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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君子之交(1)

书籍名:《君子之道》    作者: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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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千年来,人们因友谊而快乐,因友谊而安适,又因友谊而痛苦,因友谊而悔恨。天下种种小人伎俩,几乎都会利用友谊;世间大量犯罪记录,都从错交朋友开始。因此,友谊,实在是人生的一大难题。

  我们不妨先从友谊的等级说起。

  一、至谊

  那年我十岁。

  从家乡小学毕业后到上海读中学,最不开心的事情是,原来的小朋友找不到了,新的小朋友还玩不起来。人生第一次,产生了较长时间的忧郁。

  这一天,百无聊赖地到一个“小人书摊”看连环画。

  “小人书摊”是当时上海特有的文化景观。在居民社区的街道边,一个老大爷展开了一排书架,上面密密麻麻地排列着连环画故事书。这些故事,包罗古今中外,有不少是根据文学名著改编的。连环画的作者,很多是知名画家,画得相当精美。“连环画”三个字,用上海话一读含糊不清,因此大家都叫“小人书”。租看这些小人书很便宜,一分钱一本,却只能现场看,不能带走,因此书架前放了很多小凳子。

  这是我到上海后去得最多的地方,许多影响毕生的中外故事,也最先从那里得知大概。像我这样的孩子实在不少,那些小凳子每天很少有空位。

  这天,直到书摊老大爷用手指轻轻敲了敲我的肩,我才从一本小人书中醒过神来。时已黄昏,要收摊了。一看四周,除了我,已经没有别的孩子。

  我连忙把手上的那本小人书还给老大爷。这本书的题目是:俞伯牙和钟子期。

  这是一个历代中国人都熟悉的故事,熟悉得我都不好意思再复述一遍。但是,我还是忍不住要对初读时印象最深的碎片,勾勒几笔。

  一位地位很高的人,独自在江边弹琴,却被一个打柴的樵夫完全听懂,他们就成了朋友。一年后弹琴者再到那个地方寻樵夫,却听说樵夫已死。他悲痛地寻到山间坟墓,把那张琴摔碎在墓碑上。

  我的童年,对江边樵夫、山间墓碑之类很熟悉。但是这个故事,却让我一下子挣脱了童年。一连串疑问立即产生,而且从此挥之不去:

  真正听得懂自己的,只有一个人吗?那么多朋友中,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以前一定并不认识,也不在自己熟悉的地方,一旦遇见,确实能够很快彼此相认吗?

  找到了这个人,却又失去了这个人,真会墓碑摔琴,把自己的心声一起埋葬吗?

  ??

  正是这些问题,陪着我一步步长大。

  长大后,问题更深入了。

  我终于知道,这个故事出自《列子·汤问》。那一对朋友,不是靠别的一切,完全只以琴曲结下生死之交。弹琴者俞伯牙心在高山,听琴者钟子期立即听出来了;过一会儿俞伯牙转向流水,钟子期也听出来了。因此,“高山流水”成了千古至谊的代称。

  有了这个代称,中国人心中的千古至谊,也就与山水呼应,由山水作证,如山水永恒了。

  《列子》按理应产生在战国时代,所写的俞伯牙、钟子期的故事应发生在春秋时代,那都是两千多年前的事情了。也有学者认为《列子·汤问》出于魏晋人之手,那也有一千多年了。故事的真实程度已经很难考证,但是,一两千年间,无数中国人都以这个故事来建立友谊信仰。这种信仰,实实在在地发生在阅读、谈论、企盼中,因此已经变成了一种“过程真实”,比故事本身的真实性更有意义了。因此我坚信,既然有过“高山流水”这种友谊信仰,那么,中国人肯定是世界上最懂得友谊的族群。

  当然,也恰恰因为是“高山流水”,中国人也是在友谊问题上最谨慎、最期待、最悲观的族群。

  每个人,也许都有可能遇到那个“钟子期”,但机会太小了。那个地方,会在哪里?

  如果真是遇到了“钟子期”,那么,相交的时间也不会太长,可谓“极而不永”。很快,一方断命,一方断琴,两相足矣。至情至谊的可贵和可哀,本为一体。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得更多的,不是向外面找,而是向自己找。自己心中,究竟有没有“高山流水”?这是获得至谊的基础理由。没有这个基础理由,也就没有“钟子期”;有了这个基础理由,也未必遇得到他。这是一种茫然的等待,凄惶的寻找,其实都不能抱有太大的希望。

  一九七七年,人类向外太空发射了一个特殊的飞行物“旅行者一号”,向外星人送去了一系列自我介绍。介绍中国的,便是古琴曲《高山流水》。

  我读到这条新闻时心中一怔,半日无言。这就是说,我们把尚未谋面的外星人,也当作了“可能的钟子期”。只是希望,在茫茫宇宙间,有人懂得我们。

  不懂?不要紧,我们一直寻找着。边飞行边寻找,边寻找边飞行,直到没有尽头的尽头,也就是永恒。

  科学家霍金提醒大家:千万别去惹外星人。因为,我们太不了解他们,他们有可能轻而易举地消灭了我们。

  太高、太大的友谊企盼,必然会带来太高、太大的生存风险。人类的前景如何?实在不得而知。每当我们抬头仰望苍天的时候,只须知道,在那里,不可想象的远处,有一支《高山流水》的琴曲,在找寻友谊。

  估计是找不到,但是,总算在找。这其实也像地球上的我们:对于千古至谊,不抱奢望,却总是在找。

  二、常谊

  千古至谊虽不可得,我们却不缺少友谊。在日常生活中,天天有一些熟悉的名字、亲切的面容、具体的帮助、轻松的诉说。这就是日常之谊,故称之为“常谊”。

  常谊的好处,是实用。随叫随到,随取随放;不必恭请,不必重谢;大事小事,都在身旁。相比之下,前面所说的至情至谊、高山流水,远在天边,呼叫不到。一旦呼叫来了,也未必管用。

