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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首领”(1)

书籍名:《而已集》    作者: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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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为在五色旗下,在青天白日旗下,一样是华盖罩命(2),晦气临头罢,却又不尽然。不知怎地,于不知不觉之中,竟在'文艺界'里高升了。谓予不信,有陈源教授即西滢的《闲话》广告为证,节抄无趣,剪而贴之——



    '徐丹甫先生在《学灯》里说:‘北京究是新文学的策源地,根深蒂固,隐隐然执全国文艺界的牛耳。’究竟什么是北京文艺界?质言之,前一两年的北京文艺界,便是现代派和语丝派交战的场所。鲁迅先生(语丝派首领)所仗的大义,他的战略,读过《华盖集》的人,想必已经认识了。但是现代派的义旗,和它的主将——西滢先生的战略,我们还没有明了。现在我们特地和西滢先生商量,把《闲话》选集起来,印成专书,留心文艺界掌故的人,想必都以先睹为快。



  '可是单把《闲话》当作掌故又错了。想——



  欣赏西滢先生的文笔的,研究西滢先生的思想的,想认识这位文艺批评界的权威的——



  尤其不可不读《闲话》!'



  这很像'诗哲'徐志摩先生的,至少,是'诗哲'之流的'文笔',所以如此飘飘然,连我看了也几乎想要去买一本。



  但,只是想到自己,却又迟疑了。两三个年头,不算太长久。



  被'正人君子'指为'学匪',还要'投畀豺虎',我是记得的。做了一点杂感,有时涉及这位西滢先生,我也记得的。这些东西,'诗哲'是看也不看,西滢先生是即刻叫它'到应该去的地方去',我也记得的。后来终于出了一本《华盖集》,也是实情。然而我竟不知道有一个'北京文艺界',并且我还做了'语丝派首领',仗着'大义'在这'文艺界'上和'现代派主将'交战。虽然这'北京文艺界'已被徐丹甫先生在《学灯》上指定,隐隐然不可动摇了,而我对于自己的被说得有声有色的战绩,却还是莫名其妙,像着了狐狸精的迷似的。



  现代派的文艺,我一向没有留心,《华盖集》里从何提起。



  只有某女士窃取'琵亚词侣'的画(3)的时候,《语丝》上(也许是《京报副刊》上)有人说过几句话,后来看'现代派'的口风,仿佛以为这话是我写的。我现在郑重声明:那不是我。



  我自从被杨荫榆女士杀败之后,即对于一切女士都不敢开罪,因为我已经知道得罪女士,很容易引起'男士'的义侠之心,弄得要被'通缉'都说不定的,便不再开口。所以我和现代派的文艺,丝毫无关。



  但终于交了好运了,升为'首领',而且据说是曾和现代派的'主将'在'北京文艺界'上交过战了。好不堂哉皇哉。



  本来在房里面有喜色,默认不辞,倒也有些阔气的。但因为我近来被人随手抑扬,忽而'权威',忽而不准做'权威',只准做'前驱'(4);忽而又改为'青年指导者'(5);甲说是'青年叛徒的领袖'罢,乙又来冷笑道:'哼哼哼。'(6)自己一动不动,故我依然,姓名却已经经历了几回升沉冷暖。人们随意说说,将我当作一种材料,倒也罢了,最可怕的是广告底恭维和广告底嘲骂。简直是膏药摊上挂着的死蛇皮一般。所以这回虽然蒙现代派追封,但对于这'首领'的荣名,还只得再来公开辞退。不过也不见得回回如此,因为我没有这许多闲工夫。



  背后插着'义旗'的'主将'出马,对手当然以阔一点的为是。我们在什么演义上时常看见:'来将通名!我的宝刀不斩无名之将!'主将要来'交战'而将我升为'首领',大概也是'不得已也'的。但我并不然,没有这些大架子,无论吧儿狗,无论臭茅厕,都会唾过几口吐沫去,不必定要脊梁上插着五张尖角旗(义旗?)的'主将'出台,才动我的'刀笔'。假如有谁看见我攻击茅厕的文字,便以为也是我的劲敌,自恨于它的气味还未明了,再要去嗅一嗅,那是我不负责任的。恐怕有人以这广告为例,所以附带声明,以免拖累。



  至于西滢先生的'文笔','思想','文艺批评界的权威',那当然必须'欣赏','研究'而且'认识'的。只可惜要'欣赏'……这些,现在还只有一本《闲话》。但我以为咱们的'主将'的一切'文艺'中,最好的倒是登在《晨报副刊》上的,给志摩先生的大半痛骂鲁迅的那一封信。那是发热的时候所写(7),所以已经脱掉了绅士的黑洋服,真相跃如了。而且和《闲话》比较起来,简直是两样态度,证明着两者之中,有一种是虚伪。这也是要'研究'……西滢先生的'文笔'等等的好东西。



  然而虽然是这一封信之中,也还须分别观之。例如:'志摩,……前面是遥遥茫茫荫在薄雾的里面的目的地'(8)之类。



  据我看来,其实并无这样的'目的地',倘有,却不怎么'遥遥茫茫'。这是因为热度还不很高的缘故,倘使发到九十度左右,我想,那便可望连这些'遥遥茫茫'都一扫而光,近于纯粹了。



  九月九日,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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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三期。



  (2)华盖罩命 即'交华盖运',参看《华盖集'题记》。



  (3)指凌叔华。



  (4)'权威' 《民报》广告中称作者的话。'不准做‘权威’,只准做‘前驱’',是针对高长虹的话而说的。高长虹在《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曾说:'要权威者何用?



  为鲁迅计,则拥此空名,无裨实际';而在'狂飙社广告'(见一九二六年八月《新女性》月刊第一卷第八号)中又说他们曾经'与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合办《莽原》。'



  (5)'青年指导者' 参看本卷第245页注(3)。



  (6)'青年叛徒的领袖' 一九二五年九月四日《莽原》周刊第二十期载有霉江致作者的信,其中有'青年叛徒领导者'的话。陈西滢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发表的《致志摩》中讥讽作者说:'这像‘青年叛徒的领袖’吗?''这才是中国‘青年叛徒的领袖’,中国青年叛徒也可想而知了。'



  (7)陈西滢关于'发热'的话。



  (8)陈西滢在《致志摩》中曾说:'志摩,……我常常觉得我们现在走的是一条狭窄险阻的小路,左面是一个广漠无际的泥潭,右面也是一片广漠无际的浮砂,前面是遥遥茫茫荫在薄雾的里面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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