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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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陆贾的《新语》，不能不让人感到作者确实是一位朝气蓬勃的政治家。他蔑视那些“君倾而不扶，国危而不持”的隐士者流，整个理论继承了荀况反对大命论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并明确地指出:“世道衰亡，非天之所为也，乃国君者所取也。”他强烈地抨击了泥古守旧、重古轻今的思想，主张“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述远者，考之于近”，“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为法，因世而权行”，这些充分反映了陆贾锐意革新、进取的思想倾向。
陆贾通过对历史经验的反复比较和总结，认为凡“恃坚甲利兵，深刑刻法”治国的，其结果都是国灭身亡。他列举了历史上许多这样的例子:“昔晋厉齐庄，楚灵宋襄，秉大国之权，仗众民之威，军师横出，陵栋诸侯，外骄敌国，内克百姓，邻国之仇结于外，臣下之怨积于内。……故宋襄死于私水之战，三君狱于臣子之手，皆轻用师而尚威力，以至于斯……此乃去事之戒，来事之师也。”陆贾对秦亡教训的分析准确而深刻。他指出:“秦始皇帝设为车裂之诛，以敛奸邪。筑长城于戎境，以备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将帅横行，以服外国。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治法于内。事愈烦天下愈乱，法愈滋而奸愈炽，兵马愈设而敌人愈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因此，陆贾认为，自春秋而至秦，“恃坚甲利兵，深刑刻法”是导致国家败亡的基本原因，值得警惕。与此相反，“虞舜治天下，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然无治国之意，漠然无忧民之心，然天下大治。周公作礼乐，郊天地，望山川，师旅不设，刑格法悬，而四海之内，奉贡来臻，越棠之君，重译来朝。”这就是陆贾提出“无为而治”治国方略的历史依据。经过将近十年战乱破坏而建立起的西汉王朝，其时社会经济极端贫困。这种破败不堪的局面，决定了缓和阶级矛盾和发展生产力必然成为汉初的突出任务。陆贾认为，“无为”是暴政的对立面。当时西汉政权应实行“无为”政治，别无出路。因此，他大声疾呼:“夫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关于“无为”政治的理想境界，陆贾有一段颇为生动的描述。他说:“是以君子之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间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邮骤无夜行之吏，乡间无夜名之征;犬不夜吠，鸟不夜鸣;老者息于堂，丁壮者耕耘于田;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强弱相扶，大小相怀，尊卑相承，雁行相随;不言而信，不怒而威。”陆贾的《新语》为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莫定了理论基础，对汉初政局的稳定和生产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据《汉书·艺文志》载，陆贾曾著有《楚汉春秋》和赋三篇，均已散佚。世传《新语》十二篇，与《史记》及《汉书》本传所记篇数相符，而与《汉书·艺文志》所载二十三篇不合。其篇目及内容，自唐以来大抵如此，是否系陆贾作品，历来人们认识不一。应该说，陆贾原作者有之，后人搀杂者亦有之，但基本上反映了陆贾的思想。
陆贾曾在刘邦面前时时说称《诗》、<书》，在<新语》里也大谈仁义，似乎是一个儒家之徒。从班固的《汉书》开始，旧史家均把陆贾置于儒家之列。《四库全书》在谈到《新语》时也说:“汉儒自董仲舒外，未有如此之醇正也。”这个论断现在看来也不尽然，应该特别注意的是陆贾所说的“仁义”与孔孟的“仁义”并不完全相同。特别是与孔孟仁义相联系的那些繁琐的礼仪，陆贾几乎没有提及。比较起来，陆贾则更重视老学。秦汉以前，“无为”同“仁义”是互不相容的。陆贾根据汉初社会现实的需要，却把这两个分属于道家和儒家的东西结合在了一起，但主次是分明的。西汉史学家、思想家司马谈在评论道家时说:“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综观《新语》，陆贾的思想正与司马谈所言之道家相合。显然，汉初道家与先秦道家并不完全相同，陆贾的思想并非老庄思想的翻版。陆贾在继承老学“无为”思想的基础七，加以发展，并掺人了儒、墨、名、法、阴阳各家及黄帝之学的思想，使老学变得比较符合汉初社会的需要，形成了著名的黄老学派。这是道家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也是老学思想的一次重大改造。而这个任务正是由陆贾完成的。汉初，在君主和大臣之中，崇尚黄老思想者不乏其人，黄老思想成为汉初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陆贾则是汉初黄老学派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汉初第一个有政治著作传世的杰出政治家。
