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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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心烦的时候，我就抻过一张纸来，在上面先写一行“我究竟在烦些什么？”然后开列出1、2、3、4……开列完了逐项冷静地考虑，将它们再分成A、B、C或更多一点的级别，接下去就能把C级以下的逐项划去——这其实很不值得发烦，这其实很容易排除或实现，这是“自作多情”，等等——剩下的几条，集中精神想想，而且尽量往好处、宽处想。最后，望着那张纸，心里就松快多了，尽管事态一点变化也没有。
曹叔和八娘一家回北京很久了，我父母还未给落实政策，原在北京工作的阿姐和二哥也还未回到北京；我自己虽娶妻生子，建立了小小的家庭，聊可自慰，但事业上困阻颇大，经济上甚为拮据，烦恼事真是一大堆。
那几年里，我在北京惟一的亲戚，就是曹叔八娘一家，出于对他们的关心，有一天我也抻过一张纸，为他们开出一串他们的烦恼，综合分析了他们的各项烦恼以后，我把所有的箭头都集中到一个字上，并用红铅笔把那个字重重地圈了起来。那是一个“房”字。
涧表妹虽然对调回了北京，却并无宿舍可住，办对调手续时，接收单位就把话说在前头了——人可以来，住房请自理——她回到北京便给家里买了一张上下铺的铁架床，让涓表妹睡下头，她自己睡上头，铁架上下铺紧挨着曹叔和八娘的双人床，当中拉一幅布帘，这样睡了些时候，曹叔感到很不自在，后就换成八娘和涓表妹睡双人床，涧表妹睡上下铺的下铺，曹叔每天晚上爬到上铺去睡。但这样睡了一阵，又因为曹叔块头儿太大，一翻身就满屋子的咔啦咔啦响，涧表妹说简直是地震，最后曹叔和涧表妹又易了位——别忘了外面厨房中还有爷爷，爷爷身体垮了下来，晚上忍不住地咳嗽；全家这样地睡觉在盛夏尤为痛苦。
他们合用的空间如此之小，却又至少总有三个人白天仍要留在家中，爷爷不必说了，八娘因为确诊为冠心病，提前退休了；涓表妹因为考大学失利，决心在家复习一年重上考场；这样就引出了许多难以避免的摩擦。
当然，希望在前，曹叔他们机关正盖宿舍大楼，大楼刚打基础，机关的分房委员会已经开始工作。为了公平合理，根据十多种因素给每个人打分，我听八娘给我念叨过，他们有希望分到三居室的单元，关键在有爷爷同住，因为三代人比两代人多五分，倘若他们的三代人是有一位奶奶或姥姥，因为他们是两个女儿，那就要在从五分里扣去两分，因为人家觉得女儿可以同奶奶或姥姥同住一屋。
那一阵子我去曹叔八娘那里，或偶尔曹叔八娘到我的小家庭来，我们的话题往往不知不觉地就转到了房子上。涧表妹很少到我家来，涓表妹根本就不来，因为她自从考大学失利以后，就抱定了某种其实是过分的决心。据曹叔八娘说她在家跟他们话也很少，跟姐姐和爷爷甚至能不说话就不说话，一天到晚坐在屋角的书桌前温书——那书桌别人都自觉地不用，尽着她独享——我去他们家时，她往往头也不抬地继续背书、做题，所以我对她留下的印象，只有两个反射着光影的近视镜的圆片儿，以及偶尔发出的“你们声音小点儿行不行？！”的呼声；吃饭她往往不到厨房的小桌边，而由八娘把饭菜给她端到书桌上去。
但有一天忽然有人敲我们住的那间平房小屋的门，开门一看我愣住了：是涓表妹。我把她让进屋来，只觉得眼前是她那副高度近视镜的圆片儿冷冷地放着光。我简直想不出她跑来找我的道理。她摘下了眼镜，我这才发现她原来也有一双富有感情的眼睛，我看见她眼眶里蓄满泪水，她掏出手帕去揩那泪水，这时我心里一紧，慌慌地问：“怎么了？”她用悲戚的声音告诉我：“爷爷死了……我爸突然犯病，我妈让你去帮忙……”
我举起脚就跟涓表妹到了八娘家，帮着料理一切。我发现不仅曹叔在失去父亲以后从内心里迸发出了强烈的人子之情，八娘和表妹们也都真的流泻出超乎我预料的悲痛。原来爷爷在大限来临之前，挣扎着对他们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对不起，我没能为分房子坚持到底……”的确，按分房委员会的计分法及规定，他家爷爷一死，他们就不再可能分到三居室而只能分到两居室。
当我陪着曹叔去寄存曹爷爷的骨灰盒时，我痛切地感觉到那盒骨灰在分房计分表中值整整五分。我脑子里不知为什么浮出了那胡同院中的土山和四角亭。后来我再骑车去那院墙外张望，土山连同四角亭都没有了，那里正在盖一座楼房。原有的居民都迁走了，因此我也不可能在那里遇上一位端着脏土盆倒垃圾的小脚老太太了。去了，去了，该去的都在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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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在去，来的倒也在来。企盼的和未曾料到的，该来的都来。
80年代以后，我自己家的各个方面都有程度不同的良性变化，这暂且不说它；曹叔八娘一家也日渐好转起来，头一项，就是终于住进了新住宅区——团结湖的单元楼，而且分到的是三居室——曹爷爷临终遗言传出去以后，引起了普遍的同情；而且不仅家里明摆着有两个大女儿，沁表妹在上海的户口问题遇到了麻烦，她很可能不得不按有关“干校子女”的政策仍迁回北京，这就更促成了三居室的到手。
曹叔他们高高兴兴地迁入新居以后，八娘就到上海去了，一来去看望多年不见的兄妹，二来好把沁表妹的户口归属落实——这倒不成为她的心病，因为无论沁表妹最后是在上海落户还是回北京团聚，都令人高兴，只要不再悬着就好。此外还有一桩喜事——四娘那已经35岁多年落实不了对象的儿子沈锡松，终于宣布要在国庆节结婚，八娘正好可以赶上他的婚礼，热闹一番。
