人了。洪秀全从武昌打到南京用了多长时间呢？一个多月。这就是连续的滚雪球效应，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机理带来的效果。这种势如破竹的势头实在是太可怕了。
曾国藩复出后的困境
1853年3月，洪秀全打下南京之后，已经有实力北伐，往北一直打到了直隶，距离北京城其实已经不远了。太平军不仅北伐，还要西征，洪秀全派兵往长江上游打，先后攻下安庆、九江、武昌等地。清王朝此时实在是应对乏术。
但是后来太平天国自乱阵脚，给了清王朝喘息的机会。这就是“天京事变”，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人发生内讧，打成了一团。清政府趁着这个机会，立即重建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
但让清政府万万没想到的是，太平天国后期涌现出来的将领，如李秀成、陈玉成、杨辅清、李世贤这些人更厉害，打运动战的时候，经常取得大捷，太平天国一点衰败的趋势都看不出来。当然，太平天国在战略上是有问题的，其中死守天京就是一个致命的问题。但是从战场上的趋势来看，太平天国一点都没怂。
当时的两江总督何桂清缩在常州一地，江南大营被击破后，马上一溜烟奔到上海，躲进租界。当时有些常州士绅抱着他的大腿不让他走，他还派卫队开枪打死了19个人。
清朝从建立起就有一个规矩，地方官守土有责，如果地方丢了，你还活着，那就是抄家灭门的罪。所以何桂清明知道自己走也是死，留也是死，他依然选择了走，这说明什么？说明当时清廷的主流官员已经没有斗志了。
这大概是1860年前后的事情，曾国藩在这时第二次出山。此次出山，他重新调整了心态，心量变大了许多，待人接物也和善了很多。但问题是，光心量大有什么用？战场上都是一刀一枪的事情。
曾国藩复出之后，面临的处境十分艰难。一般来说，打仗至少需要三样东西，第一得有权，第二得有钱，第三得有人。这都是资源，是在战场上必须要用到的东西。
在权力这方面，曾国藩要来要去，终于要到了一个两江总督，就是去接替何桂清，但是他这个两江总督比较可怜。
历朝历代的中兴名臣往往都是被国家赋予了大权的，比如说郭子仪，他是唐代的中兴名臣，安史之乱就是他平定的。他的官当得有多大呢？司徒、尚书右仆射、中书门下平章事。相当于既是军队的最高总司令，又是宰相。
可是曾国藩呢？他表面上是一个两江总督，可以节制四个省的军事，实际上谁听他的呢？连他自己培养出来的人都不怎么听他的。比如说，他举荐左宗棠到浙江当巡抚，可是左宗棠去了浙江之后，立即翻脸不认人，要钱要饷，门儿都没有，我要一心搞我自己的那一套。
曾国藩还大力提携了一个叫沈葆桢的人，把他安排到江西巡抚的位置。在当时两江的辖区内，江苏和安徽基本上都是战区，所以这两地的税收是指望不上的。唯一能征税的就是江西。但沈葆桢到了江西之后，就翻脸不认曾国藩了，他不仅截留湘军的饷银，还总是跟皇上讲：“能不能不支持曾国藩？”
所以，当时曾国藩没有太大的权力。
曾国藩在钱的方面也是非常局促。通常的中兴名臣在钱上是不用太操心的，比如说南宋的岳飞，宋高宗当时就对其许下一条：甭管多难，就算皇帝勒紧裤腰带，也一定要保证岳飞的军饷。
但是，清朝的财富体制决定了曾国藩得不到这样的支持。清朝有一项规矩，叫“永不加赋”，所以国家的财政收入相对比较固定，每年就那么多。道光末年的时候，国库里面还有800万两，到了咸丰年间，只剩20万两。用20万两纹银维持这么大一个国家，已是不易，再给前线拨军饷几乎毫无可能。
那怎么办呢？只能允许捐官，也就是卖官鬻爵。可是天下的红顶子总是有限的，实在没办法，清朝就让各地开放厘金。厘金简单地说就是收商业税。商人送一担货要过某个关卡，对不起，抽1%的税。曾国藩后来就是靠收一点厘金来过日子，经常捉襟见肘。
最后一个因素，就是人。曾国藩作为中兴名臣，总得有自己的一套班底吧？可是曾国藩在这方面也遇到了困境。他原来的老班底已经凋零殆尽，塔齐布、罗泽南，包括他的亲弟弟曾国华，这时候都已经战死了。原来对他支持力度最大的胡林翼这个时候也死了，所以他几乎是举目无助。
我们再来看曾国藩这个人，他年轻的时候，是以理学自命的，在北京城当京官，天天跟倭仁这些晚清著名的保守派混在一起，谈心性之道，搞经史子集，根本没有搞过什么兵书战策。
