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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仙踪笔记：真的有神仙吗？(3)
在孔子以前，谈到隐逸这件事，很多人提到巢父和许由。据说，巢父被尧看中，欲将君位传给他。巢父觉得自己的耳朵被污染了，于是跑到水边去洗耳朵。这时候，有老父牵牛而过，说：“你听到此言觉得耳朵被污染了，但又为什么在这水中洗呢，把水也弄脏了，叫我的牛没法喝水。”这是故事最初的版本。后人把巢父的故事安到另一位贤德之士许由身上，巢父则饰演了牵牛老父的角色。无论故事主角是谁，他们都是拒绝天子之位的，所以是高洁之士的代表，被后人尊奉为隐士之祖。如果说巢父（或许由）的反应还算平和（顶多是洗了一下耳朵），那么务光和卞随就激烈得多了。汤伐暴桀前，找隐士卞随、务光商量，二士皆答“吾不知也”，后来汤有天下，欲把天子位让给二人，他们认为受到了玷污，最后投水而死。后面的伯夷、叔齐就比较熟悉了，因周灭商而不食周粟，逃隐于首阳山，以采集野菜为生，后听人说周有天下，即使是野菜也是周的，于是二人就饿死了。
春秋时代的隐士，有晋文公时的介子推，此人有恩于文公，但文公返国后，他不愿为官，隐于绵山。文公叫人放火烧山，为的是逼他出来，没想到却将他烧死。当然，还有一个版本，说他逃出了绵山，继续做了隐士，三十年后，有人于东海边见其卖扇。说到这里，有人会提到买卖做得更好的范蠡。他在协助越王勾践复国灭吴后，选择了激流勇退，在漫游和经商中度过了剩余的岁月，而且经商尤其成功，被认为是儒商之祖。严格地说，他不算一个纯正的隐士，但身上的隐退思想却值得注意。范蠡执政懂国，作战知兵，经商熟悉市场，其经营之道颇具原创性，作为一个人物，实在不简单。范蠡是进退有据的士人，这一点为后世树立了榜样。谈到这个人，很多人的观点是：既有儒家入世之心，又有道家出世之道。如果仔细品读，会发现，他还有杨朱“贵生”和“重己”的思想，对个人生命的保存与欢愉非常珍视。这一点对后来士人的隐逸观念是有影响的。
不过，庄子对卞随、务光、伯夷、叔齐那样的人是不屑的，他认为他们并没真正达到一种隐士的理想之境。因为对一个真正的隐士来说，并不存在一个为了政治立场而付出生命的理由。庄子的这个观点是可以接受的。战国时，除庄子这样纯正的隐士外，隐于山林的还有像鬼谷子这样纵横家和陈仲这种“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的高洁之士。后者出身齐国贵族，但心厌仕途而情系林野，居于石室，接饮甘泉，在当时影响很大。孟子在谈到他时，称他是“齐国之巨孹”。
从秦朝建立到西汉之初影响最大的隐士是“商山四皓”：东园公、夏黄公、绮里季、甪里先生。东汉章帝时的隐士梁鸿“仰慕前世高士，而为四皓以来二十四人作颂”。由此可见此四人在那个时代所占据的地位。四人最大的特点：一年岁高，二德行深，三知进退。在传统的看法中，认为真正的高士，并不是说永远呆在山中，而是说知道何时扶世，何时潜隐。四老原本是秦博士，秦末避战乱，潜行入商山。西汉初，刘邦欲请之出山，被四老拒绝。汉初建，刘邦在选接班人问题上很头疼，太子盈虽贤良却懦弱，刘邦有意立戚妃之子如意，这是个大问题。秦二世而灭，一个关键细节，即废长立幼，所选非人。当时，吕后和张良很着急，但又劝不动刘邦，只好以太子之名请四皓安刘。四皓为避免天下再陷动荡，慨然出山。刘邦平叛归来，于宫中设宴，见四位巍然老者侍于太子身后，问之为谁，答曰：“商山四皓。”刘邦问此时何以出山？答：“太子礼贤下士。”刘邦后再无废太子之意。太子继位为汉惠帝，欲封赏四皓，四人不受而去，重返商山。四皓之高，就在于进退有据。四皓之后，西汉有名的隐士，仅有汉成帝时的陕西郑子真、四川严君平。后来王莽篡汉，“是时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但当时的隐逸之风只是出自对“正统”的维护和对新政权的不接受，跟伯夷、叔齐一类没有本质区别。
一般来说，乱世隐，盛世仕。但东汉不是这样。无论是这个王朝初期蓬勃发展时，还是中期乱象初生时，再到末期无法收拾时，都流动着一股壮观的隐逸潮流。这就是东汉在士人隐逸史上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的原因。东汉历代皇帝都非常尊重隐士的传统，映照在社会上，使当时有一种“以不仕为德高”的隐逸情结。这种传统与王朝之初出现的巨隐严光有直接关系。一般来说，王朝更迭时，往往社会会发生大动荡，这时候就会有一批人出山建立功名，另一批人入山避于林泉。而新王朝建立后，皇帝为展示宏大气象，同时也是出于对百废待兴的国家的恢复，就会征召隐士出山参与王朝的巩固与建设。刘秀即如此，所以东汉之初，全国各地都贴着征召贤良的公文。当时有很多隐士确实重新返回了岗位。但最有资格的严光却拒绝了。他是皇帝的老同学，早年曾和刘秀一起在长安读书。刘秀曾亲自去请严光，但后者高卧不起，刘秀上前，抚严光腹部，说：“子陵！不肯出山相助，为何？”严光睡而不应，过了半天，慢慢睁开眼：“昔唐尧着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强迫！”刘秀说：“子陵！我竟不能请你出山么？”于是叹息而去。后来，刘秀仍不肯放弃，又请严光到皇宫，两人同卧回忆往事时，严光将脚搭在刘秀的肚子上，皇帝也没有脾气。但即便如此，仍然无法说动严光出仕。
