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3章 54大水 (3)
于亚男成了野鸭洲劳改农场不是犯人的犯人。说是犯人，她还没判刑；说不是犯人，她和犯人一样受管制，一样穿着袖子上镶有黄杠杠的囚服。她和犯人唯一的区别，是做较为轻松的养猪工作，外出打猪草没有管教人员监视。
野鸭洲如同一张巨大的筏子，浮在南洞庭湖的万顷碧波之上，春夏之际，芦苇葳葳蕤蕤地长起来了，给洲子嵌上一道深绿色的边。苇荡里野鸭出没，白鹭嬉戏，充满生机。打猪草时，她喜欢到洲子东端的港汊边去，打草之余，她到芦苇丛中去寻觅野鸭蛋，或者捞菱角，让自己的日子充满乐趣。劳累疲惫了，就坐在堤上，默默地欣赏风中摇曳的芦苇和水天一色的湖上风光，任心事苍苍茫茫铺排开去。秋天来临，湖水发黑，芦苇渐黄，荻花飞雪，大雁横空，她挑着猪草踽踽独行于大堤之上，想着各种运动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进行，她却置身在外，便有一种被遗弃的孤独，季节也就倍显萧瑟。只有到了冬天，湖风像一群尖牙利爪的野兽到处咬人时，她才不到湖边来，而是坐在猪圈的稻草堆里，守着那一群嗷嗷叫的猪。
她从不往洲子西端去，因为大部分囚徒常年四季在那边围湖造田。她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囚徒，她要与他们保持相当的距离。与她同寝室的另三个女囚，一个是妓院的鸨母，一个是与奸夫合谋杀害亲夫的淫妇，还有一个则是贪污抗美援朝捐款的女会计。她足有三个月没有和她们说一句话，后来也是没有必要绝不搭腔。她绝不能与她们同流合污。她们对她微笑，她从不给予回应。她时时处处注意保持自己高贵的人格，只要管教人员把她与她们混为一谈，她就要据理力争，严肃地指出她与她们本质上的不同：她还是一名共产党员呐！起初，她提出要向农场党支部交纳党费时，管教干部也是大为惊诧疑惑不解的。她耐心地解释，说她的案子未清，没有处理结果，所以她还是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员。其实她不仅还是党员，就是中共安华县委副书记的职务，也还没人通知她撤销呢！农场支部书记听了她的申诉后，耸一耸肩膀：“真是天下奇事！”只好请示上级。上级的答复是，她没有转组织关系，就不能登记在册，至于党费，她愿交你们就收吧。收了党费，就表示一种认可，她很满意，在不在册，她都是一名共产党员，在目前这种处境下，她知足了。此后，她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度，比如，她可以到场部办公室借报刊看了。
然而寒来暑往，光阴荏苒，三年时光从洞庭湖上悄然滑过，她的鬓边出现了几缕白丝，她所期待的老关一直没有出现。她给地委写的询问信也没有回音。在她再一次因失望而焦躁起来时，一个她不愿见的人被她碰见了。
这是一个闷热的夏日，空中低低地盘旋着一些红蜻蜓，洞庭湖面被风推出层层波浪。她挑着一对竹筐，去湖边港汊里捞水葫芦作猪饲料。水葫芦长得十分茂盛，还开着淡紫色的花朵，很快，她就捞了满满的一担。她坐在湖边歇息，听见堤上有人唱山歌：
洞庭湖里螺蛳多，
抓起螺蛳丢上坡，
螺蛳只奔有水处，
情妹只图有情哥。
