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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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斯时构难虽由乱民，而纵恶实由新贵。不惩祸始，从无媾和，强邻有压境之师，客军无返乡之日。瓜分豆剖，祸迫眉睫。而元恶当国，莫敢发言。我皇帝密上弹章，请诛首罪，顽凶伏法，中外翕然，和局始克告成，河山得免分裂，此功在匡国者二也。
寻授任北洋大臣，其时风鹤犹惊，人心未靖，乃扫荡会匪，萑苻绝迹，廓清积案，民教相安，收京津于浩劫之余，返銮舆于故宫之内。遂复高掌远蹠，厉行文明诸新政，无不体大思精，兼营并举。规模式廓，气象万千。论者谓我皇帝为中国进步之先河，文明之渊海，洵符事实，非等虚词，此功在开化者三也。
革命事起，风潮剧烈，不数月间，四方瓦解，王室动摇，天意厌清，人心思乱。清孝定景皇后知大势之已去，满族之孤危，痛哭临朝，几不知税驾之何所？斯时我皇帝即改玉改步为应天顺人之举，躬自践祚，以安四海，夫谁得而议之者？乃独恪恭臣节，艰难支柱，委曲维持，以一身当大难之冲，几遭炸弹而不恤。孝定景皇后乃举组织共和政府之至权，与夫保全皇室之微意，悉挈而付托我皇帝；始有南北议和优待皇帝之条件，人知清廷逊位之易，结局之良，而不知我皇帝之苦心调剂，固几竭其旋乾转坤之力也。于是南北复归于统一，清室获保其安全，四万万之生灵，弗陷于涂炭，二万里之疆圉，得完其版图，于雨风漂摇之中，而镇慑奠安，卒成此共和四年之政局，国家得与人民休养生息，不至沦胥以尽，此功在靖难者四也。
民国初建，暴民殃徒，攘臂四出，叫嚣乎政党议会，豗突乎官署戎行，挑拨感情，牵制行政，我皇帝海涵天覆，一以大度容之。彼辈野心弗载，卒有赣宁之暴动，东南各省，再见沉沦。幸赖神算早操，三军致果，未及旬月，而逆氛尽扫，如拉朽枯，遂得正式礼成。大业克跻，列邦交庆，彼辈毒无可逞，犹复勾结狼匪，肆其跳梁，大兵一临，渠魁授首，神州重奠，戈甲载蠹，卒使闾阎安堵，区宇敉宁，以臻此雍洽和熙之治。盖自庚子拳匪之乱，辛亥革命之变，癸丑六省之扰，皆足以倾覆我中国，非我皇帝，孰能保持镇抚，使四千年神明之裔，食息兹土，不致沦亡，此则我皇帝之大有造于我中国，而我蒸黎子姓所共感而永矢弗谖也。此功在定乱者五也。
不但此也，溯自通海以来，外交之失策，不可胜计，国际之声誉，几无可言。以积弱衰疲之国，孤立于群雄角逐之间，情势之危，莫此为甚。而意外变乱，又往往无先例之可援，措置偶一失宜，后患辄不堪设想。惟我皇帝睿智渊深，英谋霆奋，遇有困难之交涉，一运以精密之谟献，靡不立解纠纷，排除障碍，卒得有从容转圜之余地。而远人之服膺威望，钦迟风采者，亦莫不输诚结纳，帖然交欢，弭祸衅于樽俎之间，缔盟好于熟槃之际。此功在交邻者六也。
凡此六者，皆国家命脉之所存，万姓安危之所系，若乃其余政教之殷繁，悉由霄旰勤劳之指导，则虽更仆数之，有不能尽，我皇帝之功烈所以迈越百王也。
请再就德行言之：我皇帝神功所推暨，何莫非盛德所滂流。荡荡巍巍，原无二致。至于一身行谊，则矩动天随，亦有非浅识所能测者。即如今兹创业，踵迹先朝，不无更姓改物之嫌，似有新旧乘除之感。明谕引此为惭德，尤见我皇帝慈祥忠厚之深衷，而不自觉其虑之过也。夫廿载以来，往事历历可征，我皇帝之尽瘁先期，其于臣节，可谓至矣。
无如清政不纲，晚季尤多瞀乱，庚子之难，一二童騃，召侮启戎，万千古未有之笑柄。覆宗灭祀，指顾可期，非赖我皇帝障蔽狂流，逆挽滔天之祸，则清社之屋，早在斯时。
迨我皇帝位望益隆，所以为清室策治安者，益忠且挚。患满族之孱弱也，则首练旗兵。患贵胃之暗昧也，则请遣游历。患秕政之棼扰也，则厘定官制。患旧俗之锢蔽也，则议立宪章。凡兹空前之伟画，壹皆谋国之良图。乃元辅见疏，忠谠不用，宗支干政，横揽大权，黩货玩戒，斲丧元气。自皇帝退休三载，而朝局不可为矣。
及武昌难作，被命于仓皇之际，受任于危乱之秋，犹殷殷以扶持衰祚为念。讵意财力殚耗，叛乱纷乘，兵械两竭于供，海陆尽失其险。都城以外，烽燧时惊。蒙藏边藩，相续告警。而十九条宣誓之文，已自将君上之大权，尽行摧剥而不顾。谁实为之，固非我皇帝所及料也。后虽入居内阁，而祸深患迫，已有芨芨莫救之虞。老成忧国之衷，至于废寝忘餐。拊膺涕泣，然而战守俱困，险象环伏，卒于挽救之无术。向使冲人嗣统之初，不为谗言所入，举国政于朝纲之大，一委诸元老之经营，将见纲举目张，百废俱举，治平有象，乱萌不生，又何至有辛亥之事哉？至万不得己，仅以特别条件，保其宗支陵寝于祚命已坠之余，此中盖有天命，非人力所能施。而我皇帝之所为极意绸缪者，其始终对于清廷，洵属仁至而义尽矣。
