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砥柱
共拥毛泽东(1)
遵义会议前后，在中共中央和红军内部发生了一场决定红军和中国命运的斗争，结果就是毛泽东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在这一过程中，周恩来对确立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可以说居功至伟。有人说，“如若周恩来当时有意站出来与毛一争的话，中国的现代史很有可能就要重新改写了”，这确非夸张之言。
1933年1月，受王明遥控，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由于在上海的处境日益困难，不得不迁入中央苏区。此时，周恩来和朱德正在前方全力指挥红军第四次反“围剿”，而毛泽东则在闽西长汀福音医院养病。
博古等人一到根据地，便成立了以博古为书记的新的中共中央局，取代了周恩来原有的地位，成为中央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一到苏区，博古便放了两把火——批“罗明路线”、反“邓、毛、谢、古”。这两把火使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苏区各项工作中得以全面推行。
1934年10月初，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10月10日下午，中央红军不得不踏上了漫漫的征途。
博古和李德决定撤出苏区开始转移时，最初打算将毛泽东和瞿秋白、何叔衡等一起留在江西，不让他们随军出征。幸亏周恩来、朱德等人坚决反对，何况毛泽东还挂着中华苏维埃主席的职务，最终这事没有成为现实，不然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将是另外一种景象了。
到1934年12月1日，红军一路血战，连续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兵员折损过半，由出发时的8.7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军中怨声四起，群起而攻之。博古方寸已乱，深感责任重大，在一筹莫展中一度到了欲引咎自戕的地步，被闻讯赶来的周恩来等人劝阻。
血的事实，宣告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彻底破产。
如何摆脱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挽救红军，挽救革命？
此时的周恩来、朱德几乎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毛泽东。
在毛泽东亲手建立的中央苏区如火如荼发展的时刻，在共产国际支持下，离开中国国情的李立三在党内实行了“左”倾冒险错误，王明实行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而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则屡遭打击排斥。在此期间，这位叱咤风云的红军领袖不得不几次退隐于苏家坡、东华山和云石山间的莽林古刹中。毛泽东当时所遭受的不公的确令人不平。
虽身处逆境，但毛泽东却无时不在关注着苏区和红军的命运。
为了与博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斗争，能够将自己的正确思想付诸实施，毛泽东开始争取两位“国际派”大将、王明与博古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闻天与王稼祥。
张闻天是有名的红色教授，1931年2月从苏联回国。当年，张闻天出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1933年初，张闻天随临时中央进入苏区，并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后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可见，张闻天当时在党内的地位之高、影响之大。
张闻天是个光明磊落的人，他的信条就是“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 毛泽东曾评价称：“洛甫（张闻天）这个人是不争权的。”在苏区，张闻天曾与毛泽东相邻而居，随着他同毛泽东接触的增多，开始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性，同时对博古、李德的专横作风和战场上的瞎指挥越来越不满，对推行“左”倾主张发生动摇。
王稼祥为人正派，鄙视小集团活动。他曾一度拥护王明的教条主义。1930年回国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任干事，随后任党报委员会秘书长。1931年4月，王稼祥到达中央苏区，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长征途中，三人经常谈古论今，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军队的前途问题上认识趋于一致，这样便形成了另一个“编外三人团”。他们的结合，构成政治局内反对“左”倾错误的中坚力量。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通道临时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为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的主张得到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的支持。这是自宁都会议以后两年多来毛泽东第一次参与军事指挥。
但会后博古、李德仍坚持原计划进军。红军到达黎平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著名的黎平会议。对于周恩来而言，黎平会议是他一生所面临的最大的抉择之一，他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而与李德和博古彻底决裂。
周恩来当时的警卫员范金标后来对此回忆说：“黎平会议是在一个晚上召开的，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跳了起来，灯也熄灭了。我们马上去把灯点上。开会解决什么问题，当时不知道，后来才晓得，争论的焦点是向敌人防守薄弱的贵州前进，还是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周恩来态度的转变，对于当时中共党内领导层双方力量对比的消长以及后来事态的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由于他是当时党内最高领导核心“三人团”中的成员，他的倒戈，着实给了博古和李德致命的一击。