八娘去到上海一周，忽然一天中午曹叔到我家来，爱人上工去了，我不会做饭，便请曹叔上什刹海边银锭桥畔的烤肉季去小酌。直到落座以后，我才发现曹叔眼神有些异样。我原以为他是八娘不在，发闷无聊才来找我消遣消遣的，看他那眼神我猜想是家里出了点什么事，是涧表妹又有什么古怪的表现？是涓表妹高考再一次失利后精神状态不能稳定？我只是望着曹叔，等他开口。
我们的座位靠窗，望出去是湖畔高高的杨树，以及它们倒映在湖中又被微风吹得不断抖动的图像，一个卖糖葫芦的老头在湖边倚着铁栅栏打瞌睡，那些插在玻璃匣子内外的糖葫芦无人问津，倒引来了几只粉蝶上下翻飞；曹叔望着窗外良久，才呷了一口白酒，幽幽地对我说：“你四娘没有了……”
我吃了一惊。四娘我与她相处的时间很短，就是有一年她从上海来北京散心，住在八娘家中，那时候涧表妹她们都还小，我曾陪她及八娘带着头两个表妹去游颐和园，当中要换几次车，每次一挤上公共汽车四娘就抢着去为大家买票，那阵式就像在抢银行似的，倘若大家不是从同一个车门上的，她买妥票后总要扯着大嗓门用地道的四川话嚷：“买了票了啊！八妹你们就莫买了啊！”那声音响彻全车，引得许多人既张望她又转头张望猜想中的“八妹你们”，每回都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四娘在任何场合都使用这种大嗓门讲话，在家里也是如此，而且那口气听去大半像是在吵架：“唷！你把它放稳当些嘛！”“哪个说的啊！那啷么得行啊！”“完了！未必哪个是哄你们么！”其实，她那么甩着大嗓门讲话不仅绝非吵架，而且是诚心诚意地倾泻着亲热。这也许是我们四川人的一大特点，所谓谈话十分“展劲”。前几年我回四川住在一家旅店中，傍晚时刚在床上靠靠想养会儿神，就听见走廊里好一阵吵骂声，几个人都甩着大嗓门，声音既高昂又急切，还夹杂着拍击身体的声音和尖叫，我实在忍不住了，遂起身出门劝架，哪知定睛一看，是几位服务员在极为亲热的互相嬉戏，无论是他们互相切断对方的话头高声笑骂，还是互相拍肩打背，以及尖声叫喊，都只说明着他们心境的欢乐与生命力的旺盛。四娘便是一个典型的洋溢着欢乐精神的生命力旺盛的四川人。从未听说过她有什么病，年纪也不算太老，况且所钟爱的独生子又洞房花烛得大欢喜，她怎么会“没了”呢？
曹叔只顾喝酒，不怎么夹菜。我劝他多尝一点烤肉季的风味烤肉和甜味羊肉“它似蜜”，曹叔慢慢腾腾地夹口菜，呷口酒，两眼不望着我而望着窗外，用一种仿佛在叙述非洲的什么与我们全不相干的事情那样一种口气，淡然地向我报道：“你沁表妹打来个长途，让我去上海接你八娘来。她被四娘的事弄懵了。你那表哥的婚事一切都筹办好了，只等着在南京路上一家饭馆请客办事。就在要办事的当天上午，你四娘忽然想上街再买一样东西，她出门的时候你表哥劝过她，那东西什么时候都可以去买，何必这么着急？她却非去买不可。就那么去了。结果，过马路的时候，她从一辆停在路边的面包车的车头前往前穿，一下子被忽然开过来的一辆运货卡车撞倒，当场就死了。”
听完这叙述我再吃不下菜，又是车祸！我茫茫然地望着窗外，湖水中漂着些杨树叶，卖糖葫芦的老头在伸懒腰，斜对岸有个孩子在抖空竹，传来阵阵嗡嗡的声音。我心里空落落的，把目光转回来，恰恰与曹叔的目光相对，我发现曹叔眼仁里增添了某种我不熟悉的因素，我心里一颤。
“是呀，”曹叔喝了一大口酒，用手背抹抹嘴唇说，“我这边，是车祸死了人，死的是儿子；你八娘那边，又是车祸死了人，死的是当妈的。都在大马路上，光天化日之下。这算怎么回事？”
我的心往下一沉。我从小受的无神论、唯物主义教育，但曹叔八娘身受的这些遭际，不能不让我犯疑。对能够认识到来源的打击，我们可以以理性来支应它，对莫知其因的神秘打击，我们从哪里取得抗击力和支撑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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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娘和沁表妹回北京了。我去看她们，大家都回避着四娘的事不谈。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伤心事渐渐也就化解了。后来沁表妹在园林局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涓表妹卧薪尝胆终于成功，考上了北京大学印度尼西亚语专业；涧表妹正积极地找对象，她那种形同当年在火车上找座位和主动寻觅对调线索的大方劲儿，使曹叔八娘对她的婚事不怎么焦虑悬心，尽管楼里与她同龄的姑娘纷纷都已结婚乃至生了娃娃。
我也给涧表妹介绍过几回对象，她都很坦然地去接触考察。有回我把从我父亲这边算称作香姑姑的大儿子介绍给她，约定在故宫神武门外会面，我陪涧表妹走到神武门，忽然先闪出一高一矮两个姑娘来，迎着我叫“小表哥！”随后才有我那位表弟显露出来——他的两个妹妹不知是出于好奇还是出于怕哥哥轻率从事、上当受骗，竟大摇大摆地来参与这次的会面，我好尴尬，这是事先没有说好，且也未曾料到的；涧表妹却毫不慌张，大大方方地去售票处买来五张门票，引大家一同进入御花园游玩。这么五个人搅在一起，算怎么回事呢？我想告退，又怕涧表妹事后更加埋怨我；那两位俨然以大姑子小姑子自居，竟毫无回避之意，那位大表弟倒脸上讪讪的，似有难言之隐，涧表妹却愈加镇静，她干脆迎上那两位本不相干的人，同她们闲扯起来，这就使得我同那位大表弟被撇在一边；我悄声问那位大表弟——其实并非真有血缘关系的姑且叫作大表弟的小伙子——“你觉得我这表妹风度怎么样？”他含混地应着：“当然，您介绍的还差得了么？”我知道他在找对象上对女方的相貌和风度是相当挑剔的，这也是他老大不小仍未落实婚姻的主要原因。但从他那闪烁斜视的眼光中可以推测，他那两位自己尚未出阁的妹妹，似乎对未来嫂子的相貌和风度要求得更加严格，尽管在相貌风度方面她们自己究竟是个什么水平，也还构成着可以争鸣不休的学术问题。