  即便是非常特殊的人物,他们九成的生活,也由常态构成。因此人间友谊,以常谊为主体。

  这种友谊的起点,一般都不会深刻,多数是一些小事。往往是,不经意地帮助了他人,或被他人帮助。

  帮助,是人际关系的良性启动,包括被帮助。早年我曾读过一位西方智者的文章,说如果要想与一位新来的邻居建立友谊,又一时找不到为他出力的机会,那就不妨主动地要求“被帮助”。例如,向他借一本书,或一件工具。这种做法有点“设计”,却表现了一种试图建立友谊的主动。而且,事实证明,百试不爽,这种主动总会成功,哪怕是这位邻居并没有那本书或那种工具。

  这就是说,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不难拥有很多朋友。只要有心,就能轻松地建立友谊。一旦建立,不必辛勤浇灌,也能自然生长。这是人类向善、求群的本性决定的,非常自然。相比之下,反倒是孤寂傲世、寡友少谊的状态,很不自然。

  社会上有一种误解,以为一个人拒绝友谊,是性格决定的。其实,不是性格,而是一种“自我欺骗”。他们硬要自己和别人相信,自己就是那个俞伯牙,正在等待钟子期。因此,他们对周围人群,是一万个不屑。

  这样的人其实并不坏。真正的坏人不会拒人于千里之外。他们只须稍稍放松,把自己当作普通人,那么,友谊立即就会靠近。友谊一旦靠近,他们的生命就会产生质变,就像一个固守孤岛多年而渐渐不知人之为人的人,忽然看到了帆影。

  看到帆影后的他,与看到帆影前的他,乍一看还是同一个人,其实已经完全不同。不同在哪里?不同在对生存的理解,对人类的感受,对明天的期望。总之,他对生命的时间形式和空间形式的认知,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么一个他,怎么还会与刚刚的他一样呢?

  据我观察,那些孤寂傲世的人,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他们大多是在友谊上频遭冷遇、几次碰壁,也就以冷对冷,以壁对壁,使自己变成了一道“冷壁”。

  对此,我想借自然现象作一番劝解——

  日光普照,月色千里,并不要求山川大地来回报。不求回报的日光,才叫日光;不求回报的月色,才叫月色。

  对日光和月色来说,无所谓冷遇,也无所谓碰壁。如果出现十里雾霭,几片夜云,看起来好像是阻挡,是异质,是障碍,却只会使苍穹更美。

  其实,友谊的滋味,恰恰也在于阻碍和落差。历史上那么多传之广远的优秀诗文,都是在描述人间情感的各种“失衡状态”,例如,思念、怨恨、忧郁、嫉妒、期待、苦守、追悔、自责,几乎每一项都与友谊或爱恋的落差有关。要是没有这种落差,人类的诗情就会减去大半。

  如果永远是等量交换、同量往返,生活还有意思吗?这就像到了无坡无沟、无壑无丘、无荫无掩的一块平地,旅行还有乐趣吗?

  因此,如果我们发出去的友谊信号没有等到同样的回音,千万不要灰心,也不必寻找原因。我们没有那么小气,小气到放声一唱,就要从山崖间捡拾每一缕回声。只管放松地走,只管纵情地唱,只管一路上播撒友谊信号,这才是真正的人生。

  这不是扮演潇洒,而是秉承一个最古老的美好理念。孔子把这种理念表述得非常简洁: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论语·颜渊》

  孔子注重家族亲情,又习惯于把家族亲情放大,来比喻天伦大道。在各种比喻中,最精彩的是这一个,把四海之内的各色人众,都等同于血亲同胞。这表明,孔子并不固守一家一户的门庭伦理,也不在乎天下万众的种种界限,而试图以仁爱之心全然打通。这已经上升为一种高尚的信仰,由此,孔子真正堪称伟大。

  正因为四海之内皆兄弟,那么,孔子对友谊的理解,必定是海纳百川,兼容并包。不同的职业、出身、学养,不同的地域、方言、习俗,不同的表情、行为、脾气,都在覆盖的范畴之内。这中间,当然也包括对友谊的信号反应得特别迟缓、滞塞、漠然的那一族。

  不同的反应,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客观因素,即使排除了这些因素,也不会变成同一的人。但是只要记住,我们都是兄弟,那就可以了。不同,正证明是“兄弟”而不是“自己”。孔子在另一处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就是这个意思。

  至此可以明白,日常友谊可以无限扩大,并由实用等级上升为信仰等级。

  这种用汉语说出来的信仰,在世界上弥足珍贵。请想一想,四海之内,没有异教徒,没有十字军,没有种族隔离,没有文明冲突,没有强权对峙,没有末日平衡,只是兄弟。为什么是兄弟?因为天下只有一个家。

  这种信仰,与墨子的“兼爱”、孟子的“利天下”等理念连在一起,成为中华文化的一种宏大隐脉,虽不时时显露,却也未曾失去。偶尔一见,总会感动。

  整个大地都是友谊,但偶尔,静下心来,还会悬想梦中的高山流水。极度宽泛的“常谊”和极度稀少的“至情”遥相呼应,互济互补,组合成中国古代君子完整的友谊哲学。

  既然“四海之内皆兄弟”,为什么还需要孤影缥缈的“俞伯牙”和“钟子期”?可不可以忘记他们?

  可以。但是,也应该允许有人记得。

  这就像,大批年轻写手可以天天文思泉涌、文笔滔滔,却也会有几个,心底藏下了《诗经》和《楚辞》。藏下了也未必实用,却会偶尔出神遐想,悄悄地开拓了人格领土。

  三、甘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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