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复兴社的戈培尔——邓文仪(2)
中国文化学会成立后的短短几个月时间，是复兴社宣传活动的高潮时期，也是复兴社组织的大发展时期。但这也引起了CC系的嫉恨。陈氏兄弟认为复兴社的发展，特别是中国文化学会在知识界的活动，是挖了他们的墙脚，于是处处与复兴社为难，邓文仪则成了他们攻击的主要对象。
自以为与陈赓同是黄埔一期生，又是湖南老乡，在军校内还共过事，满有把握将陈赓争取过来，却不料碰了一鼻子灰
1933年3月，红军将领陈赓因负伤到上海医治，不幸落入国民党手中。当时，邓文仪正随蒋介石在南昌指挥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闻讯后喜出望外，自告奋勇向蒋介石请求前去劝降陈赓。他自以为与陈赓同是黄埔一期生，又是湖南老乡，在军校内还共过事，满有把握将陈赓争取过来，为蒋介石立上一大功，却不料一场唇枪舌战过后，邓文仪碰了一鼻子灰。
邓文仪一见陈赓，先故做寒暄，接着便转入正题说：“现在中国正处在紧急关头，迫切需要团结，需要强有力的领导，需要有一个蒋校长这样的领袖人物，第二次东征时你曾冒着枪林弹弹雨救蒋校长脱险，为什么现在不能重新回到他身边呢？”
陈赓回答说：“大革命时，他领导东征，讨阀陈炯明，我拥护他。四一二政变他屠杀共产党人，置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就要打倒他！”
邓文仪继续高谈阔论说：“北洋军阀仅用三千保定生，就统治中国十几年，我黄埔精英一万多，定可在校长的领导下统治中国几十年。现在校长的愿望就是把所有的学生都争取到他身边来……”
陈赓打断邓文仪的话，责问道：“邓先生，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我东北，窥我东南，蚕我华北，为什么蒋介石一退再退？他指挥的军队不是在打日本，而是在围剿红军。照此下去，国民党的末日马上就到了。”
“校长是在积蓄力量，到最后关头定会领导抗战的，列宁不也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吗？”邓文仪凭着他在苏联学到的那点的东西，在陈赓面前无理狡辩。
陈赓反驳说：“蒋介石的反动政策根本不能与列宁的灵活策略相提并论，你这是对我们革命导师的污篾！”
一番论战，邓文仪感到为难，但他不能罢休，又转而对陈赓诱以利：“庶康兄（陈赓原名陈庶康），你是我们黄埔生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又是校长的救命恩人，别说是兄弟我，就是陈诚、胡宗南等也无法与你相比，你要过来，要什么会没有呀，这比你在红军穿山越岭强多了。”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我所追求的，永远不能为尔等理解。”陈赓转而又讥讽了邓文仪一句，“看在老同学、老同乡的份上，我倒要劝你早日改邪归正才是。”
邓文仪连续几次劝降陈赓，都以碰了一鼻子灰而终，他以自己极端的利己主义世界观，去度察一个无产阶级军事将领的胸怀，最终是一定要失败的。蒋介石见邓文仪劝降不成，大骂其无能。但他亲自出马，也以失败而告终。最后，陈赓在宋庆龄等民主人士的全力营救下，终于脱离了蒋介石的魔掌，重返红军队伍。
与宋美龄的亲信发生矛盾，被蒋介石“发配”苏联
1934年，南昌飞机场突然发生了一起重大纵火案，烧毁了飞机十几架。蒋介石闻讯大怒，严令邓文仪迅即调查，限期破案。邓文仪急忙吩咐部下查找线索，并亲自到现场勘查。他一到南昌飞机场，时任航空总署团长的徐培根就满脸堆笑地把他迎进了办公室。
二人坐定，寒暄几句，邓文仪刚转入正题，徐培根就起身将办公室反锁，然后转身打开保险柜，取出一叠现钞，手拿一支手枪，冲着邓文仪开门见山地说：“邓秘书，你也不用查了，咱们都是爽快人，事已至此，实话实说，这是我派人干的。”
邓文仪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堂堂团长，竟干出这种鸡鸣狗盗之事！，他起身回道：“为什么要这么干？”
徐培根大大咧咧地说：“不为别的，无非是想弄几个钱。前一段我拿航空署300万元，想做笔买卖，不想运气不佳，他娘的，一下子把300万元全栽了进去。你想，我到那儿去弄钱填这个窟窿？没办法，只有在账上做手脚，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扳倒葫芦洒了油，一把火把库房点着了。谁想天气太热，大火失控，酿成此祸。”