在一处亭子里大家坐定，那位大表弟买了五份冰激凌发给大家，但三位女性仍凑在一起说话，是二比一的阵式，我发现她们进行着微笑战斗，所说的话似乎都很平淡很礼貌很得体但脸上那挂出的微笑里却伸出了无形的针尖和麦芒，涧表妹虽有点“寡不敌众”，但毫不示弱，颇有蔺相如立于秦庭的气概。
这次会面自然没有任何积极的成果。而且自此以后我再也不揽这一类的瓷器活儿了，涧表妹倒丝毫没有对我流露对这次故宫御花园之游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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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星期日，我去看望曹叔、八娘，家中只有八娘一人，她跟我没对上几句话，忽然爆发出对涧表妹的怨愤，这颇令我吃惊；显然，她隐忍了很久，但终于按捺不住，怨愤既已涌出，她也就不再顾忌，任其喷发倾泻。
八娘告诉我，涧表妹现在自私得可怕，例如某天她买回一斤肉馅来，搁进家里的冰箱时，偏要说一句：“这是我的，星期五请客包馄饨的。”她们单位歇星期五，她有时请几个相好的同事来家，搬开桌椅打开收录机放音乐练跳交谊舞不算，还要凑在一起包饺子或馄饨，吃吃喝喝说说笑笑；结果那个星期五她约请的同事们不知为什么一个也没来，八娘很自然就从冰箱里取出她买的肉馅要烙馅饼给全家吃，涧表妹见到竟冲上去，一点情面也不讲地阻拦说：“别动我的肉馅！你们有自己的肉馅嘛，用你们买的嘛！”八娘自然不高兴，少不了说她：“我做馅饼你不也吃吗？”涧表妹则立即反嘴：“我每月不是都交伙食费吗？”诸如此类，已成常态。此外，八娘眉头皱得紧紧地告诉我，涧表妹现在越来越奇装异服，街上乱买些怪模怪样的出口转内销的货不算，还自己动手剪裁一些“简直丢人”的服装，例如八娘看去认为是只能做睡衣睡裤的布料，涧表妹却偏缝制成连衣裙，并且大模大样地穿上身，摇摇摆摆地上街去；据涧表妹自己声称，她要钻研服装设计，将来自己开一爿服装店，专营最时髦的女服。八娘认为她神经恐怕是有点儿不正常了，但简直不能数落她一句半句，“她那张嘴，活像冰箱里拿出来的水果刀，又快又冷，连你曹叔也拿她没有办法！”八娘边谈边连连摇头。
偏偏这天八娘刚跟我唠叨完，单元门钥匙孔一阵响，涧表妹从外面回来了，她穿着一身大块白与大块黑组成的连衣裙，一脸若无其事的表情，八娘迎上前去问她：“怎么？今天下午不上班么？”涧表妹坦然地告诉她：“下午跟别人倒班了，我在家歇半天。”八娘嫌恶地打量了一下涧表妹那身的确怪模怪样的连衣裙，老着一张脸去厨房做饭了，涧表妹倒兴致勃勃地跟我聊了起来。她让我帮她找几本国外的时装杂志，哪怕借看也行，她说日本有一种《登丽美》杂志对她来说最有参考价值；我问她为什么把连衣裙做成大块白与大块黑的样子，脖颈处为什么不对称，下摆底缘又为什么是斜线？她对我侃侃而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对颜色的论述：“世上最美的颜色，是黑、白、灰三色；要说配色，红与黑是永恒的主题，我今天下午就试着做一件蝙蝠衫，深黑配大红，等我穿出来你看吧——”正说着，厨房里几声锅铲击锅帮的锐响，涧表妹走进去问：“妈，要我帮你炒吗？”八娘恶声恶气地回答她：“你还帮我？你不把我气死就算好的了！”
糟糕！一场母女口角就此开始，我走过去想劝，她们唇枪舌剑，一句咬着一句，我简直插不上嘴。
“我怎么了？招您惹您了？”
“我见不得你那一身怪样子！”
“我穿我的，又没强迫您穿，碍您什么事？”
“大白大黑的，办丧事么？莫在我眼前晃来晃去！”
“躲着您还不容易？可您的丧气事再多也赖不着我！”
“我有什么丧气事？我不像你，都这么大了，嫁都嫁不出去！”
“嫁不出去碍您什么事？嫌我老在家住么？分房子时候有我的一份分数，我住这儿名正言顺！”
“哪个嫌你在家里住了？你莫狗血喷人！”
“行了行了，我还不知道您的，自己糊里糊涂提前退休了，整天窝在家里头，哪还有点知识分子的味儿？整个地一个家庭妇女，闲了没事就找别人别扭！”
“完了！我好心倒变成驴肝肺了！当年要不是为了把你弄回北京，我能愁成这么个老太婆模样么？”
“回北京我靠的是自己！”
“好嘛好嘛！你就自己一个人去过嘛！早晓得落这么个下场，我就不欢迎你回来！”
“我回来不取决于你欢迎还是不欢迎！”
“天哪！就算我没生你这么个女儿！”
“可你就偏生了我这么个女儿！”……
我在她们母女之间旋转着身子，连连摆手哀求双方：“算了算了，莫说了莫说了……”却毫无效果。
一阵门铃响。她们家安的是音乐门铃，奏的是《致爱丽丝》，居然要奏半分钟才停。在这半分钟里，八娘和涧表妹总算偃旗息鼓。我过去开的单元门，门外的人我不认识。
“啊，是老丁啊！”八娘迎到门前，满脸堆笑。
“丁伯伯，您来啦！”涧表妹也轻盈地迎到门前，满脸和悦。
虽是不速之客，显然母女两人都真诚地欢迎。叫他们三方几轮问答过去，我就明白，丁伯伯是给涧表妹介绍对象的，这介绍工作至少已延续了相当一段时间。
“你来得正好！今天恰恰有你最爱吃的炒苦瓜！”八娘手忙脚乱地张罗着。
“我爸刚买了一坛子‘加饭’，我来给您烫酒！”涧表妹快活地旋转着身子，跳舞似的去取那酒。
我便借机告辞，说有事。三个人都坚持留我吃午饭，我说确实有朋友等着我去，要请我吃烤鸭，这才放我走。
