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她觉得自己不值得写
她从小就想上大学，可没有机会，高中没有毕业，便来了“文化大革命”，打碎了她的梦想；她不想下乡，却不能不来。她总盼着复课，却来到农村接受再教育了。她第一次接触了中国农村，她在接受阶级教育。老贫农忆苦思甜，他讲地主如何剥削他，如果受苦；这个苦大的老贫农说：那年月呀，吃不饱，全都浮肿，玉米秆都吃，大肚子汉就得饿死，都得到食堂打饭呀！什么？旧社会还有食堂啊？说来说去，是说1960年的大饥饿年月，这不是说的解放后吗？她开始用吃惊的大眼睛思考了。
她听来的宣传是农民欢迎知识青年；她亲自感受的是农民并不欢迎他们，说他们是来抢农民的饭，是来增加他们负担的。
她是来接受农民再教育的，说农民如何热爱集体。可她看到的是他们为了挣分儿，并不认真干活，知青干活比农民还认真。她到了油田女队，她以踏实认真，而得到大家的称赞。她不是好出头露面的人，她被推举当了班长，一屋住十个人，上下铺。这是姑娘们自由说话的天地，想说什么说什么，谁也不会说出去。
1974年在四马架打井时，下来一个名额，推荐一个工农兵大学生。她朝思暮想想上大学啊，可天上掉馅饼，能落到自己头上吗？一个名额有多少人惦记呢？想推荐的人都是初中生，不能去，她本来是可以申请的，但她还是没有说。结果这一个名额给了井下了。
她从小就想当大夫，当赤脚医生也好。有一次厂区医院培训，她想这回该落到自己头上了吧。找她谈话，她以为是叫她去哩，结果是让她坚持在女队，这儿需要她带带新来的人。她鼓起勇气想说说自己的要求，见领导这样一说，她就没有好意思说。
1976年11月她出队时已经26岁。
本来安排她去卫生所，这是她很想去的地方。但有人想去，便找了领导说，就把她转到托儿所当了所长。听到这安排，她的眼泪刷地流出来了。
但她还是服从分配，到了托儿所。这年七月，她在女队填写了入党志愿书。可这时听到消息，同时填表的人批下来了，却没有她。听到这消息，她无话可说，只有眼泪。
她仍然踏实工作，把一个很乱的托儿所搞成了先进。两年后，她向行政支部问她的入党问题。没有想到的是人家说：你也没写入党申请书啊，如何讨论呢？
六年后，她才以工代干转成了干部。1982年底她转到了华北油田。当时她是按工人调到油田二机械修理厂的。厂长问她：你是什么工种？我们不缺人哪。对她这个女石油钻工司钻的安排，让这厂长犯愁。当她说出她当过托儿所所长时，厂长立即拍板：要！我们正缺所长哩。
她在这个托儿所一干又是一个六年。从1982年到1988年。1988年她去了工会当了女工委员。
1991年有个政策，北京知青有接收单位，便可以回北京。她爱人的同学在一家建筑公司当党委书记。这个书记知道她的经历，便说：好，我们要她。就在我的办公室吧。
“上党委办公室？我可不是党员哪！”她向书记实话实说。没有办法，只有找别的单位了。
她去了区的人事局，不是听说要成立档案局了吗？人事局的人问她：你是党员吗？她说不是。人事局干部摇摇头：这就难办了。到那儿去的都得是党员才行啊。
热心的人事局干部便给卫生局打电话，看那里能不能安排。
卫生局回答说：不是党员不好安排，我们不要。
此时此刻，她的心痛啊。她这才知道为什么人们总是绞尽脑汁想办法入党。她真的是觉悟太慢太迟，没有把这事当成首要大事，只觉得自己好好工作就行，原来不是这回事啊。
人事局介绍她到一个街道办事处。处长问她做过什么工作？她说，她曾是女石油钻井队的司钻，处长摇摇头，说办事处不是油田；她说她当过托儿所所长，处长说好，那你到托儿所去吧。但这次她坚决不去托儿所了。这样她便分到了一个办事处的民政科，搞起了民政工作，管离退休人员、烈军属的事儿。1993年开始，经过几次考试，她成了公务员。
2002年精简机构，她提前退休。
她说：本来我从上高中就记日记的，一直到油田还有日记，那是青春的记录。我回想起来悲观，伤心，便把那日记全烧掉了。
听了她的述说，我向她说了我在1989年下半年党员重新登记时说过的话，这些话写在了总结里：当我在北大学习时，我为了百姓敢说真相，敢于为民请命，那时最合共产党员标准，却没有入党；后来当我一切听从，没有了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不合真正党员标准时，我反而在组织上成了党员。有些人当你看着真像党员，他却不是党员；当你看着他不像共产党员，他却是党员。我看一个人，不是看她是不是有党员的光环，而是看她的行动，是不是从人民利益出发办事……
她不是党员，但我从这个女钻工身上看到了人性的光辉。她活得平常，活得坦荡，她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