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每一个人就是整个国家(7)
科学家通过其内心自由、通过其思想和工作的独立性所唤醒的那个时代，那个曾使科学家有机会对同胞进行启蒙并丰富他们生活的年代，真的一去不返了吗？（爱因斯坦《科学家的道义责任》）
若知识带给知识者的信仰与人格保险不足以成为他们关心“人类事务”最有力的武器和驱动，那么，科学和艺术究竟有何用呢？她用什么来答谢人间寄予的期冀和伟大赞誉？仅仅是产品、技术和娱乐吗？仅仅是在细节上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吗？
若真这样，若知识者以为自由地算出“2加2等于4”就算有自由的话，那就太可怕了，也将意味着哈维尔斥责的那个“自由时代”的降临：“一种自由地选择何种型号的洗衣机和电冰箱的自由”，“生活陷入了一种生物学的、蔬菜的水平”。
从“蔬菜”到人，宇宙耗费了多少亿年光阴，可如今，仍有多少人被当蔬菜一样来栽培和管理？当然，并非他们自愿留在那种水平上，而是权力者绞尽脑汁使之匍匐在那条红线上，稍有挣扎，便是呵斥和棍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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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不做一个诗人，但必须做一个公民。”涅克拉索夫说。
费希特在论述学者的职责时称：“基督教创始人对门徒的嘱咐实际上也完全适用于学者：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都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
文学、艺术、理性精神……绝非插花一样的装饰，它包含着人类文明系统中最宝贵的元素：自由、梦想、人道、平等、秩序……它应保持对一切灵魂事务和生命原理发言的习惯，这是专业外更大的责任。连自然科学也不例外，它的起点是理性精神，即力求公正、客观、逻辑、不捏造、不撒谎的真相精神。这同属人道精神，科学与艺术一样，同是呵护生命、服务公共的事业。
而在我们的地盘上，尤其半个多世纪以来，为何少有甚至没有诞生和世界文明同步的大师级人物？
何为“大师级”？这是个专项成就问题，更是个生命业绩和精神体量的综合考核问题。二者从来即胶和、共生的。在大师级人物那儿，无论哲学家、科学家，还是艺术家，你都会发现一共征：他们的生命关怀力、精神能量大得惊人！除学术成就或艺术贡献，其身上总有众多的“外延”，比如反极权、反恐怖、反战争、反迫害、反种族歧视、反言论限制……总之，凡涉及人类生存的根本性、日常性问题，他们很少缺席。其精神之浩瀚、视野之辽阔、生命行为之丰富、人格之璀璨与专业成就是成正比的。荣格说：“学术的最终成就是人格成就。”大概也是这意思。
而我们，早已养成处处缺席的习惯、仅仅服务于单项的习惯。
我们的眼皮底下，从不乏学富五车的学者、著作等身的作家，可著作之外呢？他们参与了什么？是怎样的生命格局和灵魂状态？
尽是些单向度的专业户，尽是些领门户风骚的圈内练家、把式艺人、文化操盘手，连高大点的人影也难寻，连古代清流的“风声雨声读书声”也只剩下了“研究生”……
我们的生命关怀力、精神爆发力、信仰执行力远远不够，不够高亢，不够辽阔，不够硬朗和健正。我们缺乏生命投入的完整性和彻底性，缺乏“必须”的责任和义务，缺乏宗教般的虔敬和行动，精神松散、灵魂懈怠、气力不济，对什么都睁只眼闭只眼……说到底，病灶仍出在信仰文化和生命习惯上，我们习惯了坐壁式的旁观、蒲团式的打坐、倒立式的修身，在我们的文化传统和国民精神中，对“自珍”“清虚”“无扰”的标榜与消费一直高高在上，自保性、私己性、妥协性、附庸性稍有挣扎和反叛，即视为越位和另类。人类的普世价值从未正式指导过我们的生活。现代公民意识和自由理念，除了流萤般的照面（这要感谢胡适、储安平们的引入和传播），几乎从未在我们的文化卵巢中着床过。缺少普世价值观和公共信念支撑的中国文人，能为自己确立的对立面小得可怜，他们很少树敌，很少被真正的文明之敌所重视、所忌惮。
到处是缺席、失语、噤声，自宫自阉，根净叶除。其状况正像托尔斯泰当年愤怒的那样：“只是一些散发着懒散气息的作品，其目的是取悦同类的懒散……它什么也没有告诉人们，因为它漠视人们的幸福。”在无数涉关人权、自由、公正的问题上，听不见表态，看不见表情，似乎那已真的和科学、艺术无关，远在他们的优雅的学术和“德高望重”之外。
总之，一个精神干瘪、灵魂舞弊的人，是尽可以借艺术“内外”和学术“内外”，为自己找到一间舒适的隐蔽所的。较之域外和历史上的大师，我们对生命的投入、使用和付诸程度远远不够，良心份额远远不够。