走在大街上，我回想着八娘涧表妹母女争吵的一幕。迎面来风，一些细沙打在我脸上，痒痒的。也许，人生必得如此。我微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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涧表妹结婚了。新郎就是那位丁伯伯介绍的。他们实行的旅行结婚，京沪线上有亲戚，所以前半段路线是泰山—曲阜—南京—镇江—无锡—苏州—上海；上海亲戚最多，因此下半段又以上海为“根据地”，“出击”杭州、黄山、九华山；最后从上海乘飞机回北京，领略一下腾空而行的乐趣。
涧表妹夫妇旅行结婚期间，我去曹叔八娘家，曹叔发胖了。他本来就人高马大。如今更魁梧惊人，八娘指着他对我说：“完了！你看嘛！他那个腰得了呀！小涧要给他裁条裤子，量了几遍尺寸，手里头拿着剪刀，就是不敢往料上下手呀！小涧跟我说：妈呀，爸爸的腰啷么这么粗哟！这么裁下去，横起竖起一样宽，眼睛望过去不习惯哟！我就跟她说：尺寸不骗人嘛，你就依到尺寸下剪刀嘛！……完了！要是还像当年那么发布票，我们一家人的布票凑起来供他一个人怕都还不够！呵呵呵呵……”八娘尽管背已微驼，头发麻白，一说话脸上的皱纹就随着话音抖动，但涧表妹的成家似乎使她的性格恢复了一些乐天与达观。
曹叔因在部里提拔司局级干部的竞争中失利——表面原因是不够“年轻化”的条件，他已59岁；八娘则认定深刻的原因是“他上头没有人”——所以打算不久离休，这样他们老两口就都要过家居生活了。我便劝他们合作写书，我记得早在50年代初，他们就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关于植物保护的文章——那时候《人民日报》定期刊登一些专业性的文章——我父亲母亲当年是订阅，并精读《人民日报》的，曾很为他们骄傲，并剪下来夹存，多次用以激励我的上进。后来八娘更发表了许多养蜂方面的研究文章，记得有一篇也是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几乎占了一整版，当中还有若干曲线图、数字表格什么的，那时候中苏关系恶化，中美之间尚无外交关系，但苏、美两国的农业科研机构都曾致函《人民日报》社，要求与八娘取得联系。
我提起这些“当年勇”，引出了曹叔和八娘的怀旧之情，他们便从书柜、壁橱里取出许多卷宗夹和书刊来，坐在沙发上翻检开了，卷宗夹里是许多已经发黄的剪报，他们当年所发表的专业性文章远不止我所记得的那两篇；许多大厚本的农业辞书，编写者名单中都有他们；而《中国养蜂》的合订本更全部都浸润着八娘的心血，她抚摸着那刊物对我说：“你信么？当年专职的编辑人员就我一个，从约稿、改稿、编稿、发稿、画版、跑厂以及寄发稿酬，都是我一个人干，刊物也一本一本地印出来了，现在的刊物呢，动不动二三十个人，唉唉，我们那时候啊……”
我竭力鼓动他们“重打鼓，另开张”，曹叔深深地叹口气说：“我后来撂下科研搞行政工作去，荒废了啊！”八娘拍打着膝盖说：“完了！你以为写这种文章跟你写小说一样？没有实验设备，没有大量数据，没有最新资料，关在这单元房里啷么写得出来？……可惜啊，当年那些实验课题刚搞到一半，政治运动一来，不是停了就是误了，后来连实验棚也取消了，改成了种黄瓜、西红柿的暖棚，说是那才是直接造福于人民；还有好好的一个养蜂研究所，‘文革’里头说撤销就撤销，十多年以后又恢复，设备、蜂群还好恢复，资料呢？都失散了，莫说有经验的科研人员不好找，就是有经验的放蜂员也难找啊……”
聊到最后，曹叔八娘一起向我举出一个例子，他们一位好朋友，退休以后一直刻苦地著书立说，写的是一本关于螨虫的学术著作，送到出版社去，编辑看完连称“了不起”。但就是压着不出，因为在新华书店征订，征订数还不到100本，出版社实在赔不起，结果是请作者自己出3000元印，你想搞科研的人哪来的积蓄，何况又退了休，再加上脸皮嫩门路窄，破开脸求亲告友好不容易才凑足2000元，出版社都打算付排了，财务科核算后又让编辑来找他说，如果开印，他需补上的不是1000元而是2000元，要是他不补追加的1000元，那么，印出后就得由他自己销售300本，那作者一听立时血压就上去了，家里乱作一团，后来就决定再等一等，看出版社能不能发一笔财，使几本像他这样的学术著作得以正常开印，这么一等就是3年。有一天有人给那作者带来一本国外这方面新出版的书，那人也是多事！何必给他看呢——谁想到他一看，竟晕过去了，醒过来以后脾气变得暴躁不堪，家里人注意不够，几天以后无端地一发火。顿时就脑溢血去世了！原来国外那本书展示的是当年国外某科学家在那一课题里的最新成果——而那成果在我们中国这位作者的书稿中早已显示了！
“所以，我们也就不作此想了……”讲完他们朋友的这番遭遇，曹叔把摊放一茶几的书本收敛起来，向我宣布，“我离休回家以后，就练字吧，我喜欢书法……”八娘则若有所失地喃喃自语：“唉唉，小涧算是落实了，还有小沁、小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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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以后我搬了家，搬得离曹叔八娘他们很远，加上我陷于名利场中，整天瞎忙活，所以很少去他们家了。涧表妹倒时不时到我家来打一头。后来她有了儿子，就带着儿子来。
