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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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提倡官兵相互敬重，发现了错误就开个会民主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军区政治部的刘志坚主任还组织各部队开展“创造模范俱乐部”活动，也就是让战士们自己编排几个说说唱唱的小节目，还搞一些游戏比赛什么的，对消解疲劳有好处。
团部小干事崔连喜每天拎着一把胡琴到处跑，为各连队排练伴奏。老百姓也觉得八路军唱歌、跳舞、赛跑、拔河挺好玩的，男女老少围在旁边看热闹。虽然都知道不远处就有鬼子据点，周边的邢台、邯郸、衡水、武城都聚集着日军部队，可大家却一点也不担心，觉得自己很安全。
现在看来，在敌后环境下出现这样的松懈状态，无疑是十分危险的。可是在当时，冀南抗日根据地每年都要承受四五次大规模“扫荡”，历经大大小小一百多次战斗，人们长期紧绷着的神经也难免会出现麻痹甚至麻木的情况。
在反“扫荡”的过程中，根据地军民似乎已经掌握了一套规律：
鬼子“扫荡”前，八路军总是能及时获得情报，敌人从哪个方向来、兵力有多少，早两天就清楚了。各级干部大会小会地通报情况，布置任务，谁该干什么大家都心里有数。等到听见日军的枪炮声，主力部队跳出包围圈，到外线去打击敌人的后方；地方部队和民兵则留在当地埋地雷、钻地道、打“麻雀战”；而老百姓就带上四五天的口粮，跑到野地里躲起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坚壁清野、游击骚扰，日伪军的粮草就接济不上了，后方也被八路军破坏了，只好一边杀人放火抢东西，一边往回撤退。然后八路军主力又从外线回到根据地腹地，老百姓也回到村庄重建家园，大家一起庆祝反“扫荡”胜利。
鬼子这么折腾一次，就得消停一段时间准备军需，一两个月之内没事，两三个月以后又再来“扫荡”——像这样的多次重复，搞到最后大家都习惯了。地方政府事先把工作计划安排好，负责军事的干部和负责生产的干部像换班一样轮流忙碌。有时候眼看“到点了”，日军却没来，干部群众还挺着急：“这小鬼子怎么还不来‘扫荡’？早打早收场，我们好干活呀！”
在这样的情形下，骑兵战士刘春雷当然也预感不到任何危险。虽然听说华北的日军换了个新头头，也听说这个新来的家伙有什么“新战法”，可他和战友们都对此不以为然：日本人的怪名堂见得多了，什么“分进合击”、什么“捕捉奇袭”、什么“纵横扫荡”……到最后还不是一样被八路军赶回去。别说新来个日军司令官，就是日本昭仁天皇来了又有啥了不起的？
然而，1942年的冀南“四二九扫荡”以及随后在冀中、太行山根据地发生的“五一大扫荡”，却使中国人民永远记住了一个恶魔的名字——冈村宁次，抗战历史上也因此刻下了一个残酷的名词——铁壁合围。
1942年4月29日清晨，刘春雷在禁闭室门口站岗。
禁闭室里关着王占奎和刘金魁。头天晚上，这两个老兵打架惹祸了。王占奎是山西人，平素最崇拜山西好汉关云长，开口闭口不离关公。而刘金魁却是个“碎嘴子”，偏偏要在他面前说关老爷比不上自己的老乡戚继光。事实上，刘金魁是四川人，和戚继光一点关系也没有，他这纯属是和老王捣乱逗着玩。王占奎嘴笨，说不过人家就动了手。于是指导员张存有（1949年牺牲）就把他俩都关了禁闭，还派刘春雷睡在禁闭室的门外，防着他们再打架。
天刚亮，两个活宝睡够了，继续拌嘴。刘金魁这回不夸奖戚继光了，改说关羽肯定打不过他另外一个老乡岳飞，把王占奎气得没办法。大刘在门外“听相声”，嘿嘿地直乐。
禁闭室设在团部大院里，刘春雷看见连队干部们跑来向团领导请示工作，听说“没事，继续休整”，都哄笑着散了。四连长韩永正还嚷嚷着“谁不服气？继续比赛”。那段时间，连长和指导员分成两边比赛马，谁赢谁输不大清楚，反正好像彼此都挺来劲的。就在这时候，预警哨响了，一个斥候骑兵吹着小铜哨子疾驰而来，慌慌张张地报告说东北方向发现日军部队。
大刘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斥候兵搞错了：前一次“扫荡”刚结束，鬼子不可能这么快就卷土重来。再说了，军区机关和几个主力团都在附近，敌人即使要来，也不可能事先不知道。