歌词虽然唱的洞庭湖的螺蛳，曲调却是地道的安华山歌调，而且唱歌人的嗓门有点耳熟。她循歌声望去，只见一个牧鸭人挥着鸭铲，把一群嘎嘎欢叫的鸭子赶到了堤坡上。牧鸭人穿着囚服，一举一动都似曾相识，当他向她张望时，她立即认出，他是陶玉林。真是冤家路窄！她立刻回头望着湖水，这种猝不及防的邂逅令她极不舒服。她曾听陶禄生说起过，他的三叔在中缅边界率部投诚回安华之后，被送进了劳改农场，却没料到她会与他走到一起。在这个劳改农场，男女囚犯是严格地隔离开的，若非陶玉林摊了个牧鸭的差事，他们永远没有相遇的机会。她想尽快离开，他却正好坐在她的必经之路上，一点没有走开的意思。这时湖面上狂风大作，湖边的芦苇伏不已，一道道白浪向洲子席卷过来。翻滚的乌云低低地垂向湖面。一场暴风雨眼看就要袭来。陶玉林急忙将鸭群往港汊深处赶。她立即挑起担子，奋力向堤上攀去。
狂风推着她的背，使她很快登上了湖堤。居高临下打一望，但见陶玉林沿着堤坡飞快地往湖边奔跑，一条被风刮来的小船，正在离岸不远的地方悠悠打转。她一个激愣：莫非他要逃跑？扔下担子，撩开腿往坡下奔去。在短暂的奔跑过程中，她又体会到了几十年前打游击时飞身杀敌的快感。她身手敏捷地跑到水边，纵身跳上船头，夺过陶玉林手中的竹篙，大喝一声：“陶玉林你哪里逃？”顺势一竹篙横扫过去，正中陶玉林腰部。陶玉林连惊带吓，扑通一声跌入湖中。她怔了一下，陶玉林从水中冒出半截身子，伸手抓住船帮，一只脚勾住船沿，侧身一翻，滚入舱内。随即，他水淋淋地站起，黑着脸指着她叫道：“你、你以为我逃跑呀？我是想把船拴好！这么大的洞庭湖，这么大的风浪，我驾船送死去呀？我只差半个月就刑满释放平安回家了，我还用得着逃跑吗，我又没癫！”他一边吼一边抹脸上的水，吼得她哑口无言。
她放下竹篙，跳下船去，埋头就走。
陶玉林在后头问：“你怎么晓得我的名字？你是谁？”
她不作声，加快了步伐。
“你、你难道是陈秀英？回过头来让我看看！”
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绪顿时涨满了她的胸怀，她不理睬他，迅速跑到堤上重新挑起担子。任凭陶玉林怎么叫，她也不回头。现在是她在逃跑了，她想逃离她充满挫折和痛苦的过去。
此后，她很少到湖边去了。
湖边的芦苇再次枯黄，她对自己的案子不再作任何指望的时候，老关来到了野鸭洲。
她平静地拢拢头发说：“老关，你就来了呀！”
老关苦笑一下，向她表示歉意，告诉她，他本想一鼓作气把案情查个彻底的，可他被抽去办农业合作化试点了，她的案子转交了别人。他还以为别人在办，可办点完了回来一看，别人根本没办，她的案卷锁在保险柜里原封未动。他主动提出继续办理，但领导说工作太忙，这样的案子搁一搁再说。直到前不久，事情才有了转机：《新湖南报》上发表了一名地下党老同志的回忆录，文中提到当年湘南某县地下党支部书记沈冬叛变投敌，一个叫于亚男的女联络员与之进行了坚决斗争，并及时通知了党组织，避免了遭受更大的损失，后来这位女联络员为躲避敌人的搜捕，不惜毁容，用香火给自己烫了一脸疤痕。他读后便持报纸找了有关部门。省委某领导得知后批示，尽快查清案子，予以甄别，该解脱，就要尽快解脱。老关便带领助手四处走访调查，进行了几个月的细致的工作。遗憾的是，他们仍然找不到被大家都认可的证人，更遑有强有力的证据来推翻二十多年前湘中特委对她的指控了。在这种情况下，上级决定，此案暂时不作结论，当事人送回原单位控制使用。
“既然没有结论，你跑来作什么。”她口吻里不无埋怨，但脸上平静而开朗。
“目前就你的情况来说，没有结论已经是最好的结论了，”老关安慰道，“至少你可以不劳改，回单位工作了。你收拾东西吧，我们送你回安华。”
