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孟飞扬使劲咽了口肥牛：“你等我咽下去再说行不行？差点儿把这么好的肥牛吐了，对不起纳税人的钱。”
戴希很认真地提问：“风神俊逸是形容马的吧？”
童晓把眼睛一瞪：“小姐，请问你的专业是心理学还是文学？”
“和你有关系吗？”戴希也毫不含糊地反瞪回去，“反正我不是学兽医的。”
孟飞扬在旁边乐得前仰后合，自从“年会”之夜后，他还是头一次感到这样轻松愉快。
童晓做出痛心疾首的表情：“当初在公安大学念书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什么犯罪心理学系的人特别神神叨叨，个个都像连环杀人犯。尤其是女同学，哎呀，简直就是些女魔头。孟飞扬，我以一名专业刑侦人员的身份警告你：珍惜生命，远离心理学家。据我所知，心理学家基本上都是疯子！”
孟飞扬温柔地看着戴希：“这一点我早就知道了。”
“此人完了！”童晓哀叹一声，无语望向天花板。
孟飞扬说：“行了，我的安危就不用人民警察操心了。今天下午告诉你的那些情况，有价值吗？”
童晓笑眯眯地反问：“什么叫有价值？我们是在查案吗？攸川康介的自杀在邢侦总队已经结案归档了。”
“哦，那算我瞎起劲，如果再有别的发现我就一律无视了。”
“别的发现？是什么？快说说！”童晓的下巴差点掉进火锅里。
孟飞扬就把柯亚萍透露的攸川专程来中国“嫖男妓”的事讲了一遍。讲完，童晓频频点头：“有意思、有意思……”
“怎么有意思？”
“艾滋病的传染途径我们都清楚，是吧？假如攸川康介专程来中国，就是为了召男妓，那么他染上艾滋病很有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另外，今年三月之前他都是健康的，所以他染上艾滋病的机会基本就可以锁定在从三月到年底，他那几次秘密的中国之旅中。”
孟飞扬连连点头：“有道理，这几次旅行都是柯亚萍陪同的，说不定她能提供更多的线索。不过……”他迟疑着问，“攸川康介怎么得的艾滋病很重要吗？”
童晓得意地挤了挤眼睛：“攸川今年都六十岁了，从他儿子的说法可以判断，他的行为不轨由来已久，鬼混到这个岁数都能避免患上艾滋病，说明他肯定一向很小心，对不对？”
“对。”
“那为什么他会在今年三月到年底的这段时间里，突然就染上了艾滋病？这是第一个疑点。另外，你不是一口咬定张乃驰知道攸川的病情吗？从现象上看，他甚至比攸川本人更早确认，这又怎么解释呢？这是第二个疑点。最后，就是攸川康介临死前的举动，他想用自己含有病毒的血把张乃驰也置于死地，表示出对张乃驰的极大仇恨，这是第三个疑点。”
孟飞扬把眼睛瞪大了：“你是说……张乃驰和攸川康介的病情有关？！”
童晓微笑不语，夹起个大虾送进口中。
“不，不对。”孟飞扬思索着说，“这个推论太让人难以置信了。我还是觉得攸川康介这么恨张乃驰，应该是因为低密度聚乙烯的单子。今天下午我给你的短信你也看了，整件事情和张乃驰脱不了干系。本来我以为年会那晚，攸川是去找张乃驰帮忙的，现在想来，他更有可能是去找张乃驰理论，或者讨个说法的。而张乃驰的答复显然狠狠地打击了攸川康介，让他意识到自己被算计了，彻底没希望了，这才决意自杀，并且还要拉上张乃驰垫背。”
童晓不以为然地摇头：“讨什么说法？就算张乃驰介绍了这笔生意给攸川康介，他又没有让攸川搞欺诈；就算他让攸川搞欺诈，攸川康介可是个老狐狸，会不清楚这样做的后果？凭什么让人家为他负责？我倒以为，攸川康介是因为自己公司破产才狗急跳墙，以次充好欺骗中晟石化的。他原先企图捞一把暴利来弥补公司的亏空，结果事情败露了却拉上介绍人陪葬？这似乎也说不太通啊。并且……”他突然意味深长地看着孟飞扬，“孟飞扬，在这件事上你做了伪证！”
