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四签名大揭秘(1)
神奇的推断
歇洛克·福尔摩斯从壁炉台的边上拿出一瓶药水，接着又从一个皮匣里拿出注射器。他的手指虽然苍白修长，但很有劲。他用手指安好针头，卷起衬衫左袖口。静静地，他盯着自己的胳膊，肌肉虽发达，但布满针眼。不一会儿，他终于把针尖扎入胳膊，推进药水，然后躺在安乐椅里，一副很满足的样子，长长地喘了口气。
他每天都要这样注射三次药水。几个月后，我已经习惯了。慢慢地，这种情况对我的刺激越来越大了，但我没有足够的胆量去阻止他。每当深夜想起此事，我都觉得不大舒服。有好几次我想对他说出我的心里话，可他那古怪的脾气是不会轻易采纳别人的意见的，那可真是一件难事。他坚强的意志和自以为是的态度及和他相处时所看到、感觉到的古怪性格，经常使我害怕，避免惹他不高兴。
但是，一天下午，我觉得必须警告他了，也许是由于我吃饭时喝了酒，也许是他的态度激怒了我。
“今天注射的是可卡因还是吗啡？”我问他。
他正打算看那本破书，听见我的话，软绵绵地抬头说：“可卡因占百分之七，想试试吗？”
我不客气地回答：“不试。自从参加了那次阿富汗战争，到现在我的体质还没完全恢复，我可不想再让它来伤害我。”
他并没有理会我的发怒，微笑着说：“可能你对吧，华生。它对身体有害，这我知道，可是有失必有得，它能增强人的兴奋感，还可使大脑清醒，所以只能忽略它的副作用了。”
我真诚地说：“它的利害关系你应该好好考虑考虑。正如你说，也许由于药物的刺激，你的大脑会兴奋，可它也会伤害你的大脑，使器官组织的变质加剧，更严重的是能使大脑长期衰弱。你也知道它对身体的副作用，实在得不偿失。为什么为了一时的快感来迫害自己超常的精力呢？这些话，我不仅仅是以朋友的身份，更是以一名医生的身份跟你说的，我要对你的健康负责。”
我的话并没有使他生气，相反，他把胳膊放在椅子的扶手上，十指对在一块儿，做了一个对我的话很有兴趣的姿态。
“我的性格好动，每当无事可做时我就有些浮躁。人们给我提供难题和工作，叫我破译深奥的密码，或者把最复杂的分析工作让我做，这时我才会感到最舒适。”他说，“我所做的不是一般的工作——或者说这个职业的开创者就是我，再没人做此种工作了——平平淡淡的生活让我厌恶，我总想使自己一直处在刺激中。”
我抬头问道：“独一无二的私家侦探吗？”
“独一无二！侦探里的最高裁决机关就是我！当埃瑟尔尼·琼斯或葛莱森、雷斯瑞德碰到困难时——他们经常有这事儿——他们就要请教我。作为这种专家，我经常给他们审查材料，并说出我的意见。破了案后，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名字也不会出现在报纸上。我一直都不居功，我只想让破案的快乐变为我工作的报酬。杰弗逊·侯坡的案子你还记得吧？这个案子不就是我用自己的方法带给你经验的吗？”
“当然，我清楚地记得。那样的奇案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我给它起名《血字的追踪》，已经把经过写成小册子了。”
“我简单地看过那本册子，但确实不敢恭维。”他不满地摇摇头，“你知道吗？侦探学——也许应该是一门非常精确的学科，研究它的人们应该用非常冷静的大脑而不应感情用事。写成小说的同时，其实你已给它加了一层艺术的色彩。正像在抽象的几何里掺杂进爱情故事。”
我不赞同他的说法，立即反驳说：“事实就是这样，它本身就和小说情节很接近。”