于亚男就收拾好简单的行李，跟着老关上船。她走了也就走了，劳改农场没让她办任何手续，她很奇怪，问：“老关，应该有个什么手续吧？”
老关摇摇头：“不用，领导的话就是手续。”
她愈发困惑：“怎么是这样？”
老关解释道：“拘捕你时就没有什么手续，所以现在放你也无须什么手续了。特殊时期，也不足为怪。”
她哦了一声，平视前方，喃喃道：“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感谢你……现在，我们可以算是同志了吧？来，握握手。”她伸出她因从事体力劳动而变得粗糙不堪的手来。
老关踌躇片刻，嗫嚅着厚嘴唇：“嗯，既然保留了你的党籍，我想，大概可以称同志吧。”他握住她的手，感觉她的手像一把灼热的铁钳钳住了他。
一个残阳如血的黄昏，于亚男回到了离别四年有余的安华县委。既然是控制使用，县委副书记一职自然撤消了，她被分配当了一名勤务员，其工作内容，就是打扫办公楼和县委大院，为会议准备茶水，以及临时被办公室叫去油印文件，诸如此类。
一天她正在院子里清扫落叶，陶禄生走到她跟前，错愕片刻，唤道：“于书记。”
“陶区长，请叫我于亚男。”她说，脸色冷漠。一些枯叶如垂死的蝴蝶在她的扫帚驱赶下扑动着。这是她最后一次听人叫她于书记。
陶禄生是在去严书记家途中，与妻子的姑姑不期而遇的。不过此时他对这层关系还茫然无知。过去的县委副书记四年多不见，一见已变成扫院子的勤务员，他对此感到迷惑不解。他想询问几句，于亚男却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情，只好作罢，转身去见严书记。
严书记住在县委大院后面的平房里，门前有一个葡萄架。黄昏的阳光透过叶隙筛落在石桌石凳上。陶禄生刚坐下，严书记便亲自给他沏了一杯茶。陶禄生有点受宠若惊，捧着那杯茶不知说什么好。严书记手在他肩头轻轻拍拍，笑道：“小陶呵，我听老曹书记生前说过，解放前夕，他住在信义医院边养病边指挥策动县自卫团起义时，你爹在医院做义工，帮过他不少忙呢！他人还好吧？”
陶禄生这才松弛下来了，答道：“他已经去世几年了。”
“自然规律，不可抗拒呵。”严子刚说着，注视着他，“小陶，听说你对县委下达的办初级农业合作社的指标持反对意见？”
陶禄生敏感地分辩道：“不是持反对意见，是持保留意见。”
严书记瞥他一眼：“保留意见与反对意见差别并不很大。中央决定今年全国农业社要发展到一百万个，都像你这样持保留意见，怎么完成？给我说说那些保留意见，看有没有道理。”
陶禄生思忖一下说：“主要是，我觉得步子迈得太快了。每个区不少于五十个，而且每一个社不少于二十户，在我们那里，很难办到。”
严书记问：“为什么？”
陶禄生说：“群众积极性不高，普遍的怕自己的田产充公。加上去年办的几个社产量不高，管理不善，没有起到应有的示范作用，群众对农业社就更没信心了，有的一听要入社，田里肥也懒得积，把耕牛也卖了。比如青龙镇的秦疤子是土改根子，分到土地后干劲很大，连续几年收成不错，基本上就丰衣足食了，但一动员他入社，他就没有了积极性。我觉得，让这部分农民自己多干几年，似乎对发展生产更有利。”
严书记神情严肃起来：“从某个人和某个局部来看，你的意见不无道理。但是我们必须以全局的观点来看问题。我问你，在你们区，有没有出现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