孟飞扬吓了一大跳：“什么？！我？伪证？”
童晓摇晃着食指：“公民同志，我第一次去你公司了解情况，你是怎么说的？我们伊藤只做几个长期合作伙伴的生意，中晟石化就是其中之一……”
孟飞扬闹了个大红脸，低声嘟囔：“那个嘛，只是虚荣心而已。”
“哈哈！”童晓无限快慰地点头，“这个把柄捏在我手里，今后你小心点。”他看了看沉默许久的戴希，嬉皮笑脸地说：“哎，系爱马仕的女魔头，我和你男朋友发生意见分歧呢，要不，你帮我们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分析？”
戴希掩着嘴打了个哈欠：“什么分析？你们说的这些真无聊，我都快睡着了。”
“无聊啊？”孟飞扬拿起遥控器调台，“来，我给你调奥特曼？还是想看脑残言情片？”
戴希捶了孟飞扬一拳：“你才脑残呢！”她微微偏着头，慢条斯理地说：“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嘛，复仇者和一般的犯罪者最大的不同在于犯罪的形式感。”
孟飞扬插嘴：“哦，是不是说复仇者会唱着歌剧杀人？”
戴希不为所动：“歌剧不是每个人都会唱的，但是在杀人时用某种具有特殊意义的音乐伴奏，倒是颇为常见的方式。”她指了指对面墙上挂的液晶电视，里面正在播出金庸的武侠片，戴希接着说：“就拿最喜欢表现复仇题材的武侠片来说，我们经常可以看见这样的桥段：背负血海深仇的主人公历经千难万险，终于练得了和仇人决一雌雄的功力，于是他向仇人，有时候是仇人的后代下战书：‘来吧，让我们到你杀害我父亲、或者师傅、或者灭我全家的地方，我要用我父亲、师傅留给我的这把剑，或者这套秘籍中的拳术等等，打败你，杀死你，用你的鲜血来祭奠他们的亡魂’……”
孟飞扬又插嘴：“戴希，我还真不知道你这么喜欢看武侠。”
戴希往他嘴里塞了个墨鱼丸：“这类情节固然狗血，但却很符合复仇者的心理。也就是要在复仇的时候，再现被伤害的过程，甚而追求当初如何被害，此刻就如何报仇，用相类似的形式来取得以牙还牙的效果。这就是所谓的形式感！”
童晓大声鼓起掌来：“心理学家就是有道理嘛。如果仅仅是商业上的仇怨，攸川康介完全可以采用别的方式来报复，但是他用了那么恐怖的方法：企图使张乃驰和自己一样染上艾滋病，根据心理学家的分析来看，这项复仇所指向的仇恨不是商业纠纷，而是与艾滋病有关！”
孟飞扬对他嗤之以鼻：“刚才还说要远离心理学家，现在却把人家的话当金科玉律，专业刑侦人员的觉悟到哪里去了？”
“要不是觉悟高，我才不会管这些，攸川康介和张乃驰的恩怨，关我屁事！”童晓发出一声冷笑。
“说得也是。”孟飞扬好奇地问，“你到底为什么对这事那么感兴趣？我记得你上次好像提过，和‘逸园’这栋房子的历史有关？”
“‘逸园’的历史？”这下连戴希也兴致勃勃了。
童晓的神色却头一次变得凝重起来，他沉吟着说：“确实和‘逸园’有关，或者说我和我的父亲，都与‘逸园’结下了不解之缘。呵呵，这事儿说起来挺复杂，你们就当故事听吧。”
“‘逸园’这栋老洋房颇有来历，她建成于1919年，最初建造她的是一名荷兰籍犹太人，名叫惠斯勒。此君是当时千千万万来大上海淘金的外籍冒险家之一，刚到上海时就是个一文不名的洋瘪三，靠着狡诈的手段、赤裸裸的贪婪和无所不为的勇气，从鸦片贩运中逐渐发家，后来又从事赌马和色情等各种黑道行当，终于在二十世纪初期成为了上海滩上炙手可热的大富豪。有钱之后，他买下法租界里的一块地皮，委任当时上海最著名的建筑行——宝源建筑师事务所为自己盖别墅，这就是‘逸园’的由来。宝源的老板兼首席建筑设计师、留德博士、当时上海滩数一数二的建筑大师——袁江宁先生亲自设计了‘逸园’。
