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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书籍名:《中国骑兵》    作者:王外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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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曾玉良亲自带领一、三连出动了。

骑兵按时间到达指定地点,等了好久也不见游击支队到来。这时候侦察员报告说后张楼据点里有人马出来了。大家不知道那里面会不会有孙步月,都很着急。曾团长远远地观察,觉得后张楼据点是建在坡地上的几座高房大院,如果趁敌不备实施骑兵突袭,应该可以拿下。于是决定乘马直接冲进后张楼,一举夺取据点。

命令下达,一、三连立即出击。骑兵们冲到跟前才发现,地埂上长满了十多厘米高的红柳茬子,像刀子一样插在地上,乘马根本无法接近。两个连挤在一条狭窄的道路上,人马都有伤亡,只好由一连“守马桩”,三连下马徒步攻击。

敌人关上了寨门,据点在五六米高的坡上,那土坡就像墙一样陡。三连的战士挖脚窝搭人梯往上爬,伤亡不小。曾团长说:“一定要打进去,占住一个角,游击支队到来就有办法了。”一连看见情况紧急,主动派出一个排支援,打了一个多小时,部队冲进了据点。

三连冲进据点占住两个角,就再也攻不动了。孙步月的卫队是他收买的一群亡命徒,特别凶悍,守住院子作困兽之斗。双方子弹飞来飞去,手榴弹也扔过来扔过去。我军的手榴弹是土造的,而伪军用的好像也不是正规产品,丢在地上有时候响有时候不响。

打了一阵,先是三连长吕兆清受伤了,曾团长就顶到了第一线,和三连指导员赵有金在一起。

赵有金身材高大,力气足,投弹技术也好,能把手榴弹准确地甩到敌人的院落中。渐渐地,敌人也发觉这情况了,就找了几个人和他对投。对方有颗手榴弹落在地上,赵指导员捡起来准备扔回去,可动作慢了点,还在他手上就炸了,赵有金当场牺牲。接着,敌人又投来几颗手榴弹,曾玉良团长腹部中弹,很快就不行了。

一连长万怀臣、指导员张生义跑步去见团长。曾玉良听说游击支队还没有消息,就说:“来不及了,敌人增援快要到了。”随即命令部队立刻撤退,还对张生义说:“这次仗打得不好,部队的情绪会受到影响,要做好思想工作。”

一个小时后,红军干部、久经沙场的八路军战将、年仅二十九岁的骑兵团团长曾玉良牺牲了。

由于当时部队正受到日军尾随追击,战士们只好把团长就地掩埋了。直到1944年,骑兵团才派部队穿越封锁线,才把曾玉良的遗体从山东曹县移柩到河南滑县的万古集烈士陵园。

1943年9月,骑兵团召开追悼大会,悼念曾玉良、赵有金等烈士,军区、政府机关、地方群众代表都来了。在会上,况玉纯政委哭得念不成悼词,在场的人也无不落泪。

四分区赵承金司令员随后宣布,况玉纯政委兼任骑兵团团长,原一连长万怀臣升任副团长。

过了不久,刘春雷送一批纸张到滑县去。当时,四分区的《先锋报》报社在滑县,各种宣传材料也在这里印刷,所以缴获了油墨纸张都往这里送。地方干部很热情,把刘春雷安排在县委招待所。这儿是个财主大院,有汽油发电机,还有电灯,亮堂堂的,把大刘兴奋得睡不着觉。

这家财主可不简单,两个少爷聂真、聂元昂都是共产党的大干部。当然,他俩还有个妹妹叫聂元梓,后来的名气好像更大一些。

晚上,四地委宣传部部长赵紫阳也来了,他询问了后张楼战斗的情况,并立刻起草文章声讨孙步月,说大汉奸又欠下了抗日军民的一笔血债,我们一定要报仇。

的确,孙步月的罪行使沙区人民愤恨不已。不过,客观地讲,后张楼一仗也确实打得不好,不仅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反而损失了团长。上级指出其中的教训在于:一、战前对敌情地形侦察不够,打了“无准备之仗”,导致进攻路线选择不适当,使部队在接敌运动中为障碍地所阻绝;二、战斗中的指挥位置选择不当。

指挥员“不遵守指挥位置原则”是八路军部队的老毛病了,批评了多少回也不管用。从这以后,军区明确规定,营一级单位实施战场外追击要有命令,团级单位作战要设指挥所。还规定了指挥所里要有观察哨、参谋室、通讯站。

刘春雷他们这些基层干部也集中起来学习旗语。原来光看见日本鬼子打手旗,现在咱们骑兵团也会了。

八路军的作战经验是在战斗中逐渐丰富起来的,主力部队如此,地方团队也是如此。比如沙窝战斗中没有按时到达指定位置的游击支队,后来编为八路军五分区十四团,1945年在收复菏泽的战斗中立下大功,可在1943年,他们还是名副其实的“土八路”。

土八路也是八路军。之所以说是八路军,是因为他们受八路军领导,有部队番号,可以穿军装、征收军粮;而说是“土”的,则是因为他们尚没有进入正规的战区部队序列。按当时国民政府的规定,地方政权守土有责,可以颁发纵队、支队、独立团之类的番号,算做是地方部队,但只能在当地活动,出那个地盘就不认账了。

土八路是地方部队,老八路当然就是野战主力。其实,大家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队伍,也不指望蒋介石政府授衔、发饷,番号是什么倒也无所谓。可是,打仗的时候,这老的和土的有什么不同呢?