在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之后，博古和李德的权力受到了很大的制约，有关军事行动的决定权实际上自然而然地落到周恩来的手中。此时，蒋介石已在通往湘鄂西的沿路设置重兵，等待红军自投罗网，因此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向国民党军队防守薄弱的贵州进军。而李德、博古则坚持按照原定计划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双方争执不下，谁也说服不了谁。而情势危急，需要尽快做出决定。这样整个红军的命运便取决于周恩来的态度，由他来最后拍板定夺。
共拥毛泽东(2)
正因为如此，对于周恩来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所起的作用，毛泽东曾对贺子珍说：“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这一次，毛泽东对第五次反“围剿”和他的军事思想作了最系统的阐述，他的发言很吸引人，大家一直在倾听，也是三年来唯一一次没有被打断和结束后遭受批评的一次。 最后，周恩来主动请求中央撤换他本人的职务，同时推举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作战。周恩来的态度最终使党内最高领导核心“三人团”解体。
之后，党内负总责的为洛甫（张闻天）。在军事指挥上，由周恩来取代了李德。毛泽东作为中央常委开始参与党的领导核心，并根据常委分工，他作为周恩来的副手参与军事指挥。由此可见，毛泽东并未如通常所说的通过遵义会议确立了其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关于这一点，陈云会后起草的传达提纲说得很清楚：“扩大会完毕后中央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后的领导格局又恢复到了宁都会议以前的状况，党权与军权分离，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但最后仍要由周恩来拍板定夺。
1935年3月4日，军委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统一指挥，任命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红军再度成了“朱毛红军”。
朱德智斗张国焘(1)
1960年10月，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正在会见他的一位老朋友——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斯诺向毛泽东提了一个只有斯诺才敢问的问题：“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的回答出人意料：“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当毛泽东在中南海的菊香书屋与斯诺谈着他“一生当中最黑暗的时刻”之后不久，在香港拥挤的贫民住宅区的一间小屋里，一位贫困潦倒的老人，正在一字一句地撰写他的长篇回忆录——《我的回忆》，他就是张国焘。长征途中在草地和毛泽东的斗争，竟成了他政治生涯的转折，从10万红军的领袖变成了被中国革命抛弃的叛徒。他心酸地回忆着过去的往事，关于过草地这一章的标题他沉重地写下两个大字——“分裂”。16 毫无疑问，长征中那场惊心动魄的斗争，无论是在毛泽东还是张国焘的内心深处均留下了极为深刻的记忆。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采用“兜圈子”的游击战术，避实就虚，迂回穿插，指挥红军在运动战中声东击西，以走制胜。其中先后四渡赤水，二占遵义，佯攻贵阳，威逼昆明，最后巧渡金沙江，终于跳出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逐渐为党内所共识。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于四川懋功。为了商定会师后全军的行动计划，中央于20日致电远在茂县的张国焘，请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张国焘当时可是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他是党的创始人之一，曾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中央第六届政治局常委、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论资历，他不在毛泽东、周恩来之下，而对当时居中央政治局高位的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凯丰等人就更加不屑了，更重要的还在于，他所指挥的红四方面军拥兵10万。
6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刘伯承等冒着瓢泼大雨来到两河口等待张国焘的到来。下午5时，张国焘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在三十余名警卫员的护卫下，疾驰而至。张国焘受到如此隆重的欢迎，非常高兴，立即下马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一一握手拥抱。
当时的张国焘可谓满面红光，气宇轩昂，警卫队伍也是威风凛凛，井然有序。反观他面前这些刚刚从巍巍雪山上走下来的中央领导人，毛泽东一头蓬乱长发，朱德满脸皱纹，周恩来胡子拉茬……
看到这种情形，张国焘骄傲写在脸上，就连李德也觉得，张国焘像主人一样对待红一方面军的人。这使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感到不快。
欢迎晚宴结束后，张国焘问周恩来：“你们有多少人？”
周恩来非常机智地反问张国焘：“红四方面军现在有多少人马？”
张国焘自得地说：“我们有10万。”
周恩来说：“那我们只有3万。”其实，到达懋功的一方面军也仅止1万人左右。
在第二天召开的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开始向中央发难，双方就红军今后的前进方向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博古和张国焘甚至互相进行人身攻击。最终，张国焘还是表示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北上方针，也赞成攻打松潘、平武地区。但后来他却借口所谓“组织问题”没解决，按兵不动，故意延宕红四方面军的行动，以达成向中央要权的目的。
中央为了争取张国焘的配合，尽快实现北上建立陕甘根据地的计划，不得不对其作出一定程度的妥协。经芦花会议、沙窝会议，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干部在红军指挥机构中占了明显优势，张国焘本人不仅当上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而且成为红军总政委。