“因为惠斯勒喜欢铺张富丽的效果，袁博士就采用了巴洛克式的建筑风格，在外墙立面和屋檐上做了许多装饰，建筑外部线条圆润，到处是精巧的雕刻，并且全部使用最好的乳白色大理石，令整个建筑产生一种光洁剔透的感觉，还赋予了‘逸园’与众不同的女性气质。尤其在日出和日落的时候，火红的阳光照亮‘逸园’圆形的顶部和屋脊，把上面的每幅雕塑都映得绚丽如画，再配上洁白如玉的下半部，形成一种梦境般的柔美，被当时的文人诗意地形容为‘上海脱下霞彩的外衣，轻柔地披在她的肩头’，由此，‘逸园’便成了沪上一景。
“这座房子从1912年开始建造，一共花了七年时间才建成。1920年，惠斯勒带着全家搬进来，可住了才不到一年，他本人就由于黑道火拼在南京路上被当众刺死，他的产业帝国一夕之间就崩溃了。惠斯勒的遗孀认为是‘逸园’带来的噩运，决意出卖‘逸园’。袁江宁先生听说后，便以很合算的价格将房子买了下来。袁博士经营建筑事务所多年，本身也很富有，况且‘逸园’就像他自己的孩子一般，他对她有种特殊的感情，断断舍不得她落入他人之手。
“袁博士一家在‘逸园’一直居住到解放前夕。1949年即将到来，资本家们开始外撤，袁江宁也准备举家赴美定居，走时唯一放不下的就是‘逸园’。这时候，袁博士的小儿子袁伯翰主动提出要留下来。袁伯翰从小接受西方教育，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高才生，后来又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建筑博士学位，他的思想比较进步，非常看好新中国的前途，最后，袁江宁同意了儿子的决定。
“就这样从1949年起，袁伯翰成了‘逸园’的主人。他的才华果然得到人民政府的重视，先后参与了新上海很多重大项目的建设设计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降临，袁伯翰和他的家庭均陷入了灾难。袁伯翰本人被扫地出门，赶离了‘逸园’，下放到农村。他的妻子不堪忍受造反派的凌辱，在‘逸园’的门厅里上吊自杀了。袁伯翰唯一的儿子被打成双腿残疾，左眼失明，受尽折磨后很快在监狱里郁郁而亡。至此，‘逸园’再度见证了一轮家破人亡的惨剧。
“等到十年浩劫终于结束的时候，袁伯翰已近花甲之年。当这位举目无亲的孤老头孑然一身回到上海，却发现‘逸园’变成了一家印刷厂的厂房。整座房子都已破败不堪，还有工人在里面住宿，处处肮脏污秽；原本绿草如茵、花木繁盛的院子里到处堆放着印刷机械和纸张，花草衰敝如同大型的垃圾场，曾经的雍容华贵再难寻觅。
“袁伯翰无处栖身，他四处申告求助，经过多方协调，印刷厂总算同意腾出了主楼后的穿廊给他居住，袁伯翰才又回到‘逸园’。过了一段时间，他的身边出现了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子，称呼他爷爷。袁伯翰向大家解释说这女孩叫袁佳，是他的亲孙女。据说就在‘文革’前夕，袁伯翰的儿子曾和一名邻居女孩相爱，本来两人准备要结婚，不料‘文革’狂潮席卷而来，儿子被打成残废后死在监狱里，当时那女孩已怀有身孕，只好在娘家偷偷生下孩子，自己却也难产死了。
“这个可怜的遗腹子就是袁佳，她从小由外婆抚养长大，是外婆在临死前找到了刚刚回沪的袁伯翰，又把袁佳托付给了他。