涧表妹到我们家后，说话里总少不了一个符号，比如：“这件衣服的色调晓强就觉得好”，“要依着晓强的脾气，他就不看这个节目”，“你写累了应该做一套就地保健操，不离开座位都行，就像晓强那样……”开始，我和爱人都抓不住这个符号，不免问她：“谁觉得好？”“谁？什么脾气？”“像谁一样？”……后来，我们听得耳朵里结茧子了，往往不等她话出口，就主动调侃她：“要是晓强在，他加不加辣椒呢？”“我这样做是不是比晓强笨呢？”“这事你是不是得请示了晓强才能决定呢？”……涧表妹听了总高兴地笑，笑得鼻子上起皱纹，看得出，从不仅爱她的丈夫晓强，而且简直是崇拜他。
晓强姓严。涧表妹和他的结晶——那宝贝儿子，取名叫严序，涧表妹郑重地解释说：“晓强翻遍了《辞海》，最后选定了这个‘序’字，光‘序’字不算什么，问题是把‘严’字和‘序’字并到一起，‘严序’既符合东方文化的伦理观念，又符合西方文化的理性观念，念起来又顺口，你们不觉得是这样么？”
我们当然多次敦促涧表妹把严序的爸爸带到我们家来，以便一睹风采。但她总说他忙：“忙得一天好像不是24小时，好像上床睡觉是购买高档奢侈品，连吃饭好像也是荒废光阴……”我们只好从小严序的形象上推想严晓强的面容风姿，不消说，我们想像中的他都有着一个精干聪慧的形象。
我自己也忙，总说得便去涧表妹他们那里瞧瞧，结果也总是说说而已。涧表妹详细地把她自己的小家庭对我们作了描绘，使我们知道是在东西一带的一条大胡同里，一个挺不错的四合院，几家人合住，严晓强父亲早就去世了，母亲带着他和他哥哥住着两间西屋，那屋子几十年前日本人住过，所以有高出屋外地面的地板，有别致的板拉门；涧表妹和严晓强结婚以后，把两间屋子当中的门堵死了，他们小夫妇住一间，严晓强妈妈和严晓强哥哥住一间，各屋走各屋的门，但合用一间另搭出来的厨房，有时合着做饭，更多的时候是分开做分开吃；涧表妹和严晓强利用那住房原有的特点，布置成日本式的居室，进屋前先要脱鞋，屋里满铺草席，靠墙是极矮的沙发，基本上用若干软垫子搭靠而成，是涧表妹自己设计制作的；严晓强设计制作了一张既可以折叠又可以加长的矮桌，既是饭桌，也是茶几和书桌，他们自己已习惯于席地而坐，涧表妹制作了一大堆或圆或方的坐垫，客人来了，他们也就请客人在坐垫上坐，嫌太矮可以坐一叠坐垫；他们的睡具白天都放在壁橱里，晚上才取出来铺在草席上睡；这样，原来小小的房间白天的空间感就非常宽舒；他们的四壁点缀着几件得意的工艺品，窗帘是涧表妹照着国外杂志上的样式制作的，拖地式并有三种闭合法；严晓强又用冲击钻在屋梁上钻了几个孔，嵌入膨胀螺丝，吊了几盆绿叶植物，其中一盆绿萝与严序同岁，如今枝蔓已下垂了三尺有余……
涧表妹还把一些其实本不必讲给我们听的情况也讲得很详细，严晓强的母亲，即她的婆婆，和他们处得很好——涧表妹言语之间，流露出一个比较，就是严晓强的母亲也是个退休的知识分子，但比八娘心胸开阔得多，从不在鸡毛蒜皮的事情上计较生事——但严晓强的那个哥哥，竟同弟弟有天渊之别，智力发展上有问题，上学上到小学三年级再升不上去，却迅速地长得五大三粗的，最后只好在街道做纸盒子的小厂就业；这么一个情况自然讨不上媳妇，看来只好一辈子同母亲同住，母亲要是没有了，真不知他一个人如何生活下去；严晓强的这哥哥平日倒不碍他们的事，但有一回严晓强出差多日未回，严晓强的哥哥突然跑到涧表妹他们住的这边来，手里举着两张纸头，满脸憨笑，一迭声地对涧表妹说：“我请你看电影去！请你看电影去！”搞得涧表妹手足无措，倒是小严序冲上前去，仰着头轰他说：“去去去！我妈不跟你看电影！我妈就跟我看电影！”后来严晓强妈妈为这事直跟涧表妹道“对不起”，涧表妹的结论是，婆婆尽管通情达理，大伯子这么个情况终归让人受不了，因此，早晚还是得搬出去另过。
严晓强不仅是涧表妹的骄傲，也是曹叔和八娘的骄傲，有一个国庆节，我匆匆忙忙去曹叔和八娘那里打一头，因为还要赶一个活动，坐了不到半小时就告辞。半小时里曹叔简直没问到关于我和我一家的情况，尽管我们几乎半年多没有见面，我一句随口而出的“小涧和晓强他们怎么没来”，就引出了他一连串对严晓强的夸赞，我笑谈着：“真是宝贝女婿呀！”八娘一旁尖声说：“完了！你以为你曹叔把晓强当成女婿呀！你总女婿女婿的他怕还不顺耳哩！他是把晓强当成亲儿子待哩！小涧倒仿佛是个媳妇儿了！”我看八娘那一脸丰富的表情，其实，她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们送我下电梯的时候，八娘当着若干等电梯的熟人和生人，甩着嗓门向我建议：“你们文学界现在不是时兴那个报告文学么？我们晓强其实就很典型哩！你啷个不采访采访他嘛！你就写写他嘛！”曹叔也附和着：“是个自学成才的典型啊！”
严晓强的确是自学成才。他比涧表妹大两岁，“文革”中他到吉林农村插队8年，回城以后分配在司法部所属的一个部门的食堂当炊事员，学会了白案和红案上的一般手艺，后来他又拜那个部门的一位老木工师傅为师，练就了一手好木工活；再后来他自学大学文科课程，一门门通过了成人教育的单科考试，获取了有关部门承认的大学本科文凭。一个偶然的机会，部里一位副部长发现了他，便把他调到身边试做秘书，他不仅反应敏捷，善应对，有文才，而且在陪伴副部长出差的过程中，不仅显示出解决某些缠夹不清的扯皮事的能力，而且以其知识面的广博和恰到好处的幽默感，使副部长在处理公务之余，还能从他那里得到意外的启发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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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见到严晓强了。是一个细雨霏霏的夜晚，先接到一个电话，说他是严晓强，问我接待不接待，我问他在哪儿给我打电话？他说就在楼下的公用电话那儿，我笑着说：“胡闹，都到我们楼下了，为什么不直接上来？”他乐呵呵地回答说：“知道您是大忙人，一般不接待事先没约定好的客人；我这样已经怪难为情了，有点强加于您。”我说：“快上来吧！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早盼着见你了！”