在这样的背景下，精神受孕的机会自然极低，也就无法分娩出真正的大师级艺术和思想。
五四后的自由知识分子运动是个例外，是个惊喜，它本是最有“新纪元”“新中国”气象的一支精神急流，但生不逢时，很快被战乱腰斩、被政治拦截了，剩下个孤零零的上游，供岁月追溯。
2002年
(第十一节 诗人与公民
你可以不做一个诗人，但必须做一个公民。
——涅克拉索夫
人生的两个地点
五四前夕，陈独秀发表《研究室与监狱》一文：
“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1919年6月9日，作为五四运动的领袖、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他亲自在楼顶抛散传单，结果入狱。青年毛泽东在湖南振臂高呼：“陈君万岁！”“我祝君至高至坚的精神万岁！”在各界营救下，陈独秀于9月16日获释。此后，他又分别于1921、1922、1932年三次被捕，最后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被判刑13年。1929年，这位5届总书记被他亲手缔造的政党除名。抗战爆发后，获释的他拒绝出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长，拒绝蒋介石的资助，拒绝胡适的赴美邀请，拒绝谭平山要他出面组织“第三党”，用他的话就是：“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为任何党派所拘束。”1938年，他流落四川江津，继续自己的社会政治学研究，终于得出“深思熟虑六七年”的结论（即后来《陈独秀的最后见解》一书的内容），被胡适叹为“大觉大悟”之洞见。尤其他提出的把民主作为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或反动的标尺，而民主的关键又在于反对党之自由等观点，已远远领先了他的同志和同胞。“‘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的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一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
这些声音，可谓中国20世纪上半叶最深刻最卓越的思想之一。大陆知识分子再次遇到并思考同类问题，已是半个世纪以后的事了。
1942年5月，陈独秀在贫病和孤独中死去。他的一生，正应了自己的话：“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
这是时代对一个自由理想者的命定。他“终身反对派”的角色，他超前的清醒和决绝的独立，使之失去了所有可依傍的政治势力。这纯粹是一个人的战斗，他有的是敌人，有的是朋友，唯独没有同志。读他、懂他的人，要待半个世纪后才稀稀拉拉来到他的墓前。
整个20世纪，论对乌托邦政治的反思和先见，论生涯命运的跌宕与悲怆，这都是个绝无仅有的个案，也正应了他的名字：一枝独秀。
在坐牢一事上，五四前后的知识分子，可谓熙熙攘攘。国学大师章太炎一生7次被追捕，3次入狱。最轰动的两次“逆举”是：1903年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为邹容的《革命军》呐喊；1913年宋教仁遇刺后北上痛骂袁世凯，且携被袱宿其门下。鲁迅感叹：“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包藏祸心者，并世亦无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一个人的生命走向，取决于时代大势对他的召唤和录用，即便像陈独秀这样对语言学和教育大业情有独钟者、像章太炎这样精湛于国学经史和中医者，不也把生命的大部能量倾注于了社会变革吗？
前一方面是个人的事业，后一方面是人的事业。
世界历史上，如此往返于监狱和书房的例子比比皆是。托马斯·莫尔、雨果、左拉、陀思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左琴科、茨维塔耶娃、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托马斯·曼、伯尔、黑塞、何塞·马蒂……
陈独秀的性情和命运，常让我想起另一个人：托马斯·潘恩。这个被誉为“世界公民”和“两个世界的英雄”的人，不仅投身美国独立战争，以《常识》点燃了新大陆的自由浪潮，还参与了美国《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的拟定。但其身世却多舛，正像有人感叹的：“他有《常识》，反抗那时的政治传统；他有《人权论》，反抗社会传统；他有《土地正义论》，反抗的是经济传统；他有《理性时代》，反抗的是宗教传统……这样一来，他就把那个年头能得罪的权势都得罪了。”（朱学勤）故其一生，除了写作，就是坐牢和流亡。