严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最为纯粹的隐士。他的隐逸与政治立场没有关系，而是完全出自于个人的价值观。最后，他离开洛阳，返回富春江，在那里以垂钓度过余生。严光对后世士人影响极大，成为东汉以后隐士的标杆。北宋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中写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但后世对严光于清明之世、遇英明之主仍拒而不出的做法持严厉批评态度。南宋杨万里《读〈严子陵传〉》：“客星何补汉中兴？空有清风冷似冰。早遣阿瞒移汉鼎，人间何处有严陵！”朱元璋《严光论》说得更厉害：“汉之严光，当国家中兴之初，民生凋敝，人才寡少，为君者虑，恐德薄才疏，致民生之受患，礼贤之心甚切，是致严光、周党于朝。何期至而大礼茫然无所知，故纵之，飘然而往。却仍凄岩滨水以为自乐……假使赤眉、王郎、刘盆子等辈混淆未定之时，则光钓于何处？当时挈家草莽，求食顾命之不暇，安得优游乐钓欤……朕观当时之罪人，罪人大者莫过严光、周党之徒！”总结出来一句话：如果不是刘秀收拾乱世，哪有你在江边安然垂钓的机会？明末王夫之亦说：“遁非其时，则巢、许之逃尧舜，严光、周党之抗光武也，非其义，则君臣之道废，而徒以全躯保妻子为本，孟子所谓小丈夫也。”话虽如此，但严光的个人选择仍是值得肯定的，因为他的选择是忠于自己内心的。东汉士人普遍的隐逸情结跟魏晋名士还不一样，他们的隐逸更多是出于道德上的标准，也就是“守节”，认为隐是高于仕是因为“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而不是像魏晋名士那样来自于对个体生命意识的自觉。除严光外，东汉还有周党、王霸等着名隐士。关于东汉隐士气节之高，在周党的答复中可以看出：“天子有所不臣，诸侯有所不友。”他们在权力面前保持着人格的高贵和独立，坚守自己最初的志向而不移。这实际上是隐士文化中最光辉的部分所在。
到东汉后期，大树将倾的风雨飘摇感导致隐逸风尚的出现，而一旦大批有才有德者都归向了山林，那么反过来又加速了当时政权的崩溃。《后汉书·陈纪传》：“汉自中世以下，阉竖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矫絜放言为高。”尤其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后，作为“清流”几乎已经无法在朝廷上立足。这时候，就只有两个选择了：一是化为浊流，难得糊涂；二是归隐林下，或讲学，或全隐，于是出现了东汉“末世三隐”：黄宪、郭泰和徐稺（徐稚）。黄宪累世贫困，但学识、德行极高，名重一时。很多名士见了黄宪，都“茫然有所失”，其中周子居说：“吾时月不见黄叔度，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时陈蕃为太尉，以征召天下高士为己任，曾站于朝堂上叹道：“假如黄叔度在此堂上，吾不敢先佩印绶矣！”陈蕃，中汉后期天下士人的领袖，仍有此语，可见黄宪名气之大。实际上，当时黄宪既没说过什么倾世之言，更未做济世之事，但却仍名播天下，这正是隐士最诡秘也最神奇的地方。
名士间，惺惺相惜，当时推崇黄宪之人不胜枚举，除陈蕃外，就数郭泰最为推崇，他称黄宪：“汪汪若千顷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不可量也。”前面说过，郭泰早年是洛阳太学生中的领袖，与陈蕃、李膺过从甚密，他“身高八尺，容貌魁伟”，以博识和洞察力强而着称。郭泰初到洛阳，跟众多太学生一样，去拜访时任河南尹的李膺。官风“峻整”的李膺在威望上仅次于陈蕃，在洛阳能得到李膺接见和认可，被认为是“登龙门”。李膺对郭泰一见如故，大为欣赏，说：“士子我见多了，但未有如郭林宗者。”就凭这一句话，郭泰便名满京城。后来，郭泰和李膺褒贬人物，品评朝政，开一代风气。所以，郭泰回故乡讲学，辞别洛阳时，前来送行的名流的车辆超过千乘。回乡后，跟从其游学的弟子多达几千人。郭泰是陈蕃、李膺死后东汉后期影响力最大的人。同郡名士宋冲称其：“自汉元以来，未见其匹。”