“从此，袁伯翰就和袁佳在‘逸园’的一隅相依为命，终日与印刷机的轰鸣和油墨粉尘做伴。‘文革’的余孽还未清除干净，新生的曙光已在这个国家上空渐渐升起。当七十年代逐渐走向尾声，袁佳即将升入高中时，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了。袁伯翰的海外关系使他一下从臭虫变成了香饽饽，各种平反政策纷至沓来，袁伯翰对别的都不感兴趣，他唯一执著的，就是要回‘逸园’！
“这个时期袁伯翰和袁佳的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和海外的联系恢复之后，袁伯翰在美国的亲属们通过各种途径带回来许多钱物，资助他们的生活。来自美国的现代家电，抄家归还的收藏品，各种各样的进口食品，一件件占满了祖孙俩栖身的穿廊小屋，拥挤而温馨。每周至少三天，袁伯翰出门去向各级政府机构申诉，要求印刷厂搬离‘逸园’，要求政府把‘逸园’还给他。
“事情哪有那么简单！
“没完没了的推诿和拖拉，使袁伯翰的诉求旷日持久而没有进展，当然政府部门还是做了些姿态，勒令印刷厂在别处找了宿舍，这样就又腾出了两个小房间。于是，袁佳有了自己的房间；袁伯翰在穿廊里挂上字画、摆上古董，按照过去自己书房的模样布置起来；荒芜已久的花园里也见缝插针地种上了月季、杜鹃和海棠花，与堆积如山的纸张书籍相映成趣……尤其是大草坪中央的那棵丁香树，当年是袁伯翰的母亲亲手栽下的，历经多年波折已然奄奄一息，也被袁伯翰和袁佳费尽心思地救活了。早春时节，满树的丁香花再度盛放，如同紫色的云锦绝然出尘，淡雅的幽香凌空飘逸，恍若来自另一个世界。几许春风涤荡，花雨缤纷、花香飞散，凋零在遍地的书页之上，像有一只无形的手涂写下生命的粲然与易逝。这番亦悲亦喜的景致竟然令印刷厂那些从来不懂风花雪月的普通工人都欷歔不已。
“就这样，尽管依旧满目疮痍，‘逸园’还是一点点展现出那个年代绝无仅有的高贵气质，只是主体建筑上洁白的大理石均蒙上黄疸，她那通体晶莹宛如处子的至美，再也无法重现了。
“除了袁伯翰老人四处奔走申诉之外，袁家在海外的亲属也多次赶赴中国，去各个政府部门反映情况，要求归还‘逸园’。终于，当1981年盛夏到来的时候，在上海市政府领导的直接干预下，正式将‘逸园’全部归还给了袁伯翰。印刷厂停止生产，工人们全部撤离，设备和各种物品一下子来不及搬走，还暂时堆放在‘逸园’里。夏夜微凉，袁佳扶持爷爷在静寂无声的花园里踟蹰而行，清冷的月色照出一老一少的孤零身形。曾经的烈火烹油、曾经的优雅富贵、曾经的惨烈疯狂、曾经的嘈杂粗鄙，都好似化作了墙角下的憧憧鬼影，恋恋不舍地在他们的身边徘徊。
“‘有一天我们都将离去，’老人的身躯轻轻摇晃着，对孙女说，‘佳佳，什么都不会剩下。但是逸园会留下来，人生是一场梦，而逸园就是承载梦的提篮。我的好孙女儿，你要守住逸园，守住她，就是守住过往、守住人心中哪怕最卑微的信念——这，也是我对你最大的期望。’
“‘逸园’的问题既然解决了，袁家亲属们便几次三番规劝袁伯翰赴美定居，老人固执地拒绝了。当初他就是为了‘逸园’留下的，现在同样为了‘逸园’，他更不能离开，他说自己最大的心愿就是在‘逸园’里死去——没想到一语成谶！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盛夏，袁佳参加了高考，成绩优异的她不出意外地考入了复旦大学。大家都为这祖孙俩高兴。9月初，袁伯翰亲自陪伴孙女，拎着行李去位于上海东部的学校报了到。从此，就剩下袁伯翰独自一人居住在‘逸园’中。袁伯翰年事已高，袁佳担心自己走后他无人照料，去学校之前还特意请了位保姆来料理家务，就住在袁佳的房间里。袁佳每个周日都会回家来看望爷爷，但并不过夜，吃完晚饭就坐电车赶回学校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