晚清最会带兵打仗的左宗棠是看不上他的军事才能的。《战天京》写到一个故事，有一次左宗棠给自己的儿子写信，说我跟曾国藩关系特别好，但是这个人没什么本事，终非戡乱之人。
曾国藩自己也讲：“我有灭贼之志，但无用兵之才。”
当时著名的文人王闿运，写了一本书，叫《湘军志》，就是把曾国藩带兵打仗这些事写成了一本书。这本书写出来之后，湘军的将领都不干了，因为在这本书里面，湘军几乎没打过漂亮仗。哪个中兴名臣没有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可是在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的过程当中，还真的没有能够摆得上桌面的战例，这也好奇怪。
所以民国时期著名的史学家萧一山就说，曾国藩一生的事业成功完全来自于学问。这句话就大有文章，就是说曾国藩的成功不是来自于他的才情，不是来自于他临场发挥的智慧，而是来自于他的学问。那他到底有什么学问呢？
六字心法打天下：“结硬寨、打呆仗”
曾国藩一生打仗讲六个字，叫“结硬寨、打呆仗”，就是把军营扎得非常硬，打仗时要摆出一副坚若磐石的姿态。
曾国藩带兵打仗有一个规矩，他到任何地方安营扎寨之后，不管当时是刮风、下雨，首先命令士兵们挖掘战壕。这壕要挖多深？大概两米，比一个人还要高。而且要筑墙，墙要筑到八尺高，墙外还要再挖一道沟，保证把这个营盘护住不失。
曾国藩包围城池的时候用的也是这一招，动不动就挖几十里长的战壕。而且一道不够，通常是六道，就像北京城一样，一环、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六环。所以湘军简直就不像一支战斗部队，更像是一支工兵部队。
一般打仗，讲究的是运动战，不争一城一池之得失。但湘军不是这样，就是一个城池一个城池往下打，这就导致行军速度特别慢，因为他们要挖沟、筑墙。这种打法显得特别笨，要不怎么叫“结硬寨、打呆仗”呢？
左宗棠有的时候就说曾国藩用兵“每苦钝滞”，就是说他经常苦于迟钝和不灵活，明明有战机他不抓，就在那儿挖沟筑墙。曾国藩也有自己的道理：我承认我笨，我承认我不会用兵，但是我用这种方法也没有什么错误。而且曾国藩特别讨厌他手下的将领“浪战”，就是动不动就出去跟人打仗。
曾国藩有一个好基友叫李元度，这个人跟他是老乡，他一开始出山的时候就陪着他。有一次曾国藩战败要跳水自杀，就是李元度拼命将他抱住，然后还费尽唇舌平复他的心情，劝解他要禁得起败仗。曾国藩第二次出山的时候，李元度继续跟着他。两个人平时还以诗文相会，后来甚至结成了儿女亲家。
有一次曾国藩派李元度去徽州守城。李元度去之前，曾国藩就反复告诫他，不要打仗，你给我死死把城守住就好。李元度去了之后，一看局势，觉得跟太平军打仗还是有几分胜算的，就开打了，结果大败，然后死守徽州城。
这个时候曾国藩给他写信说：“你给我守上六天，六天后援兵就到。”李元度又不听，出城跟侍王李世贤大战了一场，结果把徽州给丢了。
曾国藩气得要死，要弹劾他，要把他一撸到底。曾国藩周围所有的人都来劝他，说不要弹劾，这是自己人。李鸿章也因为这件事情跟曾国藩翻了脸。可曾国藩还是坚持要弹劾。
由此可见，曾国藩对他的战略是如何地坚持。虽说我不会打仗，那我就先确保自己不会输，这在兵法上叫“以己之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反正你打不赢我，你输不输，咱俩再找机会对决。
民间有一个传说，说曾国藩是一个蟒蛇精。这话是怎么来的呢？因为曾国藩小时候得了一种皮肤病，经常挠得皮屑撒一地。所以有人就说他是蟒蛇精转世，这是在蜕皮。
我觉得，蟒蛇精这个比喻用在曾国藩的身上，也真是不冤枉他。他从不跟敌人搞什么精彩的决斗技法，他就像一条蟒蛇一样，一点一点地把敌人给箍死。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有一个外号，叫曾铁桶，就是形容他总把城围得像铁桶一般。而曾国藩最后真的就把太平天国给箍死了。
处理人际关系：就事论事
曾国藩处理人际关系的逻辑和他打仗的逻辑是一样的，也是“结硬寨，打呆仗”。
