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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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先前孙志林把马肚带松了几个扣，大刘没注意，一踩马镫，马鞍子就垮到了马肚皮上，害得他栽了一个踉跄。周围的人都乐了，连长周开树也笑着说：“大刘今天有点犯迷糊，像个新兵蛋子。”
他们哪里知道，刘春雷是为了那女兵的事，到现在还没回过神来呢。
连队调整一下继续追击，追到张双楼，又赶上两百多顽军，一阵砍杀，敌人四散逃跑了。这回刘春雷不敢停留，一直冲下去。出了村南口，看见二十多个人跟着一个又高又大的胖子，正边打边退。副指导员马书龙说：“他们要进道沟了，快开枪打！”旁边的七班长和八班长都端着机枪，立刻开火，其他人也用步枪打，那大胖子应声倒下了。
骑兵追到跟前下马查看，大胖子手握盒子炮，肩挎黑皮包，背部中了三弹，已经死了。问俘虏：“他是谁？”答：“一二○支队队长关玉平。”
战士们取了他的手枪和皮包，这才发现他穿着一身士兵的军装。马书龙问：“他为什么穿士兵的军装？又怎么没看见抬棺材？”
“关队长平时就只穿士兵服。棺材是仪仗队。这次是长途急行军，没带仪仗……”卫兵问：“长官，我们能先把他埋了吗？”
“埋吧，好歹他也打过鬼子，曾经是条好汉。”
打死了关玉平，四连又接着追，直追到沛县，追上了一二○支队的军需处，抓了军需处处长，问他们：“前面还有多少人？”“我们是后尾，撤退时在最前头，前面没有人了。”于是，骑兵们拨马转回来。
走着走着，突然发现一伙顽军围着高马村打枪，看样子是村子里有我们的部队。骑兵立刻冲上去，敌人没敢抵抗就缴枪了。这时候，从村里出来几十个沛铜游击大队的战士，嚷嚷着说战利品应该是他们的。
原来，这些游击队员本来是准备实施伏击任务的，看见敌人垮了，就不再打埋伏，跳出来跟着追。可没想到，溃败的顽军越逃越聚拢，越跑人越多，回头一看，跟在后面的就只有这么几个土八路啊！于是转身就把游击队包围，差点把他们给杀了。
李树茂和四连长也觉得人家沛铜大队不容易，就让他们把俘虏和枪支弹药都带走了。对骑兵来说，抓俘虏并不难。往回走的沿途，不断可以遇到三五个或者十来个溃兵，只要喊一声“缴枪不杀”，他们就乖乖投降了。
部队到张双楼集结，清查人数和马匹、登记缴获的武器弹药。盘点下来，四连光顾追击了，只缴获了四挺机枪，可一连却缴了十六挺，大家都很不服气。周开树说：“不要紧，我们打死了关玉平，这可没的比。”
大家这才想起了关支队长的皮包，打开一看，发现里面有份作战计划。从计划上分析，顽军有两千多人，而且沛县狼穆伯仁也应该在这支队伍里。就在这时候，有人跑来说：“沛铜大队从高马村的俘虏里找到了顽军支队队长穆伯仁！”这下子，可把四连的战士们搞郁闷了。
这么大的一个战果，稀里糊涂地送给了游击队。
这一仗打得痛快，半天时间就消灭了耿聋子的主力。一连冲得猛，四连追得凶，都立功受到了表彰。
四连的人员伤亡不大，但由于奔跑时间过长，战马的损失不小。王元力骑垮了两匹马，刘春雷也骑垮了一匹。通常情况下，战马跑累了，就要慢慢牵着遛，让马把身上的汗收回来；但如果战马累过了头，怎么遛也恢复不了，脚打软，跳不起来，这是伤着了，以后就不再适合作战。
1944年的时候，骑兵团条件已经比较好了，后勤处有备用马，基本上能够保证干部的换乘，用刘排长话说，“这就是当官的好处”。
魏楼战斗之后，又经过陈楼、孟寨、常庙、大屯等多次战斗，八路军连连取得胜利。骑兵团拥有上千匹战马，行进的时候十多华里尘土飞扬、首尾不见，敌人见了，军心混乱、士气低落。他们说：这次遇到的是老八路，攻城用的是掘子军（坑道作业部队），冲锋用的是铁甲兵；还说骑兵的红马会咬人，黑马会踢人，弄得神乎其神。
10月中旬的一天，骑兵团在沛县休整，刘春雷拉着副营长李树茂、供给处老舒处长去集市上看马。这是一匹三岁儿马，灰白色，比大洋马矮、比蒙古马高，身段矫健，漂亮极了。可是，军需员却不主张买。他说这匹马是西洋马和蒙古三河马的混种，血统太复杂，将来也许很好，也许很差，有可能得点小毛病就死掉了，买这匹马就跟赌博似的，太玄。
军需不想买，刘春雷就守着马儿舍不得离开。李树茂牵着马走了几圈，觉得步子、身段都不错，也喜欢上了。大家都盯着舒处长看。
老舒犹豫了半天，说：“要不，这马……你们自己训练……”大刘高兴得跳了起来。