陆贾的思想体系得到刘邦以及众多臣僚的赞赏。以此为转折，汉王朝君巨反复总结秦王朝灭亡的教训，并引以为戒，逐渐认识到，秦始皇并非不欲为治，秦的速亡，正是由于举措(兵役摇役)太暴，用刑太过的缘故。要想实现长治久安，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轻摇薄赋慎刑，才能缓和社会矛盾，巩固政权。在这一思想方针的指导下，以刘邦为首的西汉统治者，陆续采取了如下一些重要措施:
一、罢兵士归家乡。规定跟随刘邦入关灭秦的关东人愿意留在关中为民的，免摇役卜三年，回关东的免摇役六年。军吏卒无爵或爵在大夫(五级爵)以下的，一律晋爵为大夫;大夫以上的加爵一级，并一律免除本人及全家的摇赋。归农的军吏卒，按照爵级高低，授予田宅。这些被遣散的军吏卒，除少数高爵的上升为地主外，大部分还是一般农民。这些农民由于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中获得了一份土地，又不需要服摇役，提高了生产积极性，成为汉初稳定农村封建秩序，恢复农业生产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命令在战乱中聚啸山泽的人各归本土，“复故爵田宅”，使地主追乡，农民返籍。“故爵”无疑指秦代的封爵，秦爵与田宅密不可分，“复故爵田宅”是对秦代中小地主既得利益的法律承认，有利于消除秦朝吏民的反抗情绪，这项安抚政策在汉初稳定封建秩序方面是成功的。
三、宣布因饥荒自卖为奴婢者，一律“免为庶人”。这里限定的“自卖”只是当时奴埠买卖的一种形式，其他还有“略卖”、“出卖”等。如果再从自由民沦为奴婶的渠道论之，形式就更多了。因此，这项法令并不是要废除奴隶制，而是有限地释免一些“自卖”者，尽管如此，它对解放社会生产力还是有益的。
四、重农抑商。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重农有其历史必然性。重农抑商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始自商鞍变法，商秧认为工商业严重妨碍“重农”政策，因为在商品经济获得一定发展的前提下，从事工商更容易获利。对此，史学家司马迁曾概括指出:“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在工商业的利导下，大量农民纷纷脱离农业转而从事工商，这在农业生产力不甚发达的情况下是有害而无益的。正因为如此，刘邦君臣继承了这一政策，并具体规定:不许商人衣丝、操兵器、乘车骑马，不许商人从政做官，并加倍征收他们的人头税。
五、减轻田租，十五税一。据<云梦秦简·田律》可知，秦代的田赋征收禾稼(粮食)、刍饲料)、粟(禾秆)等，即每顷收当三石，粟二石。后来，董仲舒批评秦政说秦代“田租日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说明秦朝的赋税很重，汉初则力求轻摇薄赋。
刘邦君臣通过上述“与民休息”的措施，总算把秦末以来动荡不安的社会局面稳定下来，陆贾成为汉初政治舞台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刘邦认为陆贾是出使南越的最佳人选。据史料记载，陆贾到达南越国的都城番禺后，只见赵佗态度傲慢，头发束成一撮，竖在头上，伸及两腿，像簸箕一样坐在大殿里。作为一位有着长期出使经验的政治家和辩士，陆贾对赵佗的这番举动好像早有预料，他不动声色，先将赵佗与中原的关系作为会谈的切人点并进言道:“你本是中国人(指中原地区)，亲戚兄弟、祖先坟墓都在真定(今河北正定)。而今你一反天性，背叛父母之国，不念祖宗，放弃中国传统装束，想要靠区区弱小的南越跟天子对抗，成为敌国，大祸怕就要来临。自从秦王朝失去控制，诸侯豪杰纷纷起来，只有汉王刘邦率先人关，占领咸阳，项羽背叛盟约，自立西楚霸王，诸侯成为他的臣属，可以说甚为强大。然而汉王刘邦从巴蜀出兵，用皮鞭答打天下，遂诛灭项羽，仅仅五年时间天下平安。这不是人为的力量，而是天意如此。夭子(指刘邦)已知道大王在南越称王，却不出兵协助诛灭暴秦和西楚，朝廷文武官员都主张派出大军，向大王(指赵佗)问罪，但天子怜悯百姓在战乱频仍中已经十分痛苦，才消原意，并且派我前来授给大王王印和互相通好的符节。大王应该恭恭敬敬地到郊外迎接，北面称臣。想不到你竟想凭借基础未稳的南越，倔强到底。汉朝廷如果得到报告，恐怕要挖掘焚烧你祖先的坟慕，屠杀你宗族，然后派一位偏将军，率领十万人马南下进攻，到那时，你的部下杀你投降，易如反掌。”
赵佗茅塞顿开，赶紧跳起来，规规矩矩地坐下，道歉说:“我在蛮夷中生活得太久，忘了中国礼仪。”然后向陆贾请教说:“我比萧何、曹参、韩信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