一个人想要成就一番大事业，他面对的对手又何止是敌人呢？其实很多表面上跟你在同一个阵线里的队友，有猪一般的队友，有狼一般的队友，有随时准备给你捅刀子的队友，还有随时准备防着你的队友，这些人都是你成就大事过程当中的对手。
按照常理，曾国藩在前线打仗，慈禧太后应该支持他吧？支持没问题。问题是，当天京打下来之后，曾国藩手握几十万湘军，而且全是他的子弟兵，只认曾大帅，不认朝廷，朝廷能放心吗？
原来咸丰皇帝曾说过，谁打下太平天国，我就封他一个王爵。后来没有兑现，就是为了防范曾国藩，只封了他一个一等毅勇侯，连公爵都没有给他。
曾国藩身边的战友，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甚至包括他的亲弟弟曾国荃，都经常在他背后捅刀子。
再比如说他迎聘的幕僚们，按说应该跟自己同生共死，但现实往往是大难来时，树倒猢狲散。《战天京》里面就讲到一个细节，曾国藩在祁门设立大营的时候，《湘军志》的作者王闿运就在营中。当时太平天国的军队将祁门大营四面围住，猛烈攻打，情况非常之危急。
有一天晚上，曾国藩派仆人去看王闿运在干什么。仆人回来说，老人家在读《汉书》，夜半时分，点灯熬油，继续用功。
曾国藩说，你再去看看他的仆人在干什么。一会儿仆人回报说，他的仆人正在收拾行李。曾国藩说，我就说嘛，像王闿运这样的经学大家，《汉书》早就背得滚瓜烂熟了，怎么还会在这么紧急的时候读《汉书》呢？他这是假装镇定，等着仆人收拾好行李好开溜呢。
历史上很多成就了一番事业的大人物，在本质上都是孤独的，谁都靠不住，即便是那些亲如手足的人。
欧洲的拿破仑也是如此，在他称霸欧洲的时候，把自己的兄弟一一分封在各个国家当国王，以至于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国王都是他的兄弟，遍及欧洲。可是等到拿破仑和英国人、俄国人对决的时候，这帮兄弟帮他了吗？没有。他们不仅袖手旁观，甚至还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继续跟英国人做生意。
当一个人要做大事，而身边所有人都要对付时，那该怎么办呢？在读完《战天京》这本书之后，我觉得曾国藩的心法仍然是刚才讲的那六个字：“结硬寨，打呆仗。”
曾国藩剿灭了太平天国，然后又忙着跟捻军作战。紧接着在1870年，天津出了一件特别棘手的事情。
当时很多外国传教士到中国传教，他们也会做一些慈善工作，比如收留一些无家可归的儿童。很多地痞流氓听说外国人收留儿童，就到处拐孩子，然后卖给教堂，这也是一桩发财的生意。
当时国人普遍具有排外情绪，再加上民智未开，很多老百姓就不理解传教士的做法，传言西洋人是要用幼儿的眼珠子、脑子做药引子。当时教堂还有一个职能，就是给人看病，但西医跟中国人的观念差距太大，所以很多人就冲到教堂里，要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时法国驻天津的领事叫丰大业，这个人的脾气特别暴躁。他听说这件事后，就去找天津的知县算账，然后一言不合，就掏枪把知县的一个随从（也有人说是知县的儿子）给打伤了。这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发生的事情，老百姓不干了，当场就把丰大业给打死了，然后冲到教堂里见人就杀。一些法国的外交官，包括一些神父、修女都被杀害，这次事件还波及其他国家，比如有几个俄罗斯人也被杀害。最后老百姓一把火将教堂和法国领事馆都给烧了。
从国际外交的道理上讲，这是中国人的不对。但是当时的舆论认为，我们这些子民还是挺棒的，老外欺负我们这么多年，终于可以出口恶气了。
所以，怎么处理这桩天津教案，就成了一个天大的难题。当时朝廷把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要让他处理天津教案。
一方面是国内的舆论压力，谁要是偏向洋人，谁就是汉奸，肯定会遗臭万年。另一方面洋人也不是吃素的，当时法国人已经把军舰开到大沽口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臣，如果不跟洋人妥协，不做出适当的处理，就是对国家的一种不负责任。这道难题就摆在了曾国藩的面前。
曾国藩是怎么处理的呢？我们今天再来看，会发现他其实处理得很简单，分三步。