邓文仪听完吓得心快跳出来了，心想：老蒋要是知道了，非杀他十次不可。他故作镇静地问道：“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很简单，”徐培根摊牌道，“两条路，一条是你老兄秉公办事，把事情捅出去。这样也好，你一枪我一枪，咱俩一块见阎王爷去，一了百了，另一条路，见面分一半，这是十万美金，我送给老兄，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们来个瞒天过海，一推了之。”
邓文仪见过许多大场面，但是像徐培根这样的流氓无赖，他还是第一次碰到。经徐一讹诈，他也没了主意。要么是接受贿款，冒险发一笔大财；要么是被这恶棍一枪打死。邓文仪权衡利弊，最后选择了“私了”之路。二人密谋，达成协议，由邓文仪向蒋介石谎报失火原因。
邓文仪见到蒋介石后，装模作样地说：“报告校长，飞机场大火案已基本查清。它不是人为的，而是飞机场油料太多，藏储不密，天热蒸发起火而致。”蒋介石将信将疑，又派戴笠前去复查。戴笠早已觊觎邓文仪的职位，乘机找他的茬儿，结果与邓的汇报不一。这时，素与邓文仪有隙的陈立夫便乘机向蒋介石进言，说邓文仪以中国文化学会名义大肆招摇撞骗，在文化界引起了不良影响。适逢邓文仪又与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长宋美龄手下的亲信董仁霖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宋美龄偏袒董仁霖而压制邓文仪，于是，蒋介石一怒之下撤销了邓文仪的公开职务，并准备重办他，同时下令解散了中国文化学会。后经复兴社贺衷寒等“太保”苦求，总算饶了邓文仪一命，但却撤销了他侍从秘书等职务，由此结束了他在蒋介石身边长达７年的近侍生涯。此后，邓文仪在仕途上曾一度走了下坡路。
邓文仪被撤销一切分开职务后，随即被派任复兴社助理书记。当时，复兴社的书记长经常换人，但邓文仪这个助理书记却一直不动。他积极协助每一任书记长工作，“勤慎从公”，“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一副戴罪立功的样子。时过境迁，蒋介石的气消得差不多了，于是1935年春又重新起用邓文仪，派他前往苏联任驻苏武官。
邓文仪到莫斯科后，广泛接触了苏联各界人士，特别是军界人士。同年秋天，他回国述职，向蒋介石汇报了苏联坚决支持中国抗日的态度。当时，蒋介石迫于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强大压力，看到英、美各国对日政策日渐强硬，痛感日本在华北的疯狂进逼使南京政府岌岌可危，不得不准备抵抗。而要取得苏联的援助，必须首先设缓解与中共的关系，因此，他命邓文仪速返莫斯科，在国际上取得苏联对中国的谅解和寻找与中共接触的渠道。
邓文仪回到莫斯科后，展开了频繁的外交活动，对于莫斯科与中国有关的苏联高级将领，过去曾在中国担任顾问的人，他都进行联系和恳谈。此外，他还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征得苏联与共产国际的同意，经胡秋原介绍，开始同中共代表潘汉年接触。1936年1月13日，在双方的接触中，潘汉年先阐述了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及为此提出了联合抗日的主张。但双方对国共合作后在对日作战时的统一指挥问题和苏联援助国民党军需等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
这期间，邓文仪还同中共驻共产党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进行了会谈，在会谈中，邓文仪提出了双方合作的三条建议：一、取消中国苏维埃政府，政府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政府；二、改编中国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统一指挥；三、国共两党恢复1924-1927年存在的合作形式或采取其他合作形式，中共继续独立存在。