若夫历数迁移，非关人事。曩则清室鉴于大势，推其政权于民国，今则国民出于公意，戴我神圣之新君。时代两更，星霜四易，爱新觉罗之政权早失，自无故宫禾黍之悲。中华帝国之首出有人，复睹汉宫威仪之盛，废兴各有其运，绝续并不相蒙，况有虞宾恩礼之隆，弥见兴朝覆育之量，千古鼎革之际，未有如是之光明正大者。而我皇帝尚兢兢以惭德为言，其实文王之三分事殷亦无以如此。而成汤之恐贻口实固远不逮兹，此我皇帝之德行所以为敻绝古初也。然则明谕所谓无功薄德云云，诚为廉抑之过言，而究未可以遏抑人民之殷望也。至于前此之宣誓，有发扬共和之愿言，此特民国元首循例之词，仅属当时就职仪文之一。差当日之誓词，根于元首之地位。而元首之地位，根于民国之国体，国体实定于国民之意向，元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为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为变迁。今日者，国民厌弃共和，趋向君宪。则是民意已改，国体已变，民国元首之地位，已不复保存，民国元首之誓词，当然消灭。凡此皆国民之所自为，固于皇帝渺不相涉者也。
我皇帝惟知以国家为前提，以民意为准的，初无趋避之成见，有何嫌疑之可言，而奚必硁硁然守仪文之信誓也哉。要之我皇帝功崇德茂，威信素孚，中国一人，责无旁贷。昊苍着佑，亿兆归心。天命不可以久稽，人民不可以无主。伏冀撝衷勉仰，渊鉴早回，毋循礼让之虚仪，久旷上天之宝命。亟颁明诏，宣示天下，正位登极，以慰薄海臣民喁喁之渴望，以巩固我中华帝国万年有道丕丕之鸿基。总代表不胜欢欣鼓舞恳款迫切之至。除将时今发还本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推戴书，及各省区国民代表推戴书等件，仍行赍呈外，谨具折上陈，伏乞睿鉴施行。”
袁的洪宪称帝，两揖一让就在民国4年12月11日一天之内完成。
民国4年12月12日，袁发表接受帝位的申令：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但亿兆推戴，责任重大，应如何厚利民生？应如何振兴国势？应如何刷新政治跻进文明？种种措置，岂予薄德鲜能所克负荷？前次掬诚陈述，本非故为谦让，实因惴惕交萦，有不能自己者也，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予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第创造弘基，事体繁重，洵不可急遽举行，致涉疏率，应饬各部院就本管事务会同详细筹备，一俟筹备完竣，再行呈请施行。凡我国民，各宜安心营业，共谋利福，切勿再存疑虑，妨阻职务，各文武官吏，尤当靖共尔位，力保治安，用副本大总统轸念民生之至意！除将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推戴书，及各省区国民代表推戴书，发交政事堂，并咨复全国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代行立法院外，合行宣示，俾众周知！此令。”
七十五、皇帝总统
于是袁大总统成了袁大皇帝——时间是民国4年12月12日。
从这一天起，中国政坛上出现了一个怪现象，既有总统，又有皇帝，既不是中华民国，又不是中华帝国，所以在公文上便显得异常混乱。如奉天将军段芝贵首先称臣，袁手批“不当称臣”。直隶巡按使朱家宝的奏折文字庄严，抬行写“奏请皇帝陛下圣鉴”。袁也说登基大典尚未举行，称臣称皇帝陛下都不恰当。不过，从这个时候起袁就不喜欢别人再称为总统。
自4年12月17日起，北京《政府公报》不再见有“大总统令”了，代之而起的，是“政事堂奉策令”，究竟是奉何人策令却是个迷。因为这策令是皇帝也是总统、既非皇帝也非总统的袁世凯所发出，袁在这些策令中既不自称为“朕”，又不自称为“本大总统”，而称曰予，这个口吻至少是准皇帝口吻。
这是个稀奇古怪的时期，中国有一个人又是皇帝又是总统，袁党在公文程式上想出了一个方法，这是废除了总统的称号，也避免用皇帝的封号 ，尽可能使用些含混的名词，如“奉谕”、“谨乞钧鉴”等。
12月12日是袁接受帝位推戴的一天，这天他在怀仁堂接见了简任以上文武官员200余人，这些大小官员纷纷向袁祝贺，文官在东，武官在西，排列整齐，向袁行三鞠躬礼，由内史监阮忠枢率领，公府大礼官黄开文司仪。袁发表一篇简短演说，说是为了救国救民：
“大位在身，永无息肩之日。故皇帝实为忧勤惕厉之地位，决不可以安富尊荣视之。且历代皇帝子孙鲜有善果，平时一切学问职业皆不得自由，故皇室难期发达，予为救国救民计，牺牲子孙，亦不敢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