严晓强站到我们面前时，我觉得除了个头矮些，其他方面都与平日的想像相合。一张未脱净稚气的圆脸庞上，两道浓眉在印堂上交相，两只亮闪闪的眼睛聪慧外露，厚厚的血色充沛的嘴唇，咧开一笑露出两排整整齐齐的小白牙；他肩宽背厚，很敦实，但身材又显得很紧凑，一举手一投足显得很飒利。
“小涧怎么不一块儿来？”我爱人一边给他倒茶一边问。
“嘿嘿，她还不知道我到这儿来了哩……”严晓强落座以后，乐呵呵地说。“早该来拜望表哥表嫂，实在是顾不上——我们这一辈儿的让‘文革’耽误了青春，所以把一天掰成好几天地玩命儿找补；我的大概情况你们早都知道了，这两天又有新的进展——我调到中国法制报社了，社里面决定除了出报以外，还办一份《法制文学》的刊物，我跟几个哥儿们应了这个活儿，立马制订了一揽子计划，这不，今天下午刚领了‘记者’证，我就按计划跑表哥这儿约稿来了——所以我今天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同事们都说我‘近水楼台先得月’，表哥啊，你无论如何得让我得着月啊，即使得不着玉盘似的满月，得个镰刀似的月牙儿也行啊……”
“你怎么不给那副部长当秘书了呢？”我问他，“那才是近水楼台呀，那个月亮才大才圆哪！”
“咳，”严晓强坦率地说，“那并不符合我的根本意愿，那只不过是一道光明正大的阶梯罢了——我从一回城那时候起，就盼望着有一天能当记者、当编辑哩！”他把崭新的“记者证”递给我看。我递还给他以后，他又主动递给我爱人看，并且郑重声明：“涧还没看到哩！你们比她先睹一步了！”
我高兴地说：“我们是先睹为快啊！不过，你不忙约稿行不行？我们先随便聊聊嘛，早听小涧和曹叔八娘说过你，你人不大，见闻挺广，知识面挺宽……”
于是他便同我海聊起来。我爱人端来的一大盘葵瓜子，被我们边聊边嗑，嗑得盘子里精光，沙发下面一地的葵瓜子皮儿。
严晓强讲到他随副部长出差的种种见闻经历：“……原来光知道那些显露在街面上的大饭店大宾馆，跟着跑了几圈，才知道还有一些不显山不露水而实际上更高级的地方；有的市民在那城市住了几十年，别说没进过那种地方，甚至听也没听说过，也不大可能从电影电视照片图画上看到那景象，因为完全保密，离内部很远的入口处，甚至入口处外面，就有人站岗守卫……也别把那里头想像得金碧辉煌，豪华不堪，特别是现在对外开放了，那些中外合资的大饭店才是真正地豪华和绝对地现代化，我说的那种地方却另有特点，比如，空间感特别强烈，空荡荡的前厅，大得没有道理的卫生间，老式的笨重得不得了的沙发椅，还有大肚皮痰盂；建筑风格也许是西方古典式的，科林斯式立柱，哥特式窗框，或者还有洛可可式装饰的壁炉，但里头现在几乎绝对不悬挂油画、不放置西洋式裸雕，而挂着国画或书法条幅，摆放着景泰蓝或雕漆工艺美术品……说实在的，住在那里头也未必多么舒服，冷冷清清的，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说到下面的吃喝风，那是很难刹住的，我们那副部长确实不喜欢下面搞宴请，且不说按规定不该搞那种宴请，就是规定允许，我们那副部长也是个最厌烦饭桌上应酬的人，可你知道吗？有时候你不得不含糊一点，将就一点，入乡随俗，否则，那就不好办！有一回我们到一个县里去，副部长拉下脸，说无论如何不出席晚上的宴请，因为他听说为准备那顿宴席特意从离县城几十里地的水库里调运了一车活鱼来；我起头也跟副部长一个心劲，颇有点同仇敌忾的气派，宁愿啃两个馒头喝几杯粗茶了事，可是你猜怎么着？我出去转悠了一圈，就没主意了，因为我看见那摆宴席的食堂外面，淤集着不少人。一打听，许多都是一般的工作人员，有的手里还拿着空饭盒，他们都说难得有这么个机会，公费报销吃上一餐活鱼，还打算用饭盒带一点回去，给家里人尝鲜。一位瘦长脸的会计对我说：‘你们罢宴，固然保持了你们的廉洁，可我们这么多人，就都吃不上活鱼了——而这些活鱼，也不可能再扔回水库里去；会怎么样呢？你们一走，一半的鱼，就会被五六个头头脑脑分别以处理价分掉，还会用公车给他们一家家送到冰箱边上；另一半哩，倒可能成为明天食堂里的甲菜，我们都得用一大把菜票才能尝到一盘；结果是，你们廉洁，头头脑脑也没犯什么错误，而我们却不能沾光吃上公费报销鱼！’我转悠回去把这个情况跟副部长讲了，我劝他勉为其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去赴这个宴，竟把他说动了。结果，我们去了那餐厅，皆大欢喜；我暗中算了一算，一共五桌，竟有四十八个人陪我们两个人吃鱼；但吃完以后回到住处，我对副部长说：‘您细想想，如果只有一桌，八个人陪咱们，那么，那四桌四十个人不就没份儿了吗？那咱们十个人不就更特殊了吗？这么着，倒还无形中增加了四十个工作人员的福利！’副部长不以为然，可我至今还在这么想：下面的干部靠薪水也确实难得打牙祭啊，各种大大小小的宴请等于是一种福利，你要取消已经惯享的福利，那是很难的事啊……”