王明认为国共两党的中央均在国内，双方谈判以在国内为好。为此，王明于1月23日专门写信给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提出了邓文仪去苏区直接与中共中央政府协商抗日救国的具体办法。潘汉年则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外交部副部长的名义写信给蒋介石，保证邓进入苏区后的人身自由与安全。
邓文仪将上述谈话记录整理成详细报告，派其副官送回南京，供蒋介石阅示定夺。中共代表团则决定派潘汉年回国，以便与国民党代表继续接触。回国前，潘曾与邓文仪晤面，商讨联络办法。邓嘱潘回国后，可直接与陈果夫联系。至此，邓文仪在莫斯科参与国共两党接触的活动结束。双方在莫斯科的会谈，虽无任何实质性进展，但重要的是，两党关系的坚冰已被打破，航线已被开通。它为以后双方的接触和谈判创造了条件。
在西安事变中帮了蒋介石的倒忙，被蒋介石认为有“二心”之嫌；认为戴笠是蒋介石的希姆莱，自己则为戈培尔；系皖南事变的策划者之一
1936年7月，邓文仪奉调回国，被任命为复兴社的书记长、新生活运动总会总干事。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消息传到南京，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一片混乱。亲日的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人，极力主张讨伐张、杨，轰炸西安，企图挑起大规模内战，置蒋介石于死地，以便取而代之。以宋子文、宋美龄为代表的亲英美派，为营救蒋介石，力主和平解决，反对使用武力讨伐张、杨。
当时，复兴社内人心惶惶，众“太保”惊慌失措。邓文仪刚出任复兴社书记长不久，面对如此复杂的形势，更是心急如焚，一筹莫展。在贺衷寒等人的鼓动下，他召集复兴社骨干分子，通过了以武力解决西安事变的决议案，并以黄埔同学会的名义，一致拥护何应钦暂代陆海空军总司令，负“讨伐张、杨叛逆”之总责。邓文仪和贺衷寒等人还拿着这个决议案去征求宋美龄的意见，结果被训斥了一顿，宋美龄说：“这是一个阴谋。”但是，邓文仪又亲自跑到上海活动，宣扬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人是不识大体、拖延时间、不忠于领袖的表现。
与此同时，邓文仪还和贺衷寒等一起，收编了在南京失业的中央各军校毕业生，发起和组织了300人的“讨逆赴难团”。该团的口号是：“武装起来，开赴潼关，直指西安，与张、杨决一死战，救出校长。”但是，正当他们乱哄哄的要出征的时候，传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邓、贺闻讯，顿时泄气，所谓的“讨逆赴难团”也作鸟兽散了。
蒋介石回到南京，得知这场闹剧后颇为不满，把邓文仪等人找来大发脾气：“我在西安蒙难，你们在南京过逆，坐地打冲锋，娘希屁，我还没有死，你们就不听我的话了，想改换门庭吗？”邓文仪在西安事变中帮了蒋介石的倒忙，被蒋介石认为有二心之嫌，从此又被冷落起来。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邓文仪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团延缓一团政治部主任，后任成都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并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都行辕政治部主任。在成都期间，他经常在公开场合演讲，继续贩卖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毒害青年。
1937年冬，抗敌宣传委员会迁至武昌美术专科学校后，很快便在无形中解散了。此时，国民党政府又在武昌成立了一个训练团，招收一批青年和干部受训，故须任命一上校政治总教官。对这一清苦的职务，多人不愿赴任，惟邓毛遂自荐，到处奔走托人找关系，一心想当总教官。
后来，蒋知道了邓的任命很有些不快，好在朋友们替他说情，说他愿意痛改前非，戴罪立功，蒋也就没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