“不要像记账一样把每件事都记下来，可以省略一些事，详细叙述一些事，这样才能重点突出。这案子最值得提出来的就是我怎样从现场发现案件原因，又怎样经过严密谨慎的分析和判断最终破案。”
我很是郁闷，原本是想让他高兴才写那本册子，谁知却受到他一连串的批评。他的自负激怒了我，他好像是在要求我全书只允许完完全全地描写他一个人的事情。在贝克街和他合租一所房子的几年里，我屡次发现，在他缄默不语或对别人说教的时候，总会有意无意地露出点傲气。不过多说无益，我干脆开始给自己的伤腿按摩起来。经过治疗，阿富汗战役中被打中的这条腿已经不碍走路了，但是天气一有变化，它就疼得要命。
不一会儿，福尔摩斯在烟斗里填满了烟丝，慢慢开了口：“现在我的业务已经扩大到了整个欧洲，一位叫佛朗索瓦·勒·维亚尔的上星期来请教我。也许你也知道他的一点事儿。现在这个人在法国侦探界开始崭露头角，他具有凯尔特民族特有的敏感性，但缺少渊博的知识，而这正是他想提高断案能力所必需的。他来请教一件挺有意思的有关遗嘱的案子。我把1857年里加城的案子和1871年圣路易的案子介绍给他作参考。这两个案子拨开了他的迷雾，你瞧，这就是刚接到的他的感谢信。”他边说边扔给了我一张弄皱了的信。我看了一下，信里写着“伟大”“高超的手段”“有力的措施”等一些恭维话，以此来表达这位法国侦探的称赞和敬意。
“好像是小学生在和老师说话一样。”
“他把我的帮助评价得太高了，他的才能也不可低估。他具有一个完美的侦探家所必须的条件，也能细心观察和正确判断，只是缺少渊博的知识。当然，这可以在他今后的工作中弥补。如今他还打算把我的几篇文章译为法文。”
“你的作品？”
“难道你不知道？真是惭愧，我写的几篇技术方面的论文，你记得吗？有一篇论各种烟灰的辨别，在那篇文章中我举出了一百四十种纸烟、烟斗丝和雪茄烟的烟灰，并用插图说明其区别。烟灰经常作为证据出现在刑事案件审判中，有时甚至是整个案件中最重要的线索。认真想一想杰弗逊·侯坡的案子，你就会了解辨别烟灰对破案的帮助有多大。比如，如果能够区别烟灰，你就可以在一个案子中断定凶手所吸烟的烟灰类型，这就可以缩小你的侦查范围。在有经验的人眼里，识别‘鸟眼’烟的白灰与印度雪茄的黑灰简直就跟识别白菜一样容易。”
我说：“你确实在观察细微事物这方面有非凡的才能。”
“我的确认识到了观察案件中细微事物的重要性。这同样是我的一篇论文，关于脚印的跟踪，里面提到用熟石灰保存脚印的方法。里边还提到职业会影响一个人的手形，并附有几种工人手形的插图。当碰到需要判断罪犯身份或无名尸体的案子时，此类细节就会很有用，这对侦探的意义非常重大。呀，我只顾说我的侦探学了，你是不是觉得烦了？”
我真诚地说：“不，一点也不，我反而觉得很有意思。我亲眼目睹你用这些方法破了案，所以，我觉得你刚才说到的观察和判断，二者在一定条件下是相互关联的。”
他舒服地靠在椅背上，吐出一股浓浓的烟，说道：“也没什么关联。比如说：观察你后，我就知道你今天早上去了韦格摩尔街邮局。但经过推断，我知道你发了一封电报。”
“是，一点不错。可是真奇怪，今天早上我才决定，谁也没告诉，你怎么就知道了呢？”我吃惊地问他。
看到自己的话产生的效果，他得意地笑了：“这简单得都不用解释，可为了区分观察和判断的范围，解释一下也行。你的鞋面上沾着一小块红泥，而韦格摩尔街的对面正在修路，挖出来的红泥都堆在了便道上，只有去了那儿才有可能踩上红泥。同时根据我了解，那是一种特殊的红，附近很难找出和它同色的泥。这也是通过观察。其余的就是通过推断得来的。”
“那你怎么知道我发了一封电报呢？”
“整整一上午我就坐在你的对面，但没看到你写信。你的桌子上有一捆明信片和一大张整版邮票，所以可以推断出你一定是去邮局发电报而不是干别的。”