要说差别,首先是部队的作战任务有所不同。野战部队的任务是集中优势兵力主动歼敌。因此,老八路就避免和日军进行无谓的接触,经常采取大范围机动,适时跳到外线寻找有利战机;而地方部队的主要任务是依靠根据地与敌周旋,这就使得他们必须经常处于内线与敌人保持接触。所以,土八路的作战与民兵的联系更为紧密,如果不能有效地袭扰敌交通线,内线作战就会极为疲劳和被动,时常有被合击的危险。

在战术原则上,老八路强调集中力量作战,而土八路则经常需要分散突围和游击,因此他们的大行李很少,也几乎没有重武器。在战争中,日军总希望捕捉到八路军主力部队进行决战,而每当这时候,地方部队就缠住他们进行袭扰。敌人若是搜索还击土八路,老八路就机动走了;若不还击,又被敲打得挺难受。小鬼子有劲使不上,对土八路真是十分头痛,不胜烦恼。

其实,土八路和老八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抗日战争过程中,八路军就多次精简野战部队,充实地方武装。比如大青山、冀东等地,由于环境恶劣,难以实施外线作战,就干脆完全取消了野战部队,大家都当土八路去了。

在游击战争中,土八路的作用一点也不亚于老八路。骑兵团和地方武装配合,最经常的是破袭作战,比方说,破铁路——老八路守在交通要道上警戒和打援;土八路就负责把附近的车站或者据点围困住,虽然一般都攻克不了,但只要围着打枪,吓唬住敌人不让出来就行了;民兵拆铁轨,其他的老百姓就去扛东西。正太路是小铁轨,好办,七八个人就能抬走一根;而平汉路是大铁轨,十几个人也难以搬动,只好烧掉。那铁路的设计倒也科学合理,下面的枕木架起来点燃刚好能够把上头的铁轨烧红,民兵们拿大铁锤砸几下就敲弯了,一点儿也不费事。如果敌人援军来了,老百姓就撤退,八路军死多少人也得顶住,坚决不能让群众吃亏。这不仅是军事任务,也是政治任务。

1943年下半年以后,日军的“扫荡”越来越少也越来越无力,根据地建设发展很快,八路军的作战样式也随之有所改变,以前的破袭骚扰转为了拔点攻坚战,地方部队也就经常参加大规模作战。土八路和老八路一起打正规战,差距立刻就显现出来了。

首先是土八路的枪法不准,远射是浪费弹药,只能抵近射击。一般打上三枪左右,敌人就差不多到面前了,所以又叫“三枪八路”(电影里的董存瑞打阻击,能把子弹全放完,说明他执行的是老八路的标准)。1944年,骑兵团配合十一分区在湖西作战,看见一个鬼子兵抱着个电话机跑过直属团的阵地。土八路那边四十多杆枪“噼噼啪啪”响了好一阵,人家居然安然无恙地回到据点里去了,把十一分区司令员王秉璋气得脸发青。

其次,土八路不大懂得利用地形地物。野战的时候喜欢往开阔地上跑,冲进村镇后又爱站在房沿边上东张西望,被别人一打一个准。

再就是夜战动作不熟练。晚上找不到目标,经常自己打自己。一个夜间穿插下来,营长找不到连,连长找不到排,战士全跑乱了。连通讯员都转迷糊了,见人就问:“看见我们团长在哪儿吗?”有一次骑兵团早晨集中,行李队发现多出来一匹马,原来是那边的土八路在路上打瞌睡,战马跑到骑兵团这边来了都不知道……不要以为八路军都是天生的夜精灵,夜战是最考验部队的组织能力的,不经过磨炼,没有严格的战术纪律,就不会有过硬的夜猫子部队。七八个人走夜路和成百上千号人搞夜间穿插作战,绝对是两码事。

前面这些,大都是由于训练不足所反映出来的缺点,土八路集中整训的机会少,可以理解,多练练就提高了。但有类毛病却难改,打游击的时间长了,无论是老战士还是新战士都带上一种游击习气,即使变成了正规野战军,不下大力气也改不过来。

举典型说:

一是时间观念不强。这一点在部队行军时就能看出来,老八路经常长距离行动,都知道走路就是打仗,不仅卡着时间往前赶,也懂得要节省体力,所以队伍走得既整齐又安静;而土八路往常总是在家门口打转,走哪歇哪,无所谓惯了,行军起来喊号子、唱歌、打快板,热闹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