在东汉后期的三隐中，郭泰居北地，黄宪居中原，南方的隐逸代表则是徐稺。唐代王勃在千古一赋《滕王阁序》中说：“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塌。”徐孺即徐稺，他博览群书，无所不通，但有自己的价值标准，所以坚持不仕。汉顺帝时，陈蕃为豫章太守，一到任就直接去拜访徐稺。手下阻拦：“您应该先去官署。”陈答：“周武王在车上看到商朝贤臣商容寓所的门，便站起来致敬，以致车的座位都没时间被暖热。我现在去拜访高士，有何不可？”陈蕃和徐稺一见如故，经常彻夜长谈。为此，陈蕃专门在寝室为徐稺准备了一张床，聊得太晚了，便把他留下过夜。陈蕃希望徐稺出来为朝廷效命，但徐稺不为所动。因为徐知道东汉政局已回天无力。他很欣赏陈蕃意欲挽狂澜于既倒的志向，只是他觉得那于事无补了。陈蕃到朝廷上工作后仍向皇帝推荐了徐稺：“我见豫章隐士徐稺、彭城姜肱、汝南袁闳、京兆韦着，颍川李昙，都是高德之士，为世人所知，如果请他们出山，出任三公，将是国之大幸。”桓帝下诏征五位隐士入朝，但没有一个肯出山。当时，徐稺在山中读书、耕种，自食其力，在他的影响下，当地民风淳朴清正，世所罕见。这就是隐士的力量。徐稺虽然守志隐逸，但心中不忘那些推举过自己的人。在陈蕃来之前，太尉黄琼已举荐过他了，后黄琼去世，徐稺从江西徒步赶往江夏吊唁，因为身上没盘缠，所以一路以给人磨镜子挣路费。在江夏，参加葬礼的名士很多，包括郭泰。但徐稺哭完就走，郭泰叫人追赶，谈到东汉时局，徐稺告诉来人：“请替我向郭林宗致谢，大树将倾，非一绳可以维系。”后来，郭泰的母亲去世了，徐稺又千里迢迢地从江西赶往山西，古时，出行唯有借助车马和脚力，这一路上经历多少磨难，是可想而知的。到了山西，徐稺在郭母墓前放了一束春草，并不见郭泰便返回南方了。
及至东汉末年的建安时代，管宁代表了北方的隐士，南方则出现了以庞德公、司马徽、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徐庶、诸葛亮、庞统为代表的荆襄隐士群。他们有的原籍荆襄，但更多的是躲避北方战乱而隐居于此，一方面这里比较安定，另一方面清幽的山水，为他们提供了隐士所需要的物质条件。这个群体的出现，是东汉后期士人由群体抗争转向自我精神独立的一个标志。从远景看，荆襄隐士群是一种消极与逃逸的姿态；但于近景看，他们在人格上又是一种自觉和上升的姿态。其中的徐庶、诸葛亮、庞统选择了出山，尤其是后二人，所代表的是隐士的一种类型：遇明主和时机成熟后，即由隐退而转为入仕。这样的人物，后世还有东晋谢安、前秦王猛、隋朝苏威、明朝刘伯温等人。但荆襄隐士群中的更多的人选择了终身隐逸。“隐，保全自身而已，不能保全天下，故非大道。”刘表曾这样对庞德公说。作为这个群体的精神领袖，庞答：“鸿鹄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鼋鼍穴于深渊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也就是说，出仕和归隐，各行其志，无高低之分。
至于魏晋之际的竹林七贤，他们中的人，无论是阮籍，还是嵇康，都不是真正的隐士，而只是在野之士。后来着名的隐士，到了东晋时代，早期的谢安算一个，玄言诗人许询算一个，他们代表了典型的兰亭时代的隐士风范：一方面保持着隐士的精神姿态，另一方面又不拒绝富贵的物质生活。谢安我们已讲，在这里只说许询。他是当时的名士，但又终身布衣。他一生淡泊名利，常常把自己置身于江南清秀的山水间。他喜欢山水这一点上和晚年的王羲之一样。许询曾隐居于萧山：“乃策杖披裘，隐于永兴西山。凭树构堂，萧然自致。”以登山临水为乐。朝廷一次次地征召他，他一次次地拒绝。许询有高逸之趣，但又不拒绝在京城为官的朋友和仰慕者赠送的珠宝，所谓“许玄度隐于永兴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诸侯之遗”。许询用这些钱在山中为自己修建了豪华如仙宫的别墅。这在后世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在一切讲求率性自然的魏晋时代却可以。当然，也有人非议他，而许询说：“比起把天下让给我，收些珠宝又算什么？”戴逵是当时的另一着名隐士，古琴、绘画、雕塑，无所不精，所以他的隐逸生活充满了艺术的气息。早年时，京城权贵闻其大名，想听他弹琴，戴逵有高节，砸琴以明志：“戴安道非王门伶人！”尤此名声更甚。戴逵也终身不仕，后隐于会稽剡县，更因王徽之“雪夜访戴”而为世人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