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遥远的故事
安福县蒋家，是一个有钱的人家，是一个人丁兴旺的人家，在我的爷爷时代，据说那些爷爷们，这房、那房、远房、近房究竟有多少房，多少人，连姓蒋的自己人也分不清楚，外人就更无从知道，只知凡是安福县的大屋子，一片一片的，都姓蒋。
这些人都是财主，大财主，小财主，家家都做官，这个官，那个官，皇帝封敕的金匾，家家挂，节烈夫人的石牌坊处处有。对这家人的传说很多。安福县蒋家是湘西一带远近闻名的大户。可是当我五岁，离开这家人家时，我却是一个破产了的家庭里的孤儿，随着寡母和抱在我母亲怀里吃奶的刚足一岁的小弟弟，我同这家人隔断了联系。我虽然姓蒋(后来连蒋也不姓了)，同这家人实在是没有关系的，只是常常在填写干部调查表时，在出身一栏里还填上“破落地主”，实际我只能按我母亲的职业填上“自由职业者”。但为了中国历来的习惯，随着父亲，我总是忠实地承认我是属于地主阶级。戴着这顶帽子，为我后来戴着各种各样的帽子留下了根据。
溯本求源，据说还是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一个人带着兄弟俩，不知从什么地方迁到了这里，哥哥叫蒋光清，弟弟叫蒋光业。慢慢地，这兄弟俩发财了，有人说他们挖到了金子，有人说他们原来留在外省的钱很多。猜测很多，流传的神话也很多，但他们不管这些，钱财还是越来越多。有钱的人就有官做，红顶子、蓝顶子(当官的帽子上的一颗珠子，有红、有白、有蓝，按颜色分官的大小)进进出出。世代流传蒋光清是大房，多半住在乡下，蒋光业的子孙多半住在城里。蒋光清家里的官也不少，但钱财不如弟弟家，名气也稍微差一点。我在外几十年，凡遇湘西，特别是澧县、石门、桑植等地的人，常常会问我：“你是蒋光业的第几代？”自然这都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人，现在年轻人大约知道的就少了。
我是属于蒋光清大房里的，是有名的渥沙溪蒋家。渥沙溪的房子是我老爷爷名下的，后来分给了我的四爷爷和六爷爷。我所能知道的我家里的事，大约就是从我这位老爷爷开始，以前的人，和另外的老爷爷们的事，我就根本听到的也少。即使有一些琐事轶闻，也联不起关系。我就不在这里赘述。
我老爷爷名叫蒋朝辉，是一名进士，曾任上海道道台，他在上海时曾经娶一个上海姑娘，我的七爷爷就是这上海老婆生的。因为她是妾，回安福后，先是瞒着家里另住的，后来才拜祖宗。七爷爷在家里是不被看重的。分家时，分得少。不过据说老爷爷还是悄悄给了他们不少金银财宝。我爷爷蒋圣书算长子，也是做官的。在云南贵州一带穷地方，没搜刮到什么钱财，还经常从家里带钱出去花。他是死在任上的。生了三个儿子，我父亲是最小的，才七八岁。祖母带着三个儿子。当我父亲十五岁时，就分家独立门户过日子。跟着他的有祖母，还有一个他的妹妹，我的姑姑。
我父亲自幼是一个天分很高的孩子，十四五岁时，就考上了秀才。据说蒋家的秀才是不值钱的，因为有钱，安福县每年除正额之外，一定要留两名给蒋家。但我父亲好像是正式的。我见过我母亲保存，现在还留在我手里的，他在十几岁时的作文。还有老师的批点，写得很周正。文章是八股，也都还能自圆其说，我现在读起来，自然嫌厌那种酸溜溜的空话，但一个孩子要每篇文章那样周详，起承转合，反复辩证，也还是下过几天工夫的。秀才，可能就是现在的小学毕业。现在的小学生在知识广阔方面，可能要比一个秀才强，但对历史、语文的结构，之乎者也用得都是地方，诗、词、歌、赋都能成章，好像还是当年的秀才有点功底。我父亲没有继续考举人、进士，沿着以士取仕的路走下去，不是他不想，而是满清后来也偏向洋务，废除了科举。本来像我们家庭，都是走的当官收租的航道的，也有一少部分人搞点粮食生意，那都是属于官僚垄断，要有很多的钱和做很大的官。这样我父亲只好靠收租过日子。据我母亲说，分家时可能有一百来石田(即六七百亩地)，在我们家算中下等地主，后来卖来卖去，祖母去世，卖一点，他自己结婚，卖一点，姑姑出嫁，卖一点，当我母亲在他家做媳妇时，她以为还剩四五十石田(因为她不管事)，但年年卖，等到他死后，只剩十来石，我母亲为了替他还账，索性一股脑儿连地里的青苗都抵出去了。除了为逐年修缮，供奉祖荣之用，留下一石多点田外，都全部卖光。
从我母亲保存下来的我父亲的遗物，可以知道他是一个有点才气的人。十几岁时的文章，不必说了。非常使我母亲喜欢的，是两个白瓷茶缸上的刻花与题词，那是我父亲闲来无事，亲手镌刻，拿来作为消遣的。在这上面留下了他的名字：幼岚。还有他从外边买来送给我母亲的一个椭圆形、有把手、用来反手照照脑后的镜子，是琥珀的。形状极为美丽，足见选取人的趣味和欣赏能力。我母亲把她的许多金银首饰，宝贵器皿都卖了，独留下这把镜子，一方面是留作纪念，一方面也是喜欢这一件不只是日用品，而更是一个可喜的艺术品。
父亲的遗物还有一本医书，是对李时珍《本草纲目》应用的经验记载。我父亲从小多病，乡间请医不容易，有点小病，就自己翻书，病大了，有疑难之处，便把医生请到家里住一阵，整天无事，便同医生探讨研究，并且用书来印证。久病成医，慢慢地就给家里人看病了，慢慢地就给亲戚们看病了，慢慢他又给住得较近的人看病了。后来远近都有人来找他。他是一个很松散的人，但只要有人来请，半夜三更也打轿子去给人看病。开了药方，乡间一时抓不到药，他就自己买，亲手送，后来事多了，他就在附近镇子开了一个中药铺，卖药。熟人也可以用折子去记账，买的越来越少，赊账的越来越多，这些账既不会还，也无法要，那位管药铺工作的先生，弄清楚了这个药铺的前途，总有一天要倒闭的，于是趁早，他把存钱和存药全部拐带走了。我父亲不难受，也不追查，他便只好又同早先一样，在家里多备一点难买的药，以供别人之需。他的这本药书，母亲本来舍不得送人，但我大伯父的大儿子，我的堂兄蒋一卿，他是一个医生，向我母亲要求，我母亲便把这本药书送给他了。后来我母亲常常念及，说应该付印的，那样将更有益于人民。但时间事务，总总拖移，一直也没有拿回来，大哥一死，就算失散了。
我母亲对我父亲印象并不好。她个人从幼就有一些非分的想法，爱读书，爱活动，但在那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她是无法施展的。因此不能寄希望于丈夫，但她对他的聪明，还是心服的。当我父亲在世时，我母亲曾患病，请医治疗，毫无效果，后来我父亲为她诊治，一副药，病就有转机了。
一九八一年初于厦门鼓浪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