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 帕夏宅邸的拆毁
从我们位于帖斯威奇耶大街的楼房后窗看出去，在柏树和菩提树后方，你能看见突尼斯人海瑞汀帕夏的官邸废墟，这位来自高加索的切尔卡西亚人在俄土战争期间一度担任过宰相。童年时代的他（1830年代——福楼拜在文中提到他想“迁居伊斯坦布尔，买个奴隶”的十年前）被带往伊斯坦布尔，卖做奴隶，最后进突尼斯总督家，说阿拉伯语长大，而后前往法国度过他最后的少年时光。他回突尼斯参军时，官阶一路高升，曾在指挥部、总督办公室、外交使团和财政部任职高位。他最后退居巴黎，之后，就在他迈入六十岁之时，阿布杜勒哈米德二世（采纳另一个突尼斯人扎非里的建议）召他回伊斯坦布尔。在聘请他担任短期的财政顾问之后，命他做宰相。这位帕夏于是成为首先留学海外的财政专家之一，由于奉命让土耳其摆脱庞大债务，他超越了只想走西方改革路线（像其他许多贫穷国家的财政专家）的阶段。就像后任的许多人，大家对这位帕夏抱有很大期望，只因为与其说他是奥斯曼人或土耳其人，不如说他是西方人。正因为此——他不是土耳其人——他深感羞耻。据传言说，突尼斯人海瑞汀帕夏在宫廷里讲土耳其语开完会，搭马车返家时写阿拉伯文做笔记，之后用法文向秘书口授。给他致命一击的，是有人打小报告，谣传他的土耳其话说得很糟，而且暗中打算建立一个说阿拉伯语的国家。尽管知道这些传言大都毫无根据，多疑成性的阿布杜勒哈米德仍对这些控诉予以听信，撤去了帕夏的宰相职位。由于让一名落难宰相避居法国不成体统，帕夏被迫在伊斯坦布尔度过了余生。夏天在位于库鲁色斯梅的博斯普鲁斯海岸别墅度过，冬天则在宅邸里过着半囚禁的生活，其花园便是我们之后兴建公寓楼房的所在地。他不为阿布杜勒哈米德写报告时，便以法文撰写回忆录消磨时光。其回忆录（八十年后才译成土耳其文）证明作者的责任感多过幽默感：他把书献给他的儿子们，其中一人因涉嫌暗杀宰相塞夫凯特未遂而被处死，此时阿布杜勒哈米德已为女儿萨蒂耶公主买下了这栋宅邸。
看着一栋栋帕夏官邸被夷为平地，我的家人处之泰然，就像我们沉着镇定地面对王子发狂、后宫妻妾抽鸦片、小孩被关在阁楼、女儿背叛苏丹、帕夏遭放逐或谋杀的种种故事以及帝国本身的衰亡。如同我们在尼尚塔石所见，共和国已废除帕夏、王储和高官，因此他们留下的空宅只成了老朽破旧的怪物。
尽管如此，此一垂死文明的哀婉愁怨依然包围着我们。虽然西化和现代化的欲望强烈，但最急切的愿望似乎是摆脱衰亡帝国的辛酸记忆：颇像被抛弃的情人扔掉心上人的衣物和照片。但因为没有西方或当地的东西前来填补空缺，西化的强烈欲望通常相当于抹去过往。对文化产生缩减矮化的效应，导致像我们这类家庭，虽在各方面乐见共和国的进步，却把房子布置得跟博物馆一样。我后来所谓的根深蒂固的忧伤和神秘，儿时的我觉得是枯燥和沮丧，一种呆板的烦闷，我将之设想成我祖母穿拖鞋的脚随之踏节拍的“阿拉土喀”音乐。我借筑梦来逃避它。
惟有的另一种逃避之法是跟母亲出门。因为当时的人还不习惯每天带孩子去公园或花园呼吸新鲜空气，因此跟母亲出游的日子是重大事件。“明天我要跟妈妈出门!”我会跟小我三岁的堂弟夸耀。我们走下回旋梯后，停在面对大门的小窗前，管家（当他不待在他的地下室公寓时）从窗里看得见大家出入。我对着窗中倒影检视衣着，母亲确认我的每个钮扣都扣上。一走出门，我便惊奇地叫道:“马路!”
