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叔叔的小屋

《汤姆叔叔的小屋：卑贱者的生活》（英语：Uncle Tom's Cabin; or, Life Among the Lowly），又译作《黑奴吁天录》、《汤姆大伯的小屋》，是美国作家哈里特·比彻·斯托（斯托夫人）于1852年发表的一部反奴隶制小说。这部小说中关于非裔美国人与美国奴隶制度的观点曾产生过意义深远的影响，并在某种程度上激化了导致美国内战的地区局部冲突。


《汤姆叔叔的小屋》这部小说是19世纪最畅销的小说（以及第二畅销的书，仅次于最畅销的书《圣经》），并被认为是刺激1850年代废奴主义兴起的一大原因。在它发表的头一年里，在美国本土便销售出了三十万册。《汤姆叔叔的小屋》对美国社会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致在南北战争爆发的初期，当林肯接见斯托夫人时，曾说到：“你就是那位引发了一场大战的小妇人。” 后来，这句话为众多作家竞相引用。


《汤姆叔叔的小屋》以及受其启发而写作出的各种剧本，还促进了大量黑人刻板印象的产生，这些形象在当今都为人们所熟知。譬如慈爱善良的黑人保姆、黑小孩的原型、以及顺从、坚忍并忠心于白人主人的汤姆叔叔。最近几十年来，《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这些消极成分，已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这本书作为“重要的反奴隶制工具”的历史作用。


 


《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全书都被同一个主题所主宰：奴隶制度的罪恶与不道德。当斯托夫人在她的文字里写入次要的主题时——譬如母亲的道德权威以及由基督教提供拯救的可能性——她都会强调这些主题与奴隶制的恐怖之间的联系。几乎在小说的每一页里，斯托夫人都在积极推动着“奴隶制度不道德”这一主题，有些时候她甚至会改变故事叙述的口吻，以向人们“布道”奴隶制的破坏天性（譬如，在载着汤姆前往南方州的轮船上，有一名白人女性这样说道：“奴隶制的最可怕之处就在于对感情和亲情的践踏——比如拆散人家的骨肉。”）通过对黑奴制度拆散他人家庭的刻画，斯托夫人用文字展现出了奴隶制度的罪恶。


因为斯托夫人认为母性是“所有美国人生活中的道德与伦理模范，”并相信，只有女性才拥有将美国从奴隶制的恶魔手中拯救出来的道德权威；这便是《汤姆叔叔的小屋》中表达出的另一个主题：女性的道德力量与圣洁。在书中，这种角色的例子有伊丽莎——一位带着小儿子逃亡的黑奴（并最终与其全家团聚），或者小伊娃——她被视为一名“理想的基督徒”；正是通过这样的角色，斯托夫人表明了这一观点：女性能够拯救她们身边的人，哪怕是最不道义的人。但后来的评论也提到，斯托夫人笔下的女性角色一般都以家庭主妇的老套形象出现，而不是现实中的女性。此外，斯托夫人的小说“重申了女性所发挥的影响的重要性”，并为随后几十年里女权主义运动（英语：women's rights movement）道路的铺平作出了贡献。


斯托夫人的清教徒宗教信仰显露于小说的结尾，并延及所有的主题；她对基督教的本性进行了探索，并认为基督教神学与奴隶制度有着无法调和的矛盾。当伊娃死后，汤姆恳求挚爱她的圣克莱尔“回望耶稣”时；当汤姆死后，乔治·谢尔比用“做一个基督徒多好啊”来称颂他时；这一主题都得到了最明确不过的彰显。因为在《汤姆叔叔的小屋》中，基督教的主题占有很大的分量，并由于斯托夫人在小说中直接且频繁地发出宗教信仰上的感慨，这本小说还常被认为带有“布道书的形式”。


 


《汤姆叔叔的小屋》具有19世纪感伤小说（英语：sentimental novel）与家庭小说（亦称做女性小说）中常见的感性与戏剧性（英语：Melodrama）的风格。在斯托夫人的时代，这一类型的小说是最为流行的小说：它们趋向于去描述女性主角，其写作风格常能唤起读者的同情与感动。尽管如此，《汤姆叔叔的小屋》与其他的感伤小说所不同的是，前者将其中心焦点集中于奴隶制这种大型话题，并以一名男性作为故事的主角；不过，斯托夫人亦试图去引出读者的某种强烈情感（譬如让读者为小伊娃的死而哭泣）。这一写作类型的力量可通过同时代读者的反应显现出来。斯托夫人的一位朋友乔治亚娜·梅（Georgiana May）曾经写信给她谈到：“我昨晚子夜醒来，耗尽终夜读完了这本书。此后，我再也不能望着小孩子垂死而无动于衷。”据描述，另一名读者完全地着迷于这本小说，他甚至考虑把自己的女儿改名为伊娃。显而易见的是，小伊娃的死对当时的许多读者造成了影响：单在1852年，波士顿便有300名女婴被取名为伊娃。


尽管在读者中得到了肯定，但在其发表后的几十年里，文艺评论家（英语：Literary criticism）们都否定了《汤姆叔叔的小屋》以及其他感伤小说中展现出的这种风格，因为这类小说是由女性写成，并过于突出地描写了“女性多愁善感的情感”。一位文艺评论家认为，如果这部小说与奴隶制没有关联，“它不过就是一部普通的感伤小说”。另外一名评论家则将这本书描述为“基本上就是一堆苦力劳作出的毫无意义的碎片”。乔治·惠彻（George Whicher）在他的《美国文学史》（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中对这本书嗤之以鼻，将之斥为“周日学校小说”，并充满着“露骨描述的情节、幽默与悲伤”。


然而，在1985年时，简·汤普金斯（Jane Tompkins）在她划时代的《杰出的设计：美国小说的文化成果》（In Sensational Designs: The Cultural Work of American Fiction）一书中改变了这一观点。汤普金斯盛赞了其他评论家拒绝承认的感伤风格，并提出，感伤小说展现了女性的情感拥有改善世界的力量。她还认为，包括《汤姆叔叔的小屋》在内的，流行于19世纪的家庭小说，有着“理智的复杂性、雄心与机智”；而《汤姆叔叔的小屋》“对美国社会的批判要比霍桑与梅尔维尔这些更知名小说家的批评更具毁灭性。”


尽管后来有关《汤姆叔叔的小屋》风格的观点已有所改变，但由于这部小说的写法与绝大多数现代小说大相径庭，今日的读者往往会觉得这部作品的内容晦涩、做作、“甚至老掉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