而俄罗斯，更是支持陈独秀的人生公式。从19世纪到20世纪，它的赤子，一个高尚而勇敢的人，不是在地牢里，就是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里。叶夫图申科在《提前撰写的自传》中说：“在俄国，所有暴君都把诗人看作死敌。他们恐惧普希金，在莱蒙托夫面前发抖，害怕涅克拉索夫——正是他，在一首诗中写道：‘你可以不做诗人，但必须做一个公民！’……我在斯大林死前一直躲在抒情诗领域，但现在我要离开这个避难所了。我觉得没有权利再去开垦内心诗这种日本式的园地。当周围的人都抬不起头来时，谈论自然、女人和内心的呻吟，在我看来这不道德。”
这正是伟大的俄罗斯传统。自“十二月党人”以来开创的知识分子传统。“十二月党人”起义时，普希金正在外地，一接到通知，立刻奔赴彼得堡，但还是迟了。他的朋友遭绞杀后，尼古拉一世故意试探：“假如十二月你在彼得堡，会在哪里？”诗人严肃道：“在造反者行列中，陛下。”
没有责任，艺术即无法受孕
1885年6月1日，巴黎凯旋门，一辆黑柩车缓缓行驶，街道上涌动着近百万法国人，大家自发追随它，拱卫着它。城市上空飘着一面面旗幡，上面赫然题着“悲惨世界”“九三年”“海上劳工”“秋叶集”等一部部书名，路灯全部点燃，即使在白天，灯上罩着黑纱……整个法国在为一个人送葬。
维克多·雨果！
罗曼·罗兰说：“在所有作家和艺术家当中，雨果是唯一得到永远活在法国人民心中这种荣誉的人。”
在雨果的遗产里，除享誉世界的著作外，更有广泛的生命行为，即知识分子良知与责任的外化，对权力的反抗和为弱者的辩护。“诗人是暴君的裁判者。”“人生便是白昼与黑夜的斗争。”“我恨压迫，恨得刻骨铭心。”他说。
1839年8月，共和党人的巴黎暴动失败，起义组织者巴斯贝斯将被处死，雨果连夜致函国王，请求赦免，终于挽救了对方。23年后，雨果突然收到巴斯贝斯的亲笔信，感谢他的救命之恩。而此时的雨果，已被自己的祖国流放了。
1859年，美国废奴运动领袖约翰·布朗被捕，地方法院以叛乱罪判其死刑，拟于12月2日执行。雨果闻讯时，已是执行当日，但有消息说，死刑将推迟至26日，雨果立即发表《致美利坚合众国书》，警告美国政府：“如果12月26日竖起绞架，今后，在无法更改的历史面前，新大陆庄严的联邦就将在它所有的神圣责任上添加一项血腥的责任，共和国之耀眼的集体就将由约翰·布朗的绞索捆扎。”
此外，英国、比利时、瑞士、土耳其、爱尔兰、俄罗斯等地的受害者，都得到过这位素不相识的法国人无私而慷慨的援手。这是一位真正巨人的手，之所以巨大，是因为他的慈悲、信仰、精神视野、同情心和关怀力之大，他为自己确认的责任和义务之大。
临终前，他在遗嘱中写道：“将我的5万法郎留给穷人。用穷人的柩车把我送进公墓。”
是啊，谁会嫉妒雨果享有的这份举国拥戴呢？谁会不记得他因反对路易·波拿巴独裁而流亡19年呢？谁会忘记他以70岁高龄投身巴黎保卫战呢？
雨果的文论中，我最喜爱的即那篇《伏尔泰百年忌辰讲话》，尽管其使用了世上最华丽的辞藻和暴雨般的激情（对一般写作来说这是显矫情的），但我每次读它总忍不住隐隐动容，这种盛赞放在伏尔泰身上，非但不为过，反成了一种准确，一种旷世的传神——
“一百年前的今天，有一个人死了。他虽然辞世，却是不朽的。他走的时候满载着岁月，满载着最赫赫有名、最令人生畏的责任感！”为了解释“责任”一词，雨果帮众人回忆了两件事：一是1762年3月9日，一位叫让·卡拉斯的无辜老人被当局粗暴处死；一是1765年6月5日，一个19岁的年轻人被宗教法庭割下手臂、舌头和脑袋，扔进燃烧的柴堆里。“那时，伏尔泰，你发出愤慨的喊声，这是你永恒的光荣……先生们，让我们向这段回忆致敬吧！伏尔泰获胜了，伏尔泰进行了辉煌的战斗，一个人对所有人的战斗，也就是说，伟大的战斗！精神对物质的战斗。理性对偏见的战斗。正义对非正义的战斗……仁慈的战斗，温柔的战斗。他有着一个女人的温柔和一个英雄的愤怒。”“向正义法庭揭露法官，向天主揭露教士，这正是伏尔泰做的事……卢梭代表人民，伏尔泰还要宽广，代表大写的人。”
“耶稣与伏尔泰相隔1800年，但在人道主义上，两人不谋而合。”“实施自己的权利，就是说要做一个人。履行自己的职责，就是说要做一个公民。伏尔泰这个词的含义就在这里。”“只有一种伟力，那就是为正义服务的良心，只有一种光荣，那就是为真理服务的天才。”
说到底，伏尔泰之所以让雨果敬仰，在于他高举的责任，比学术、艺术、体系和巨著更重要的是“人”的声音，是一个大写的人的日常责任、生活责任、良心责任。
那些让雨果赞美的特征，在他自己身上一样不少。他热爱这些东西，说明他本人即属于这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