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0章 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
拿着组织处的通知回到家里，我躺在藤椅上休息了一天，我在思考，我也回忆了过去几年间的事情。对“四人帮”及其招牌口号除了害怕外，我已毫不相信。过去那些年的自己的形象又回到我的眼前。我怎么会是那样的人？！我放弃了人的尊严和做人的权利，低头哈腰甘心受侮辱，把接连不断的抄家当做自己应得的惩罚。想通过苦行改造自己，也只是为了讨别人的欢心。……我越想越后悔，越想越瞧不起自己。我下了决心：不再把自己的命运完全交给别人。
第二天我去“编译室”报到。第一把手不在上海，接见我的是一位管业务的负责人。我便向他说明我身体虚弱不能工作，只参加学习，一个星期来两个半天。他起初想说服我参加工作，我坚持有病，他终于让步。我就这样进了“编译室”。和在“文化四连”一样，我每星期二、六上午去单位参加学习，坐在办公室的角落里听同志们“开无轨电车”，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到了必须表态的时候我也会鼓起勇气讲几句话，或者照抄报上言论，或者骂骂自己。但在这里我发言的机会不多。不像在作协或者文化干校“牛棚”，每次学习几乎每“人”都得开口，我拙于言辞，有时全场冷静，主持学习的人要我讲话，我讲了一段，就受到了围攻，几个小时的学习便很容易地“混”过去了。换一个人开头发言也一样受围攻，只要容易“混”过学习时间，大家似乎都高兴。到了“编译室”，学习时间里气氛不太紧张，发言也比较随便，但是我已经明白这样耗费时间是多么可悲的事情。
我和陈仲贤先生就是在学习会上认识的，他到“编译室”比我迟几个月，他经常发言，容易引起人注意，当然也有违心之论，但我觉得他是个不甘心讲假话的忠厚人。即使是这样，我也不曾同他交谈，当时多认识一个人，可能多一些麻烦，说不定旁边有人打小报告，也有可能对方就会把你出卖。多说一句话，也许会添一个罪名，增加别人揭发的材料。还有一些人小心谨慎，街上遇见熟人不是转身躲开，就是视若无睹。陈仲贤先生说我“寓悲愤于沉默，从未说‘四人帮’一句好话”。其实我那时还是一个孤零零的“牛鬼”。别人害怕同我接触，我也怕见别人。几年的批斗使我习惯于“沉默”。起初我只有崇拜和迷信，后来对偶像逐渐幻灭，看够了“军代表”、“工宣队”和造反派的表演，我认识陈仲贤先生的时候，的确有些悲愤。但甚至在那个时候，我也讲过“四人帮”的好话，不过不是当做真话讲的；至于“文革”初期由于个人崇拜，我更是心悦诚服地拜倒在“四人帮”的脚下，习惯于责骂自己、歌颂别人。即使这是当时普遍的现象，今天对人谈起“十年”的经历，我仍然无法掩盖自己的污点。花言巧语给谁也增添不了光彩。过去的事是改变不了的。良心的责备比什么都痛苦。想忘记却永远忘不了。只有把心上的伤疤露出来，我才有可能得到一点安慰。所以我应当承认，我提倡讲真话还是为了自己。
最近接到友人萧乾寄赠的《培尔·金特》，这是他翻译的易卜生的名剧。这名著我几十年前翻读过，毫无印象。这次看了电视录像，又匆匆地翻读了译本，感受却大不相同。我不想在这里谈剧本，我只说，我喜欢剧中的一句台词：“人—— 要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说真话，也就是“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吧。
我和陈仲贤先生都离开了“编译室”，我说不清谁先谁后，只记得“砸烂”的作协分会复活，我也甩掉背上的包袱可以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先后来采访过几次，他又回到本行做记者了。我们谈得很融洽，并无顾忌，不必掩饰自己的本来面目。他很健谈，但读他的报道又嫌他下笔谨慎。他多次表示要把三十年采访的经验写出来，我一再给他鼓励，我相信讲真话的书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九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