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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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暇的时候，大家就打篮球。这好像是延安那边传过来的活动，干部战士都爱玩，骑兵团也转着和不同的对手打比赛。
其实，团里面以前见过篮球的没几个，但政治处李庭桂主任搞过学生运动，有体育基础。边乔参谋在东北军中参加过篮球队，技术不错，这就使得骑兵团球队具备了相当的水平，见了谁都不怵。不过，曾玉良团长似乎对这玩意儿不感兴趣。开始的时候，政治处把球赛赢了这个赢了那个的战绩都登在《铁骑报》上，曾团长看了不以为然：“破消息，有什么用处？浪费纸！”宣传干事以后就不写这个了。
篮球比赛的场地很简单。找老百姓借两架梯子竖起来，在顶上用柳条编成“米”字格当篮板，再用柳条圈个篮筐绑上，哨子一吹就可以开动了。不过这种“梯子球架”不容易进球，一场比赛能扔进五六个球就算是大胜利了，搞得篮球赛的比分和足球赛的差不多。
球场大小不一，凹凸不平，边线也不清楚，有时候拍着球跑出去好远大家还在抢。最有趣的是和二十一团比赛，他们输急了，把梯子扛起来就走，害得骑兵团找不到投篮的地方，只好哈哈一笑，握手言和。球赛没有赢，大家也挺高兴。李庭桂主任说：“这是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可是，乐了没多久就乐观不起来了。
1942年，华北遭遇了大旱灾。八个多月没下雨，土地龟裂，水渠干涸，冀南近九百万亩耕地未能播种，春苗枯死，夏季绝收，到了秋天仍然是荒芜一片，全区一半以上的村庄成为无苗区。
刚开始，大家还没有感觉到事情有多可怕。冀南这里的自然条件不错，是传统的农业富庶区。俗话说“金南宫，银枣强，叫花子不肯吃高粱”，连讨饭的乞丐都要吃馍馍的地方，饿肚子的情况很少见。
在冀南，八路军不设粮食仓库，公粮就存放在老百姓的家里。如果有“公家人”来到村里，乡亲们就赶紧把麦子磨成面，提供吃喝；干部则如数付给粮票，用粮票就充抵公粮。
军粮是只计数量不分种类的，可老百姓一则爱护八路军，二则也爱面子，如果有馒头，绝不会拿窝头招待子弟兵。八路军吃干的，老乡们自己喝稀的，还要出门去炫耀：“我家今天吃白面馍馍，每个足有海碗大，里面埋着大红枣……”
开始休整的时候，骑兵的定量是每人每天一斤十四两，没过几天就降为一斤半（当时是用一斤等于十六两的老秤）；月初的时候，伤病员的“休养餐”是每天两个鸡蛋，月底就变成了一碗面条。尽管标准降低了，老百姓还是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慰劳八路军。有一天，病号刘春雷和一个伤员到老乡家吃“营养派饭”。进门的时候，人家婆媳正在闹矛盾，原因是家里的一只母鸡好些天没下蛋了，婆婆怀疑是媳妇把鸡蛋偷拿去换了东西。吵着吵着，看见伤员同志进来了，老婆婆转身就把这只母鸡炖成了汤，把两个八路军战士感动得直掉泪。
开始的时候是粗粮、细粮各一半，接着是粗八细二，到后来连高粱面也吃不上了。进入12月份以后，军队和老百姓的生活用粮都成了问题，部队走到哪里，地方干部都是搓着双手，满头大汗一脸焦急想不出办法。刘春雷他们这才意识到：大饥荒到来了。
这场饥荒，一半是天灾一半是人祸。天灾自不必说，1941年的洪涝，1942年的干旱，1943年的蝗虫……自然灾害接二连三，使老百姓断了收成。可是，往年间也有闹旱涝灾害的时候，日子却从来没有这么惨过。这一次，是日本鬼子的“三光”掠夺加剧了灾难的严重程度。
“四二九大‘扫荡’”之后，日军占领了冀南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鬼子在根据地大肆烧杀抢夺，仅元城附近的四个区就有二十六个村庄被烧毁，被抢走粮食一万四千多石、牲口两千多头，直接造成大批群众破产；在敌占区，日伪机构强行征收“户口税”、“牲畜税”、“田赋费”、“电杆费”、“护路费”、“门牌捐”、“居住证捐”……仅1942年4月至8月，每亩耕地平均对敌负担就达二百五十元以上，四个月的捐税超过了老百姓全年的收入；为加强对根据地的封锁，日伪军还强迫群众挖壕沟、建炮楼，全区一半以上劳动力被征调劳役，使得群众失去了进行灾后补救的机会。
另外，由于日军强迫冀南各区多种棉花少种麦子，而抗日政府却没有能够及时察觉敌人的经济意图。结果，收获下来的棉花被低价收走，日军再封锁粮食供应、提高粮价，根据地的老百姓就只好吃棉籽了。