毛泽东和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曾认真讨论对张国焘做出什么样的让步才合适的问题。张闻天主张把自己总书记的位置让给张国焘，但遭到毛泽东的强烈反对。毛泽东认为，宁可让出红军的指挥权，不能让出中央的领导权。他分析认为，张国焘要抓大权，把总书记一职让给他，他可能不会满意，但如果真让他当总书记，会留下很大的祸患。毛泽东的意思是尽量考虑张国焘的要求，但又不能让他独揽军权，因此在同周恩来商量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将周恩来所任的红军总政委一职让给张国焘。
沙窝会议后，党中央为了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迅速北上，决定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四方面军的红九军、三十一军和一方面军的红五、九军团及军委纵队组成，朱德任总指挥，张国焘任政委，刘伯承任参谋长，经阿坝北进；右路军由一方面军的红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红四、三十军组成，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经班佑北进。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行动。
朱德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暂时分别。毛泽东嘱咐朱德对张国焘须小心警惕。
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以种种借口拖延执行中共中央北上方针，当时右路军过了草地，已到巴西地区。他密令陈昌浩率右路军立即南下，并提出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在陈昌浩身边的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意识到关系重大，于9月9日立即设法将这件事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朱德智斗张国焘(2)
为此，毛泽东经过考虑，决定以部队南下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为借口，带领张闻天、博古离开前敌指挥部来到彭德怀的红三军驻地，与在那儿养病的周恩来、王稼祥连夜召开了政治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立即率红一、三军、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队，继续北上。
9月10日凌晨，毛泽东和彭德怀率红三军秘密离开巴西地区向甘肃俄界进发。
徐向前和陈昌浩第二天才发现中共中央和红三军已经北上，马上派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带骑兵去追赶，当李特追上中央机关的时候，毛泽东冷静地对李特说：“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李特怒气冲冲地带回了四方面军的人。一年后，毛泽东的预言被证实。南下碰壁的张国焘无奈之下只得带着历尽磨难的红四方面军，重新踏上了北上的道路。
与此同时，身在左路军的朱德也与张国焘展开了一场艰苦的斗争。张国焘策划召开了所谓川、康省委扩大会议，实际上是围攻斗争朱德，迫他表态、写文章、发表声明反对党中央和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在这个会上，朱德坦然自若，坚定沉着，任他们怎么斗、怎么骂，他总是一言不发，埋头看书。等到他们斗完、骂完，他才义正辞严地说：“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我是赞成的、拥护的、举了手的。我不能写文章反对我亲自参加作出的决定。如果硬要我发表声明，那我就再声明一下，我是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的。”他还幽默地说：“朱毛、朱毛，人家外国人都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哪有朱反对毛的？”最后表示，“你张国焘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张国焘又威胁朱德：“你既然主张北上，那你就离开部队北上好了。”朱德看穿他们的阴谋：“我是党派来的，我不能离开部队，”朱德心里明白，倘若离队，一方面很可能遭暗害，另一方面也失去了继续做红四方面军工作的机会。
10月上旬，张国焘南下到达四川理番县卓木碉后，公然另立“中央”，组织了“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常委委员会”，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张闻天）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会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
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后，自封“中央主席”，再次逼迫朱德表态。朱德坚决反对：“我是总司令，不能反对中央，不能当你这个‘中央委员’。你要搞，我不赞成。我按党员的规矩保留意见，仍以总司令的名义做革命工作。”朱德和刘伯承等在十分艰难的处境下与张国焘的反党分裂主义错误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张国焘在南下过程中屡遭挫折、部队损失严重，后来由于共产国际的指导及党中央再三督促和教育，以及朱德、刘伯承、徐向前、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人的斗争下，张国焘才被迫同意北上，于1936年6月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7月率部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北上，10月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等地会师。
11月30日，朱德、张国焘率红军总部机关到达保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中央负责人和红一方面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与一年多以前的两河口会师相比，双方正好换了个位置。
毛泽东、张闻天笑容满面地与张国焘握手致意。毛泽东站在一张桌子上向红军讲话，热烈欢迎朱德、张国焘的到来。
此时此刻，朱德的心情是如此地激动，以至在讲话中突然泪流满面。坚强的朱德如此动情的场面实属罕见。
也只有在这一年间和朱德一起走过来的人，才明白朱德为什么流泪。为了维护红军的团结，避免分裂，他受了多少委屈，付出了多少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