第一步，谁杀的人？谁杀人就是谁犯法，抓起来就得杀头。后来一调查，有十几个人冲进教堂里杀了人，全部抓起来砍了。
第二步，这次事件不是波及其他国家吗？其他国家的大使、领事、外交官也别围着我闹，你们说我们赔多少，我们就赔多少，最后总共赔了45万两银子。
最后轮到了苦最深、仇最大的法国人。中国人不是把他们的领事丰大业给杀了吗？我们单独再跟法国谈判。这就到了第三步。
你们说杀了外交官是有辱国体，那么我们道歉。是谁纵容这些人杀的外交官呢？当时在天津的通商大臣崇厚。既然崇厚没处理好这件事，就要代表中国政府到法国去赔礼道歉。当时在法国当政的也是一个著名的政治人物，叫梯也尔。梯也尔接见了崇厚，只讲了一句话：“既然你们处理成这样，我们也交个底牌，我们并不是要中国人的头颅，我们只是要相应的秩序和国家之间交往的正常礼节。”
处理这次事件的过程其实就体现了四个字：就事论事。你不要以为这个事情很简单，我们一般人处理不好人际关系，往往就是因为欠缺就事论事的能力。
总防范别人，自己先犯错
清代历史上，诛杀顾命大臣的事件只有两次，第一次是清初康熙爷擒鳌拜，第二次是慈安、慈禧串通恭亲王奕訢，诛杀肃顺，发动辛酉政变。
咸丰皇帝死的时候，小皇帝同治尚且年幼，慈安、慈禧俩太后年纪轻轻，又是妇道人家，所以咸丰皇帝事先把身后的政局安排得非常好。他安排了以载垣、端华、肃顺等人为首的八个顾命大臣，将朝廷所有的日常行政事务都交给他们处理，但是皇家也保留最后的否决权。咸丰皇帝把自己的两枚印章分别给了两个太后，一枚叫御赏印，给了慈安；另一枚叫同道堂印，给了慈禧。
当时朝廷的公文下发流程是这样的：所有要下发的谕旨最后都要让太后过目，太后觉得不行就行使否决权；如果觉得没问题，慈安太后就在谕旨开头盖下御赏印，慈禧太后在谕旨末尾盖下同道堂印。这样一头一尾，就算是皇家同意了。
按说这个体制没有问题，可以照此运行。但是肃顺不这样想，他一直担心这俩太后要夺他的权，甚至在咸丰皇帝还没死的时候，他就建议：“你把这俩寡妇留在世上，恐怕对国家不利，你要不要学学汉武帝，行钩弋之事？”
什么叫钩弋之事？汉武帝临死的时候，觉得儿子年幼，他妈妈钩弋夫人还很年轻，万一将来勾搭上外面的男人，那刘家的江山不就完了？所以就把小皇帝的妈妈钩弋夫人给杀了。
肃顺一开始就对慈禧相当顾忌，也想让咸丰皇帝把慈禧宰了算了，可惜没能如愿。咸丰皇帝死后，他越来越担心。
当时有一个叫董元醇的御史，上了一道折子，提议请太后出来垂帘听政，并且让恭亲王也加入执政队伍。
这时候肃顺如果心里没什么的话，其实完全不用搭理他，把他当个屁给放了就算了。
但是肃顺如临大敌，他担心这个人万一挑动了太后们的心思，真要垂帘听政怎么办？所以他草拟了一道谕旨，用非常严厉的话批判了董元醇，然后拿到太后那儿盖章。
但两宫太后拒绝盖章，她们觉得在没有回北京之前就把这样的矛盾暴露出来，没有必要。这道折子就不要发了，按照当时的术语，叫“淹了”或者“留中不发”。肃顺当然不干了，他的小狗腿子、另外一个顾命大臣端华，就跑到太后那儿去吵，声震屋宇，把小皇帝都给吓哭了，而且还尿了。即便如此，两宫太后依然坚持不能发。于是八大顾命大臣就“罢职搁车”，意思是只要你们不发这道谕旨，我们就罢工，爱咋咋地。
太后们一看，也没办法，只好同意了。但问题是，这个仇就此结下了。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哥哥死了，作为弟弟，于情于理，恭亲王奕訢都该到避暑山庄去奔个丧。可是八大顾命大臣特别紧张，担心他和两宫太后串通密谋，一直不让他们见面。后来据宣统皇帝溥仪讲，当时恭亲王奕訢扮成萨满，见了两宫太后，密谋如何把这八个人干掉。所以，在两宫太后扶着咸丰皇帝的灵柩回京的路上，奕訢就派兵把八大臣给抓了。
回到北京之后，两宫太后当着所有大臣的面一通大哭，声泪俱下地说：“我们孤儿寡母，受了这帮奸贼的逼害，大家说应该怎么办？”大家都说宰了他们，于是慈禧太后就把这帮人给宰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辛酉政变”。