我略微想了想说：“确实是这样，按照你的说法，确实简单。那我考验你一下，你不觉得我鲁莽吧？”
“当然不，我很欢迎，这就代替我再一次注射可卡因了。我愿意研究你提出的任何问题。”福尔摩斯说。
“我常听你讲，每个物品上面都会留有其主人的一些特征，经过这方面训练的人很容易识别出来。我刚得了一块旧表，你看现在能否从这表的身上找到其旧主人的影子呢？”
我把表递给了他，心中不禁暗笑。依我看，他不可能找到，就算是对他说话太独断的一个教训吧。他手里拿着表，仔细观察，先看表盘，再打开表盖，一丝不苟地认真研究起来。开始是用肉眼，后来又用了高倍放大镜。最后，看到他那沮丧的表情，我差点笑出来。
终于，他盖好表盖还给了我。“这块表刚擦了油泥，主要的痕迹被擦掉了，似乎什么也没发现。”他说。
“对，这表确实擦了油泥才到我手。”用擦过油泥为借口来掩饰他的失败，这一点我很不以为然。即使没有擦过，他也不能从这儿找到更多的东西。
他半闭着眼看着天花板说：“遗痕不多，但还是能看出点，我先说，你听听是不是准确。我认为这表是你父亲传给你哥哥，又由他传给你的。”
“完全正确。你是不是从表背面刻着的HW这两个字头这儿知道的？”
“是的，W代表你的姓。表上的字和制表时期差不多，大概是五十年前所造的，所以应该是上一辈留给你们的。习惯上珠宝这类的遗物一般会传给长子，长子又常用父亲的名字。我记得你父亲多年前就去世了，所以我推断这块表是你哥哥的。”
“是的，这些都对。你还知道什么吗？”
“你哥哥不太约束自己。开始他本来大有前途，但他失去了好多机会，所以后来生活贫困，偶尔情况也许会好一点。最后他死于嗜酒，这是我从这块表中看出的。”
我颇为生气地说：“这就是你的错了，福尔摩斯，你借助了解我哥哥的不幸经历来假托你的推断，没想到你竟会用这样的手段。没人相信你是从旧表中得出这些的。毫不客气地说，你的这些话都是假的。”
“亲爱的医生，请原谅我，我保证没有调查过你哥哥，你给我这块表之前，我甚至不知道你还有一个哥哥。我只是按照推理说出了这些事实，但请原谅，我忘了这对于你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他和蔼地说。
我惊奇地说：“可这完全和事实相符。你怎么这样神呢？竟然能从旧表上看到这么多事实。”
“我只是很幸运地把一些情况说对了，也没想到会那么准确。”
“那这不是你猜出来的了？”
“对，我决不借助猜想，那样很不好，常有害于逻辑推理。在你看来不可思议，是因为你不了解我对问题的思考方式，不相信通过观察到的小问题能推出大问题。举例说，我说你哥哥不能约束自己是有原因的，你瞧，表下面边上有两处凹痕，其他地方也有很多被碰撞过的痕迹，而它只有在和硬东西放在一起时才会这样。对于生活细心的人，不会对价值五十多英镑的表这样不经心。一块表就五十多英镑，你想他的遗产数目会小吗？你说对吧？”
我只有点头表示认可。
“接照伦敦当铺的惯例，收一块表之后，他们就会在表里用针尖刻上当票的数字，而不是挂一块牌子在表上，这样可避免牌子混乱或丢失。我刚才打开表盖用放大镜看了，至少有四组那样的数字在表里。假如你哥哥不是非常穷困，相信决不会去当铺。当然，他的生活有时也会好转，不然他哪有钱去赎表呢？最后你再看看这上弦孔的里盖，旁边有数不清的伤痕，应该是钥匙戳捣造成的。你可以想想，头脑清醒的人是不会连插好几下的，这样的痕迹大部分是喝醉的人干的。手表需要晚上上弦，但醉汉的手总是哆嗦的，所以表上会留下痕迹，其实也就这么简单。”