阳光，新鲜空气，光线。我们的房子有时很暗，跨出门就像在某个夏日骤然拉开窗帘——光线刺痛我的眼睛。我牵着母亲的手，着迷地注视橱窗里的陈设：透过布满水汽的花店橱窗，仙客来花看起来像红狼；在鞋店的橱窗里，几乎看不见的铁丝把高跟鞋吊在半空中；跟花店一样水汽腾腾的洗衣店，是父亲把衬衫送来浆烫的地方。但是我学到的第一课是从文具店橱窗看到，窗内的学校笔记本跟我哥哥用的一模一样——我们家的种种习惯和使用的东西并非独一无二，我们公寓外还有其他人过着跟我们相像的生活。我哥的小学——我也在一年后进这所小学——就在大家举办葬礼的帖斯威奇耶清真寺隔壁。我哥在家兴奋地大谈“我的老师，我的老师”，导致我猜想，就像每个小孩都有自己专属的奶妈，每个学生也有自己专属的老师。因此当我隔年走进学校，发觉三十二个小孩挤在一间教室，而且只有一个老师时，我大失所望——发现自己实际上在外面的世界无足轻重，于是我更离不开母亲以及日常家居的舒适。当母亲去当地的商银分行时，我会没有任何理由地拒绝陪她走上六个阶梯到出纳员那里：木阶之间有缝隙，我跟自己说我有可能掉下去，永远消失。“怎么不进来？”母亲会从上面叫我，我则假装自己是另一个人。我会想像母亲不断消失的情景：现在我在宫殿里，现在在梯井底部……假如我们一直走到奥斯曼贝或哈比耶，经过街角加油站，覆盖某栋公寓楼房整面侧墙的广告牌上的飞马，就会进入这些梦里。有个织补袜子兼卖皮带和钮扣的希腊老妇人，她也卖“村里来的鸡蛋”，像取珠宝似的从一只漆匣里取出一个个蛋。她的店里有一口鱼缸，在缸里浮动的红鱼张开它们吓人的小嘴，企图咬我按在玻璃上的手指，傻头傻脑地舞来舞去，总是把我给逗乐。接下来是亚库和瓦席开的小书报店，兼卖香烟和文具，店面又小又挤，多数时候我们一走进去就出来了。有一家叫“阿拉伯店”的咖啡屋（正如同拉丁美洲的阿拉伯人通常被称做“土耳其佬”，伊斯坦布尔的少数黑人被称做“阿拉伯佬”），当店里的巨型咖啡研磨机像家中洗衣机开始隆隆作响，使我躲开它的时候,“阿拉伯佬”就会对我的恐惧宽容地笑笑。当这些过了时的店铺一家家关门，让位给一连串更现代的企业时，我和哥哥会玩一种游戏，其灵感与其说出自怀旧之情，不如说是想测试我们的记忆。游戏是这么玩的：一个人说:“女夜校隔壁的店”，另一个人便列出它后来的化身：一、希腊妇人的糕饼店；二、花店；三、手提袋店；四、表店；五、足球彩券商；六、画廊书店；七、药局。
在进入一家跟洞窟一样、一名叫阿拉丁的男人五十年来贩卖香烟、玩具、书报文具的店铺之前，我会设法请母亲为我买个哨子或几颗弹珠、着色本或溜溜球。她把礼物放进手提袋后，我立即迫不及待地要回家。但原因不单是新玩具的魅力。“我们一直走到公园吧。”我母亲会说。但突然间我从脚到胸痛得厉害，知道自己再也走不下去了。多年后，当我女儿在这个年龄跟我出外散步时，她也对极其相似的疼痛表示抱怨，我们带她去看医生，医生判断是一般性的疲劳以及成长的疼痛。一旦疲劳侵蚀我的身体，刚才令我着迷的街道和橱窗便逐渐失去色彩，整个城市在我眼中开始变成黑白。
“妈妈，抱我。”
“我们走到马奇卡吧，”母亲会说,“搭电车回家。”
电车道打从1914年就在我们那条街来回行驶，把马奇卡和尼尚塔石跟塔克西姆广场、突内尔、加拉塔桥和其他古老贫穷、似乎属于另一个国家的历史街区串连在一起。每天睡觉时，电车的忧郁乐声把我带入梦乡。我喜欢电车内的木头装潢，隔开驾驶舱与乘客区的靛蓝色玻璃门；我喜欢我们在终点站上车等开车的时候驾驶员让我玩的操作杆……在我们回家前，街道、公寓，甚至树木都是黑白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