我们又从他们部里聊到家常方面，严晓强坦然而自信地说：“其实，好多家庭里的纠纷，完全不必从什么世界观角度思想修养角度道德角度去分析，那样越分析会越糟糕……比如涧和她妈妈，这些年来总不和谐，我一开头也总试图用‘代沟’之类的理论模式去套。后来，我想透了，生活是复杂的，人更复杂，有各种各样的因素，有些因素，我们以往很少考虑甚至全然忽略。例如，心理因素，心理问题常常与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无关；还有生理因素，有时候人的多疑、超敏感、烦躁、失态、语言混乱，完全不是或主要并不是出于真正的是非混淆、爱憎颠倒，而是因为生理上的某种问题，比如内分泌的不均衡，循环系统的不顺畅，传导系统的暂时阻隔和紊乱，等等；所以我最近就常开导涧，不要把妈妈的埋怨、责备以及烦躁、不满都看成是什么深刻的东西，其实那很简单，就是冠心病患者的一种病态，因此遇到这类情况应当完全不存芥蒂，只有充满爱怜地关心维护她的健康；涧正在慢慢适应我提供的这样一种方法……”
严晓强的侃侃而谈把本来忙着别的事的表嫂也吸引过来了，他见我们夫妇都兴致勃勃，聊得更无顾忌：“……其实，当然啦，涧有若干明摆着的缺点和弱点，可我同她头一回见面，就感受到她有时候显得外刚内柔，有时候又显得外柔内刚，她身上埋藏着很大的潜力，我说的潜力就是创造力，我喜欢这种创造力！她热爱服装设计，有着一个当著名的服装设计师的理想，别人可能觉得她是想入非非，或者认为通向那一理想的道路几乎是开辟不出来的。我却以为无论她能不能实现这一理想，她为之奋斗的一系列行为本身就是美的；当然，她现在还很不成熟，比如，我就认为她现在过分追求一眼望上去的强刺激，这显然不是服装设计上的高级趣味；我给她提出来了，她气得要命，顿着脚跟我争辩，咦，我又很喜欢她那股子为自己抗辩的劲头，我预言，凭这股子劲头，她又很可能不按常规常理，而是从斜刺里杀出来，获得一种超出一般高级趣味的成功！……”
要不是时间已经很晚，担心他赶不上末班车，我们真想留他再多聊一阵。外面还在下雨，我送他下楼去，他带着伞，撑开了伞，同我告别。路灯下，雨丝衬托中，他一脸的朝气，笑着叮嘱我说：“别忘了正事儿——给我们创刊号一篇法制小说！”我有点恋恋不舍，似乎纯粹是没话找话地问：“你们单位在什么地方？”他告诉我：“在陶然亭里头。临时租借了公园里的几间屋子。报社大楼快盖得了，盖得了我们就都搬过去。”
“陶然亭！多优美的地方！其实就一直在那里面上班才好哩！”我随口应着。
他笑笑，转身走了。我望着他的背影，高声说：“以后要常来哟！”
“我会常来的！”他没有回头，只送过清脆的许诺来。
我望着他举伞的背影，直到消失在灯光不及的雨夜中。
21
陶然亭是北京西南城的一个有名的公园。我父亲生前最喜欢陶然亭，他说北京城内公园中唯有陶然亭有一种难得的野趣，再加上陶然亭里有世纪初传奇人物赛金花的墓地，还有什么鹦鹉冢、玉猫坟之类引入遐思的小讲究；50年代初从东四十字口拆下的大牌楼，也迁置在陶然亭中，我家50年代一直住在东西牌楼附近。因此，到陶然亭公园的大牌楼下坐一坐转一转，也是我怀旧的方式之一。
记得父亲有一回同我游陶然亭，在湖边垂柳下，似乎是漫不经心地说：“好一个所在！人固有一死，假使能死在这里，也该知足了！”
果然有人死在了陶然亭。死得很惨。不是别人，就是严晓强。
就在他打着伞同我告别以后的第三天，是一个静谧的傍晚，公园里没多少游客，他们中国法制报社借用的那一角外面简直就没有人影；严晓强因为工作太积极了，忙来忙去忙到下班很久，别人都走净了，这才离开那排屋子往院子外面走。其实也无所谓院子，因为并没有正儿八经的院门，就是两道墙当中留出了一个出入的豁口。他从那豁口走出去，万万没有想到，一辆载重卡车飞驰过来，当即把他撞倒，卡车紧急刹车后冲出了十多米去才停住，司机和搬运工下来一看，滚在路边的人已经血里呼啦，顿时吓傻了。当然，他们也就立即把受害者抬上车去，送往医院抢救。
按说公园里是不该有汽车行驶的，但偏那时陶然亭的某一角正在施工，因而有准予通行的汽车进出；按规定汽车在公园内行驶时速不允许超过十公里，拐弯处更不允许超过五公里，但那天那位司机觉得眼前的路径上旷无一人，又急着去吃晚餐，就没按规定掌握时速而开了快车；偏巧严晓强在那个时候从那个墙缺里走出来。倘若那卡车速度慢一些，或速度虽快而出发得早一些；又倘若严晓强步子迈得慢一些，卡车飞驰而过时尚未及迈出墙缺，或严晓强步迈得快一些，早一点迈出墙缺，卡车驶来时司机已能看见他的身影，也许就都只是一场虚惊，而不至于酿成这样的惨祸。但两个运动着的物体竟偏偏在那墙缺处汇合相撞，一个是高速的钢铁巨物，一个是毫无防范的小小肉身，焉能不呈惨象？令人思之更为心酸的是，车祸发生的周围环境并非车水马龙或人流滚滚，倒是湖水漾漾、杨柳依依，墙边的黄刺梅开得正灿烂，岸边花圃中的江西腊朵朵绽得浑圆。
严晓强是被撞破了脑袋，脑浆已然外溢，医务人员们用尽了一切办法，也无法挽回他的生命，但几位医生和护士后来都啧啧感叹——严晓强的机体原属最健康、生命力最旺盛、抵抗力最顽强的那一类，他的脑袋已经撞破，脑浆和溢血已经搅成一团，然而他的心脏却久久地、久久地令人不忍目睹其心电图催人泪下地跳动着、收缩着、痉挛着、挣扎着、喘息着、悸动着、微颤着……仿佛有一个无形的声音在呼喊：“不！不要！不死！不能死！不愿死！不给死！……”
医务人员从严晓强的衣兜里翻出了鲜血浸染的“记者证”，这才同中国法制报社联系，报社的人赶来以后，惊诧莫名，来的几个人谁都不愿扮演通知涧表妹的角色，最后还是由肇事者单位赶来的负责人去扮演了这个角色。他们见到涧表妹自然只说出车祸了、正抢救中，让她不要惊慌；据说涧表妹随车跟他们来医院的路上镇定得令他们惊奇。事后涧表妹告诉我，当时她的心情是坚信严晓强能够活着，大不了留下点残疾，而一个有残疾的严晓强对她来说依然是可敬可爱的，所以她并不怎么慌张——然而当涧表妹到达医院时，严晓强已经全身盖上了白被单。
令所在场人感到奇怪的是，涧表妹没有号啕大哭，也没有掩面啜泣，甚至看不到她的眼泪，她就那么往走廊里长椅上一坐，坐得直挺挺的，两只手放在膝盖上，一脸的冷笑。不管围着她的人说什么、劝什么，她都管自坐定那里冷冷地笑着，一直冷笑到那一夜过去，天光透进医院的窗户。
22