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个过程，就会发现肃顺也是作死。因为肃顺这个人是一个能臣，他经常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旗人都是浑蛋，一定要重用汉人。像曾国藩这种人，一定要重用。”有一次咸丰皇帝要杀左宗棠，肃顺还设法营救，可见他是一个明白人。
明白人为什么会犯下这样的大错呢？很简单，不会就事论事。他总是在想，别人会对我怎么看？两宫太后会不会夺我的权？如果要夺我的权，我应该怎么防范？说白了，就是他想多了。
一想多，他的行为就会变形；行为一变形，对方心里就会结疙瘩；对方心里结了疙瘩，对方的行为也会变形，最后双方自然而然就产生了冲突。
如果肃顺能够学学曾国藩就好了，“结硬寨，打呆仗，”遇到什么事都不管周边的因素，先看这事该怎么处理。董元醇上折子不对，把他驳了就完了，跟太后较什么劲呢？奕訢跑来奔丧，就让他见，你拦什么呢？正是因为肃顺在防范别人的时候，自己掉到了一个大坑里，最后才会身家性命不保。
其实，我们普通人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也经常会犯这样的错误。还记得俄国作家契诃夫写的那篇著名的小说《小公务员之死》吗？主人公是怎么死的？被将军吓死的。将军真要处理他吗？没有，他不就是在戏院看戏的时候，把唾沫星子溅到了将军的光头上吗？他老是担心将军要对他怎么样，最后把自己活活吓死了。这就是一种纠结。
还有另外一种纠结：为了防范别人而做出过度的反应。《吕氏春秋》里面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越王有四个儿子，有个奸臣就陷害他们，说这个儿子要造反，那个儿子要造反。越王就先杀了一个，又杀了一个，然后再杀了一个。等到奸臣想要陷害第四个儿子的时候，越王已经不信了，自己只剩下这一个儿子了，他还能造反吗？但是越王没想到，他的儿子不这么想。他的儿子想，奸臣一陷害，你就把我的三个哥哥砍了，这个时候我还能保得住命吗？最后真的就造反，把越王给杀了。越王临死的时候就后悔万分，早知道把这最小的儿子也宰了。
这就是人际关系当中的互动博弈，当你总在防范别人会怎么样的时候，你的行为、你的判断就一定是错误的。
破纠结最好的法门：专注于当下
我想通过《战天京》这本书里描述的故事，还有曾国藩这个人，来破解一个话题：两难中的纠结。
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都会遇到两难。举个例子，有朋友找你借钱，你舍不得，可是又怕得罪他，这不就纠结了吗？在这种情况下，仔细分析一下你纠结的具体事情，马上就能捕捉到原因——你是把未来可能发生的两个矛盾的结果，放在了现在。其实，只要你往前走，你会发现根本没有矛盾。这话怎么理解？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有一个朋友在网上问我，说最近与一个女孩网恋，但是父母坚决反对。他要是跟女孩在一起，就是对父母不孝；要是跟父母在一起，又断送了一段美好的爱情，所以很纠结，这该怎么办？
我说很简单，该爱这个女孩你就去爱，该结婚就结婚；同时，该孝顺父母，你就孝顺父母，哪有父母会一辈子记恨子女的？只是你把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调到了现在，所以才让它产生了矛盾。
因此，专注于当下，就是破纠结最好的法门。
我自己为人处世其实就是这样。我这个人有点直，说得不好听一点儿，就是个二杆子。二杆子一定不好吗？不见得。比如说遇到事情的时候，我该发火就发火，然后该跟别人好就跟别人好。时间一长，别人就知道我是这样的性格，谁也不会把我当坏人来看，会觉得我具有很大的确定性，跟我交往的时候不需要玩什么心眼，这反而成了一件好事。
这套心法我是从哪儿学来的呢？我是通过观察我一个同学认识到的。我这个同学在一个很大的机构里工作，那里面人际关系非常复杂。但是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政治敏感度几乎为零，我总说他“政商”为零。他对很多人的阴谋诡计完全无感，看见就跟没看见一样。但是他专注于自己的业务，在业务上非常棒。这样一个人，最后反而成了那个环境里面的最后赢家，现在官还当得挺大。