战争的破坏和敌人的掠夺，使根据地民众的社会积蓄消耗殆尽，因而在自然灾害面前完全失去了抗衡能力。冀中和冀南曾经是太行山根据地的粮仓，现在，冀中根据地丢失，冀南不仅不能向太行山供粮，反而需要其他根据地的支援。从各游击区调拨过来的粮食也是杯水车薪，八路军不能眼看着老百姓挨饿，于是就不断降低军粮标准，从一斤半降到一斤，再从一斤降到八
两……
窝头没有了，只能喝稀粥，野菜和树皮也放进锅里煮，有人编了个顺口溜：“一顿二三两，颜色四五样，加水六七碗，八九十日粮。”真是十分形象。
每天喝两碗稀粥，走几步就消化光了。当时，无论步兵还是骑兵都取消了操练，大家闲躺着不动，保持体力，争取让肚子里的一点汤汤水水多保存一会儿。也有人听说延安在搞大生产运动，可大伙都觉得不可思议——当兵吃粮，天经地义，别说新八路，就连老红军也没见过要部队去种地的。
刘春雷问张起旺：“连长，当初你们没吃食的时候怎么办？”
“简单，打地主呗！”
这倒是个好主意。可这办法现在也不行啊，放眼四周，个个饿得眼发蓝，打地主？地主家也没余粮呀！
人饿久了就发傻。出太阳的时候，士兵和老百姓都在场院里坐着，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木木呆呆的。有的人随口闲侃胡说八道，有的人闭目养神胡思乱想。况玉纯政委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得给大家找点事情做，而且还不能耗费体力。政治处的李庭桂主任就想了个主意：学文化！
把战士们按文化水平高低分成好几个班，学问大的念报纸，学问低的认生字。
人数最多的是文化班，这实际上就是个扫盲班。负责上课的老师是刘春雷班上的新战士——人称“半截秀才”的李大鹏，他还有个外号叫“皮皮”。
大鹏其实并不大，当时才十七岁。他是个烈士遗孤，父亲是顺直军委早期的干部，搞地下兵运时被晋军陈长捷部杀害了。母亲改嫁后，年幼的大鹏就跟着舅舅和舅妈生活。元城战役后，舅舅老舒调到骑兵团当供给处处长，大鹏也跑来参加骑兵。
李大鹏从小就跟着长辈闹革命，颠沛流离，见多识广，特别能说会道，高兴的时候说“笑得不亦乐乎”，辛苦时说“累得呜呼哀哉”，活像个“半截秀才”。有一次聊天，他向大伙比画：地球怎么围着太阳转，太阳又是怎么转，月亮又怎么转，还说星星也都在打转转……在场的人都不相信，心说：天上星星那么多，要是都转圈岂不是乱套了，万一碰到一起掉下来怎么办？于是大家起哄不认账，把“半截秀才”气哭了，直到边乔参谋跑过来主持公道才算作罢。
“半截秀才”的文化水平也确实是半截。别看他说话挺“文”的，念报纸也能够从头到尾不停顿，可让他写字就完蛋了，很简单的一个字，握着笔半天写不对，他自己说这叫做“提笔忘字”。大家却很怀疑：“不对吧，你念报纸的时候，小嘴皮吧嗒吧嗒挺利索，那些字兴许是瞎蒙着读出来的。”因此，他又得了外号，叫“皮皮”，意思是说就只有嘴皮子厉害。
不管“皮皮”的嘴皮子如何，给“文化班”扫盲的资格是够的。开课第一天，他教的是“大小人，上中下，天下工人是一家”。二连三班长刘长生一听就不同意：“不对不对，我听说人家私塾先生上课，讲的是‘人之初，性本善’。”
“也行也行，那样正规些。”大鹏老师倒是好说话，马上就改学《三字经》。
可是，“半截秀才”就是半截秀才，才念到“苟不教，性乃迁”就忘了下一句，停在那里“苟不教……苟不教……”地嘟囔了半天。刘长生又不耐烦了：“狗都被武工队打死了，哪里还会叫？”
大家哄堂大笑。“皮皮”跑来找大刘说：“班长，你去教课吧，这个老师我可当不了。”
于是只好换成刘春雷当老师，李庭桂主任临时编了课本，第一课是“老大爷、老大娘、大哥、大嫂、小弟弟、小妹妹，我们是人民的八路军”。
认生字难倒了不少人，可战士都很认真。上课时借老乡的门板当黑板，下课后把门板还了，大伙就到人家门口蹲着，歪着脑袋看字迹，还拿木棍在地上学着画。房东老大娘乐了，说：“八路军给咱家派了好些个歪脖子门神。”刘长生一边刷马一边用手指头在马身上写字，写到一半忘记了，于是他的手就这么举着，冲着马屁股直发呆。大家看见了都笑，说这小子魔怔了。
被说成是“魔怔”的还有一连一排长胡彦明。胡排长文武双全，还很爱学习，一张报纸到了他手上，翻来覆去看上一天都舍不得放下。元城战役中，他捡到一本北平陆军大学的小册子，叫什么《航空判读》，高兴得不得了，一有空就抱着书看。
其他人看不懂内容，只认得封面上画着的飞机。大家就琢磨这飞行员是从哪里钻到飞机肚子里面去的，问胡彦明，他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