严晓强之死是对曹叔八娘一家最沉重的打击。亲友们背地后窃窃私议：怎么一回事儿、他们家怎么一连三次车祸死人？而且车祸的细节一次比一次离奇。我也独自冥思了很久。那冥思是痛苦而无益的。
我去曹叔家安慰他们。八娘垮了，她已全然失去往昔的风采，呈现于我眼前的不是悲戚而是暴躁，她见我进了屋后便扭头扬声高喊：“小表哥看你来了，你出来呀！”从那边屋里走出了涧表妹，头发乱蓬蓬的，脸浮肿着，见到她我只是微微点了个头，也没什么话；八娘瞪了她一眼，竟当着我大声责备她说：“你也说句话呀！要么你就哭！丢人啊！你、你、你……你男人死了你都不晓得哭哇！”曹叔过来把八娘劝到一边，又对涧表妹说：“小表哥不是外人，你现在不想说什么就再一个人靠靠去，过一会儿再说。”
我和曹叔又把八娘劝进另一间屋去休息。我瞥见了肩并肩靠坐在一起的第三间屋里的沁表妹和涓表妹，可怜她们必须得分担突然降临到这个家庭中的灾厄所引出的纷乱与悲痛。
我和曹叔坐在门厅的沙发中，默默地对望着。曹叔一头理得很圆整的短发已然全白，他虽发胖但皮肤还颇紧凑，脸上的皱纹不算太多，但眼睛里有了更多的难以捉摸的藏敛着的因素，两边嘴角微微向下弯；我一向认为曹叔是条硬汉，经过一次又一次的突发性打击，特别是这一回可谓登峰造极的离奇灾难，我望过去，觉得曹叔依然没有被压垮压瘪。当然，天知道他承受着多么大的压力，尤其是那个神秘的问号：为什么一连三次？
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本能地问：“严序呢？”
“在他奶奶那儿。他奶奶比我们受到的打击更大，不是吗？”
“你们都要好好保重，要让严序好好地长大……”我知道自己的话语是无力、无助的。
“小涧一直没哭出来，你八娘理解不了；我开头担心小涧精神上承受不住，现在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异常——她自从在河南当工人以后性格就很特别。她的特别，就她个人而言，是自然的，因而我们应当顺其自然……”
“当然。”我为曹叔还能如此理性而感到宽慰。我也确实同意他的分析。并且我想到了那晚上严晓强给我讲的一番话，我认为八娘现在的暴躁以及对涧表妹的嫌怨，其实基本上都是冠心病转重的生理性反应。我对曹叔说：“逝者已去，追不可还。我们活着的人要互相扶持，自我保重。八娘是你们全家的重点保护对象，小沁和小涓最近要特别多照顾她一点，她24小时身边都不要离人。”
曹叔点着下巴，眼里蓦地涌出泪水，他望着窗外，肯定地说：“你说得对。别看我们这个家，她最弱，这个家没有我行，没有她还真不行。”
23
曹叔离休以后，每天用大部分时间练书法；八娘冠心病时时发作，几次送进医院抢救；他们的大女儿在守寡三年以后又已结婚，二女儿和三女儿也都相继结婚了，三个女儿生的都是儿子，这也很怪，曹叔和他的兄弟共有六个女儿，六个女儿生下的第三代都是儿子。倘若他们的父亲曹爷爷仍在世上，不知该作何感想？关于曹叔和八娘一家遭遇到三次车祸的事，因为时间相继变得久远，亲友们的窃窃私议也逐年减少着，近年来大多数亲友简直已经淡忘。
近两年，我很少同曹叔八娘一家见面，见面时更绝少提及往事。但交谈之间，有一回八娘偶尔对我说——
“你知道四娘临死那天，是为了上街买什么吗？为了买一副鞋带，一副只值一毛钱的，其实可买可不买，尤其不必在那天那个时候去买的鞋带！”
我一愣，但没顺着她的话茬往下说，我岔开去，跟她聊别的。
有一回涧表妹忽然对我说——
“我最后一次去河南，我们那个县外头我们那个厂所在的镇子里，去办最后一道手续，我站在办公桌这一头，忽然，觉得脚脖子痒痒的，什么东西在蹭我，我低头一看，原来是一只猫，再仔细一看，是我们全家在‘干校’的时候，从小养大的那只黄狸猫，我吃了一惊，我就顺口对给我办手续的人说：‘怎么搞的？我们家的猫。你们养了吗？’他低头一看，惊讶地说：‘我们这儿怎么会养猫呢？’他就一阵跺脚，一阵吆喝，把那猫轰出去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天我忽然想起这回事，总在后悔，当时我为什么就没弯下身子去，抱起那猫，亲热亲热？就是光弯下身子，去摸一摸它也好，我出了办公室以后，就匆匆忙忙地去赶长途汽车，我都没想起来张望一下，也许那猫还在院子里，街角上，望着我，等着我……我就那么走了，把它忘了！这几天才猛然想起来……”
我很惊奇于涧表妹能有这样的心境，但我也没顺着她的话题跟她往下聊，不一会儿她也就跟我聊上服装设计方面的事了。
而曹叔，有一回边喝黄酒边对我说——
“……他死了，看上去好英俊，好个小伙子啊！”
我接过话茬，但立即后悔——
“您说晓强么？”
当然不是。严晓强是被撞烂了脑袋，再好的整容师也难使其恢复英俊的。曹叔眼里的红丝像在微颤。我立即跟他讲开了我去厦门的见闻。
头年春节期间我去给曹叔八娘拜年，见曹叔家满墙挂着他的书法作品，鉴赏之余，我就顺口求他给我写几个斗方，都写“福”字，我好回去张贴在家中各个屋门上，他很高兴。但因为没有现成的红纸，就约定写好后通知我去取；谁知给他们拜年回来没几天，就在楼下邮箱中发现一只牛皮纸大信封，拆开一看，原来是曹叔写好的几幅“福”字斗方，每个“福”字都颇有神采，可以想见，他一定写了几倍以上的斗方，是挑了又挑，把自认最成功的及时寄给了我。我心里感到暖暖的。
但我并没有把曹叔寄来的斗方贴在门上。开头是忙，顾不上；后来取出来，都要去拿糨糊瓶了，不知怎么的滋生了一种心理障碍，就又搁下了；现在那几幅斗方还都叠放在那大牛皮纸信封中。倘若哪一天曹叔偶有雅兴，不辞路远来到我家散心，看不到我巴巴地求他、他巴巴地写好寄来的斗方，责问我为什么不张贴，我该怎么回答他呢？
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