从他的身上，我就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为人处世切忌“目光远大”，一定要“鼠目寸光”，把眼下该办的事办好。这样所有的矛盾，都会在你往前走的过程当中自然化解掉。
一个“诚”字走天下
曾国藩用的其实也是这样一套心法。有个字在古代儒家的修身当中非常重要，就是诚恳的“诚”字。李鸿章在晚年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就说我的老师曾国藩，教我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诚”字，这真的是让我受益无穷。
曾国藩曾经问李鸿章：“你跟外国人打交道，打算用什么方法？”李鸿章说：“我跟他们打痞子腔，跟他们耍无赖。”曾国藩说：“不好，你要跟他们用一个‘诚’字，不管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是人，人都讲道理。只要你用一个‘诚’字，该怎样就怎样，对方就不会欺负你；即使他欺负你，那也只是实力差距带来的正常结果，总比你耍无赖、使巧计，最后吃一个大大的暗亏要好得多，对谁我们都应该秉承一个‘诚’字。”
在人际关系的处理过程当中，经常就是这样的。《战天京》这本书里还写到一个例子——同治九年（1870年），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这就是晚清史上著名的刺马案。慈禧怀疑是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干的，于是把他叫来，阴阳怪气地问：“此事甚奇呀！”曾国藩回答得非常简单：“我也觉得此事甚奇。”一个字也不多说，完全不跟老佛爷辩解。老佛爷拿他一点儿招都没有。
另外一个例子，朝廷要封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一个官，曾国荃嫌小，就打算撂挑子，给朝廷上了一个表章，要求再给自己降级。曾国藩劝他不要这样，说慈禧、恭亲王奕訢都是明白人，千万不要跟老中医玩偏方。何必呢？跟明白人不要干这种事。
再比如说，左宗棠经常在背后给曾国藩捅刀子，曾国藩的处理方式也非常简单，该解释这件事就解释这件事，过后我全当没发生过；该帮你左宗棠的时候，我还是要帮你。
这就是曾国藩为人处世的准则，这也就说回到了我前面讲的那个贬义词：鼠目寸光。我就处理眼下这一件事，处理好了，不考虑周边的第二层、第三层博弈关系，这反而是在乱局中、变局中最最聪明的方法。
有一则禅宗故事，有个小和尚问老和尚：“师父，你年轻的时候都干些什么呀？”
师父说：“我就是砍柴、挑水、做饭。”
小和尚问：“那你得道开悟之后，你都干些什么呀？”
师父说：“我还是挑水、砍柴、做饭。”
小和尚问：“那有什么区别呢？你活了一辈子也没什么进步啊？”
老和尚说：“不对，有进步。我年轻的时候是砍柴的时候想着挑水，挑水的时候想着做饭。现在呢，我开悟了，我现在砍柴的时候就砍柴，挑水的时候就挑水，做饭的时候就做饭。”
人的境界差距就是这么一点儿。我们如果在地上画一道半米宽、5米长的通道，你走过去完全没有问题。可是如果这条通道两旁是悬崖，你还能走过去吗？你就会肝儿颤。
为什么会肝儿颤？因为你会想到未来，向左一步会掉下去，向右一步也会掉下去。其实是你想多了，如果你没想两边，半米的宽度足够你走很长的距离，完全不会掉下去。
为什么有的人做事那么顺呢？往往就是他专注于当下，没想太多。
最后，我再给大家讲两句我听来的话。
第一句，仍然来自于曾国藩：“未来不迎，当时不杂，过往不恋。”这就是说，未来发生的事情，我根本就不迎上去想它；当下正在做的事情，不让它杂乱，要做什么就专心做什么；当这件事情过去了，我绝不留恋它。
第二句，来自于我师兄刘春，就是微博上非常著名的刘春。他曾经也在一个人际关系非常复杂的大机构中工作，我就问他怎么处理这些复杂的关系。当时刘春师兄跟我讲了十六个字的箴言，我一直记到了今天。哪十六个字？“不问是非，埋头业务，屁股干净，尽力协调。”
如果一个人真能做到这一点，不管他处于什么样的处境，干什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