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幸存者的不幸(2)
晓峰是军队干部子弟，是家中最受父亲宠爱的长子，在东海舰队也颇得领导的赏识。在我被捕前五天，他被送进了南京军区所属的军队监狱。可想而知，此事对于以戎马生涯为骄傲的父亲是致命的打击。正当严格的监规使狱中的儿子肌肉萎缩，几乎丧失了行走能力的同时，父亲在极度的精神压力下患了癌症。两年以后，晓峰以“开除党籍，保留军籍，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复员回到太原，见到了已经躺在病床上生命垂危的父亲。感人泪下的是，看着曾经寄予厚望如今被摘掉了领章帽徽的爱子，老军人什么都没问。是不敢问，还是不忍问？也许他觉得根本不必问。儿子多少次想对父亲说：“爸爸，我不是一个坏孩子。”但看着父亲奄奄一息的样子，他觉得自己的表白太缺乏说服力。一个月后，父亲与世长辞，他为自己终于没有对父亲说点儿什么而懊悔万分。
悲剧并未到此为止。在晓峰未出狱之前，为了安慰和照顾母亲和奶奶，晓峰的弟弟从部队复员回到太原，在拖拉机履带厂当检验工。一次试车，发动机器挂上空挡后，他钻到车下去检查，新来的工人出于好奇???到车上一踩油门，拖拉机从晓峰弟弟的身上着实地碾过，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死于非命。我没见过晓峰的弟弟，据晓峰讲，弟弟是家里四个孩子中排行最小长得最漂亮身材最高大身体最健壮气质最帅的一个，他的身边总有姑娘追逐的身影，而他死后的遗容却惨不忍睹。被捕坐牢都没掉过一滴眼泪，从来不会哭的晓峰，甩开朋友的阻拦，扑在弟弟的尸体上痛哭失声。十几年过去了，弟弟那穿着将校靴、将校呢裤子的身影总是在他的眼前晃动。他的牢狱之灾殃及全家，母亲接连承受了长子坐牢、丈夫病故、幼子惨死的不幸，心力交瘁。毫无疑问，晓峰不是不孝之子，他没做错任何事情，与大多数年轻人相比，他更加爱读书、爱思考，有更多的理想主义和使命感，但是他不可能无视铁一般的事实：父亲和弟弟的死都与他有直接的关系。面对家庭的惨剧，他无法稀释对亲人浓浓的内疚，无法化解对自己深深的自责。
不是每一个犯下错误的人都会产生内疚和歉意；不是所有内疚和歉意都是由错误而产生。
前些日子，听当年主办《中学文革报》的牟志京讲述了遇罗克之死。他说：“遇罗克被判死刑后我哭了，我非常后悔，如果不办那张报纸，《出身论》的影响不会那样大，遇罗克也不会被杀死。”牟志京当然无法证实自己的逻辑而为自责找到确实的根据，谁也没有推翻牟志京的结论的根据。其实，谁都清楚，遇罗克之死不是某个人的责任，也不是那张报纸办与不办的问题。事实是，遇罗克在劫难逃，遇罗克必死无疑！这不是遇罗克一个人的命运，而是所有离经叛道者的命运，就如同林昭和张志新。况且，遇罗克正义的声音毕竟穿过黑暗，使我们蒙羞的历史有了一点儿炫耀的资本；遇罗克淋漓的鲜血已经使众多苟且者无地自容。但是，不管遇罗克多么英勇，不管时代怎样需要英雄，谁也不会把一个活生生的人推向枪口。我想，除了冷酷的政客、投机分子、阴谋家，即使是战场上最理智的将军，目睹士兵们在他的号令下冲锋、死亡，也不会无动于衷。而牟志京当年不过是一个和遇罗克一样充满了幻想的热血青年。他绝对没有想到，当万人大会批判了“资反路线”，当周恩来对于他因反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被迫害表示同情之后，《中学文革报》却因为发表了《出身论》，而出人意料地被宣布为反动报纸，遇罗克首当其冲地被推上了断头台，牟志京怎么能够推翻他的逻辑而放过自己呢。
读杨健的散文《怀念阿南》，曾使我潸然泪下。文章讲述了作者青年时代的挚友，“文革”时在军中因无法解脱精神的苦闷而自弃的思想历程。震动我的不只是阿南的死，还有作者无法弃绝的内疚之情。杨健的内疚正在于，阿南死后的结论中明白地写着：因受杨健成名成家思想的影响……
在这样的内疚和自责中，他们怎么能够保持内心的高傲和宁静？我怎样能够保持内心的高傲和宁静？
也许因为在“文革”中当过政治犯的人很多，十几岁就坐牢的人不少，因此，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听说坐牢绝不会大惊小怪。倒是如今的年轻人，不管是出于对历史的关注还是好奇，常常对此表现出很大兴趣。当有的人让我讲述狱中生活时，我会告诉他们，监狱里的伙食比知青插队时的伙食好，早餐可以吃到很多家庭都买不起的北京辣菜、朝鲜辣菜和熬得稠糊糊的玉米面粥；我会告诉他们，犯人如何利用每个月发一次针的机会，巧妙地在磨薄了的竹片上捻出一个针眼，然后偷偷地在号里缝制棉裤棉背心；我还会告诉他们，同案犯能够在队长的眼皮底下利用“放茅”传递纸条“串供”。这些故事又新奇又好玩儿，使本来颇有同情心的听众的同情心着实地落了空。有时也会讲到我戴上手铐时的恐惧，讲到我在只能走五步的空间里散步时的孤独，讲到看着预审员听我讲外国小说时津津有味的样子时一个犯人的优越感，以至于讲到我决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时的所谓英勇。但是，我无法讲述我的负债和我的内疚。宽厚的人会为我解脱，他们原谅我，说那不是我的责任；洒脱的人会说我活得太累，有自虐倾向；说不定还会有刻薄的人觉得这是一种无病呻吟式的虚伪和做作。
这是一个解不开的情结。只有经历过这种内心折磨的人才知道，那就像是一种除不了根的慢性病，它不影响你吃，不影响你睡，也不影响你工作。你不会疼得呻吟，也不会弱得喘息，但是它存在着，若即若离地、时隐时现地存在着，让人不得安宁。
我的困惑在于：人，究竟能在怎样的意义和程度上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在这一事件中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即使想明白了，我又能做什么呢？事实上，谁也无力偿付别人付出的代价，无法分担别人所承受的不幸。我唯一能做的是：不放弃内疚和自责，像牟志京，像杨健。
对给自己造成的后果负责任是一回事，对给别人造成的后果负责任是另一回事；对与错的判断是一回事，好与坏的判断是另一回事；在社会政治的层面上对别人有所交代是一回事，在情感和心理上对自己有所交代是另一回事。那么，我们选择的依据应该是前者还是后者呢？常常是，既不能放弃前者，又无法回避后者，为此我们只能处于两难。既然这不是是非问题，不是道德问题，不是尊卑问题，甚至不是素质或水平问题，那么如果谁肯于背负、能够背负的话，一定不会是荣辱与得失，剩下的仅仅只是一份心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