团长和政委也不大相信，曾玉良还说：“看清楚了没有？是不是新七旅在搞什么活动？”斥候兵急得满头大汗：“是鬼子部队，大部队！还有坦克！”几个团领导半信半疑地爬上房顶，拿望远镜一看，都喊“糟糕，糟糕！”郑家口方向真的出现了日军坦克和骑兵队——以往敌人大规模出动前八路军都能得到准确预警，而这次大“扫荡”，我方竟然一点情报也没有。
紧急集合号在兀兰屯响起来，团部的小电台也响个不停，可这时候，军区的信号已经叫不出来了。战士们忙着收拾东西准备拔营，各连连长都跑到团部请示行动目标和行进顺序，场面显得有点乱。二连长张起旺看见刘春雷还站在禁闭室门口，赶紧命令：“把人放了，快集合去！”
就这么一会儿的工夫，敌人越来越多了。战士们用肉眼就能看见鬼子汽车一辆接一辆地由东向西开，起初只是东北方向有敌人，后来西北方也发现情况了。一群群的老乡赶着牲口、扛着家什往兀兰屯这边跑。那时候，老百姓出门避难有两样东西是必带的：一是牛、驴、猪、羊，因为日本人见了家禽、牲口就抢，不藏起来不行；二是衣服、被褥，这是基本生活用品，也是老百姓的贵重家当。
看到这场景，用不着领导说明，骑兵们都知道是遇上了日军的大合围，要打硬仗了。大家紧张地整理武器，检查战马。刘春雷把口袋里的半个高粱面窝头掰碎了喂“公鸡”，一个劲地说：“好伙计，等一会儿可得机灵点，给我争口气啊！”战马似乎听懂了他的话，脑袋在主人的胸口上蹭来蹭去。
一组一组的斥候骑兵被派出去侦察情况，战士们在等待命令，指挥员则在考虑行动方案。
这个时期，由于缺乏通讯手段和必要的训练，长期在敌后打游击的抗日军民还不大习惯协同作战，遇到突发情况，经常是群众各自跑、民兵各自干、部队各自打，甚至八路军主力部队之间的相互联络也不多。比如这时，新七旅旅部、十九团和骑兵团相隔只有五里地，可是在没得到上级指示的情况下，各部队并没有协调共同行动，而是关起门来自己想办法。
曾团长提出，现在敌人的包围圈尚未合拢，以骑兵团的机动能力，直接向北穿插，就可以从东北、西北两股日军的结合部突出合围（新七旅十九团就是这么冲出去的）。而况政委则表示，现在军区总部的情况尚不清楚，应该向南面的总部靠拢，配合总部机关突围。政委的意见更有全局观念，于是大方向就这么确定了。
但是，军区总部联系不上，他们正在采取什么行动？将向哪里运动？骑兵团也不知道。最后决定由曾团长和政治部主任徐青山带一连沿着卫河（古运河）西岸寻找，况玉纯政委和参谋长带三个连沿大路向南前进。
部队出发，刘春雷他们跟着况政委上路。四周围的田野一马平川，只在个别地方还稀稀拉拉地留着些长势不好的高粱；道路两旁，三五成群的老百姓背着包裹或走或坐，牛羊牲口啃着青草时走时停。四面八方都有逃难的人群，谁也不清楚哪个方向更安全一些。神情紧张的人们向骑兵团求教，八路军的回答也只能是“对不住，不知道”。
越往南走，撤退的人越多。冀南财政学校的两百多学生正列队行军，看见八路骑兵就“呼啦”一下跑过来，队伍全乱了，气得老师一个劲地吹哨子。小干事崔连喜遇见了新七旅文工队的十几个小娃娃，亲热得不得了，叫人家抓着马尾巴赶路。可是战马尾巴甩来甩去的，小家伙们揪不住，于是在马尾巴上拴上一个书包。有重物坠着马尾巴就不能动弹了，一群男女小八路你拉一下我拽一把，嘻嘻哈哈闹翻了天。
妇救会的六十多个干部也要跟随行进，王永元参谋长说了句：“你们女人跟着部队跑什么！换件衣服（她们穿着蓝黑色制服）到老百姓那里躲一躲就算了嘛！”结果被一大群妇女围住，批评他瞧不起女同志，是封建意识。王参谋长被骂得面红耳赤，又是敬礼又是鞠躬的，好不容易才脱身溜掉了。
刘春雷也觉得这么多人跟着部队跑不大妥当，如果由机动部队吸引住敌人，其他人员在群众掩护下分散突围，效果可能会更好（事实上，许多有游击经验的人都是这么做的）。可是他当时不敢吭声，因为说这话就好像是嫌弃别人，弄不好是要破坏军政关系的。
骑兵队列中不仅有学生、小孩和妇女，还有周边几个县的上百名工作人员。在当时，不打游击的县区政府干部是可以不下乡的，七八个县的办事人员聚在一起办公是经常的事，他们平时和行署机关在一块，打仗时就和部队一起走。除此之外，地区医院用担架抬着几十个病号，公安队押着几十个罪犯，队伍后面还跟着一大串不知道什么单位的骡车和驴车。
队伍不停地向南走，这时候，不向南走已经没办法了。
派出去的斥候兵不断回来报告：“来了，来了！”意思是身后方向发现敌人。按规矩，其他斥候小组这时候就应该向发现情况的方向机动、主动进行牵制和骚扰，可是，今天却没有人出击了，因为除了西南方，各个方向都在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