当时通货膨胀、钞票各式各样，因此做买卖的时候老百姓不要钱，只要粮食。这匹马要换三千斤小麦。老舒心疼得不行，当战士的却不在乎。李树茂抱来一床毯子搭马背，再三提醒这马驹现在不能上鞍子，不能跑伤了，还说他要来帮着吊马、压马。刘春雷多了个心眼，他怕营长“见财起意”，就没敢麻烦别人，一直把这匹马带在身边自己训练，还给它起了自己老战友的名字——公鸡。
半年以后，这匹新“公鸡”就成了刘春雷戎马生涯中素质最好的一匹战马。
就在刘春雷忙着给新“公鸡”剪鬃毛、打烙印的时候，部队接到紧急通知：骑兵团编入南下支队，在十一分区司令员王秉璋（开国中将）的指挥下，跨越陇海线作战。
南下支队由冀鲁豫七团、十团和骑兵团组成，这三个红军团都是军区的宝贝疙瘩，现在一家伙全用上了。根据命令，南下支队火速从砀山、黄口之间越过陇海路，沿途不许恋战。“突破作战时，一梯队不准救护伤员，行军途中不准等待掉队人员。任何人不得以救助为名擅自脱离队列，否则按临阵脱逃处置！”
此令一出，全团惊悸。这是最紧急状况下的行军纪律，大家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人人都在想：南边的新四军遇到大麻烦了！
老兵们都听说过“皖南事变”，所以当时都以为又发生了类似事件，大家焦急得不得了，准备豁出命去救援。战士们纷纷表态，即便累死也不拖部队的后腿。有的人还向战友们打招呼：我受伤了不要你们管，赶紧去接应新四军，千万别给咱们红军团丢脸。
其实，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1944年9月，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在八里庄战斗中牺牲了，但这消息当时严格保密，并没有被透露。
10月，国民党以三个师、六个纵队的兵力对新四军四师实施南北合击，四师参谋长张震（开国中将，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担心自己抵挡不住，就向正在湖西地区的冀鲁豫军区杨勇、苏振华求援，电报落款使用了已故师长的名字——彭雪枫。
杨勇和苏振华都是彭雪枫的老部下。彭师长当红三军团五师师长的时候，杨副司令员是五师十四团政治处主任，苏副政委是五师十三团政委。所以，两人接到这个求援电报，当然不敢怠慢，立刻派出精锐主力火速驰援。
骑兵团不顾疲劳日夜兼程，一路不断突破顽军的拦阻。
行军越紧张，就越需要把战马调理好。部队停下，人不吃饭也要先给马匹筹粮筹料。战士们的眼睛熬得布满了血丝，困得经常从马背上掉下来。刘春雷他们这些当干部的还必须时刻留神观察，发现前面的哪匹马停住了，就去捅一下，弄醒睡着的战士。徒步大队的人拽着马鞍绳跟着走，也是边走边睡。夜里赶路，大刘听见旁边的一位班长哼哼唧唧、嘟嘟哝哝，接着又嘿嘿嘿地笑，正想问他乐什么，却见他一头撞了上来，原来是睡着了说梦话呢。
敌人察觉八路军冀鲁豫部队快速南下，顿时乱了手脚，新四军四师随即进行反攻。骑兵团开赴永城时，一路上看见顽军丢弃的辎重和伤兵，知道仗已经打完了。四师副师长韦国清、政治部主任吴芝圃前来欢迎南下支队，先是宣布：下一步的任务是歼灭涡阳、蒙城的敌人，可过了两天又说不打了。
原来，顽军方面提出要停火谈判，新四军就根据毛主席“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同意谈判。于是战役宣告胜利结束。
冀鲁豫的三个主力团万分紧张地跑到淮北，没打什么正经仗，每天只是看演出，开大会，参观交流。新四军四师倒是挺忙的，打土顽，搞土改，建立人民政权……却一点儿也用不着八路军帮忙。
新四军和国军谈判，八路军的南下支队实际上充当了谈判的威慑力量。想想看，七团是当年的“红军三虎”之一，十团是井冈山的老红军，骑兵团是从陕北杀到冀鲁豫的铁骑兵。有这样的老牌部队兼模范主力守在谈判桌前，是够顽军们胆战一阵的。
不过，对八路军而言，南下会师变成了“南下旅游”，长途奔波一场却没捞到仗打，这让大家多少有些不自在。本来嘛，部队开的是打仗的买卖，放着涡阳、蒙城都不让打，整天看戏喊口号的算是怎么一回事！交流经验的时候，领导们讲得很起劲，底下的人却觉得挺无聊。当时，新四军还没有使用过坑道作业，所以每次开会都要求介绍这个新战术。次数多了老八路就有些不耐烦，说：“光说不练有啥意思，还不如下个命令，看我们把涡阳城打下来就明白了。”
有些人还埋怨新四军小题大做，把老八路喊来喊去的。有一次，冀鲁豫十团的一个营和新四军某部一起看戏，不知怎的就吵了起来。十团这个营长也是个二愣子，跳起来喊一声：“十团的起立，上刺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