我回答：“一语惊醒梦中人。刚才实在对不起，我绝对应该相信你是破案的天才，那你现在有案子吗？”
“制造人为刺激就是因为没有案子。大脑每天闲着太痛苦了，怎么活下去呢？请到窗前来，难道你看过这么无聊而悲惨的世界吗？看吧，那些黄雾擦着街边灰暗的房子滚滚飘来，真是无聊至极。大夫，你想一想，有充足的精力而无用武之地有多难受。犯罪都是平常小事，而生活也一如既往的平淡。真不知道这世界上除了这些平常的事，还会有什么？”他感叹着。我正要安抚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房东太太拿着一个上面有张名片的托盘走了进来。
“一位年轻的小姐想见您。”她对福尔摩斯说。
“梅丽·摩斯坦小姐。这名字太不熟悉了，让她进来吧，赫得森太太。大夫，我希望你也能在这儿别走。”神秘的失踪
摩斯坦小姐进来了。她体态轻盈，步履稳重，仪态沉着，浅色的头发，衣服也很适合她的气质，手套与衣服的颜色十分搭配。她穿着一身没有任何修饰的暗褐色毛呢料衣服，头上戴着一顶同色的帽子，一根白翎毛插在边上。简单的衣着说明她的生活可能不太富裕。这位小姐不算漂亮，但样子十分温柔可爱，一双蔚蓝色的大眼睛显得很有神。曾经走过三大洲的数十个国家的我都从来没见过像她这么高雅的女士。坐下后，她开始显得有些紧张和不安，嘴唇和双手轻微颤抖着。
“福尔摩斯先生，您曾为希瑟尔·弗里斯特夫人解决了一次家庭纠纷。为此，我非常佩服您，所以我今天来找您了。”
“希瑟尔·弗里斯特夫人，我记得那个案子，非常简单，不值得一提。”
“她和您想的不一样。起码，我的这个案子您不会说简单，再没有比这更让人费解的事了。”
福尔摩斯两眼放光地搓着双手。他微微向前倾着上身，脸上表现出聚精会神、兴致勃勃的神情。他郑重其事地说：“您说一下案情吧。”
我感到自己在这儿好像有些不方便，所以站起来说：“失陪了，对不起。”
可是年轻姑娘却用手止住我说：“没准需要您的帮助，您就再坐会儿吧。”
于是我又坐下了。
她继续说：“事情大体是这样的，我父亲是驻印度的军官，母亲早就去世了，我在国内再没有别的亲戚。很小的时候我就被送回英国，在爱丁堡城一所很好的学校读书并寄宿，直到十七岁才离开了那里。我父亲是他所在团里资格最老的上尉，1878年，他请了一年的长假回家。安全回到伦敦后，他给我拍了电报，让我立即到朗厄姆见他。他的电文里满是慈爱，一到伦敦我就赶忙去见他。但朗厄姆旅馆里的人说，之前确实住着一位摩斯坦上尉，不过他两天前就出去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等了一天，仍没有消息。到夜里，我接受旅馆经理的意见，向警察局报了案，后来又在各种报纸上登了寻人启事，但是仍然毫无音信。回到祖国，他本可以享福，谁知却……”
她按着自己的喉部，话还没说完就已经泪流满面了。
“你还记得失踪时间吗？”福尔摩斯打开本子问她。
“1878年12月3日，距今快十年了。”
“你父亲的行李呢？”
“在旅馆。只有书和衣服，还有从安达曼带回的一点古玩，但从那些东西里根本找不到任何线索。他以前在安达曼群岛是负责监管管犯人的军官。”
“在伦敦你父亲有朋友吗？”
“我认识曾和我父亲在一个团里的驻孟买军第三十四团的舒尔托少校。前些日子他退伍后就住在上诺伍德。我向他打听过这事，但他都不知道我父亲回来了。”
“这就奇怪了。”福尔摩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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