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今天》与我(4)
提起《今天》，就不能不提鄂复明，大家都习惯地叫他“老鄂”，而那时他也只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他在内蒙牧区插队多年，一九七九年初回北京的第三天就被李南拉着来到了编辑部，从此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可能许多人难以把一根手指永远嵌着黑色机油的汽车修理工和一份纯文学刊物联系在一起，而事实上，他却是《今天》存亡的真正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如果说《今天》是一个大家庭，他就是管家；如果说《今天》是一个机关，他就是后勤部兼财务部部长；如果说《今天》是一个杂志社，他就是总编室、办公室主任兼会计、编务、校对。他操持对内对外的每一件事，他关心男男女女每一个人。有了他的勤奋，杂志始终和几百个读者保持通畅的联络，几乎每一封来信他都亲笔回复。田晓青感慨地说，当年他收到的回信是他有生以来最让人激动的文字。他记录每一笔开支和收入，小至五毛钱一本卖出的杂志收入，大至购买三百多元一台的手摇油印机的支出。有了他的细致，使得《今天》在经费奇缺的情况下得以坚持和发展。芒克被工厂除名之后，编辑部每月发给他三十元，老鄂怕他没计划，每月分成两次发；编辑部所有信件、稿件、订单、账目他都细致分类后妥善保存着。可能除了他，很少有人至今还保存着一套完整的《今天》。现在，不管是谁，都要在他的监护下阅读，毫不夸张地说，比他个人的财产更加宝贵。
我无法列举他做的一切，因为那实在是太琐碎太细微了，对于一份将被载入史册的杂志，那也许是不值一提的，但对于一个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生存下来的民办刊物，那实在又是不能忽略的。
日后这些人都承受了种种来自家庭的，来自舆论的，善意的和非善意的压力，但没有谁被压垮，他们从不发牢骚、泄私愤，一如既往地生活着，承担着为人妻、为人夫、为人父、为人母的责任，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在接人待物的每一个细节中，一以贯之地坚守着自己的人格信念，绝不在精神的层面上降低生活的标准。像初来《今天》时一样，他们远离文学创作，远离政治，远离《今天》的光环，唯独无法远离的，是特定的档案给他们带来的麻烦。
一九九○年以后，振开在欧洲恢复《今天》，以后又迁到美国，曾有人对此表示不平，好像《今天》是一棵结满了鲜桃的果树，所有浇过水、铲过土、剪过枝的人都应该平分秋色。有趣的是，这种议论在局外人中搞得沸沸扬扬，《今天》国内的人却顺理成章地接受了这一事实。躺在病床上的周郿英对李南说：“《今天》的事，芒克和老鄂不说话，别人谁还有资格说话？”事后，李南对刘迪转述此话，刘迪说：“老周都认为除了芒克和老鄂，别人没资格，谁还能再说什么？”我是想说，《今天》的名声，对于这些人来说，没有多大意义。他们不会因自己曾是《今天》的一员而骄傲，但是《今天》完全有理由因为有了他们而骄傲。我相信，因《今天》脱颖而出的人们，谁都不会遗忘他们。
所以我说，他们是一些真正的精神贵族，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理想主义不是创造神话，而是身体力行地试图将神话变为现实。如果谁有幸感受这样的生活状态，有幸在这样的氛围中被熏陶，有幸在这种群体中被点燃，他可能仍然是平凡的、贫穷的，但他不会庸俗。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天》展示的是一种境界、一种姿态、一种生存方式、一种人文精神，所以可以穿过昨天而历久弥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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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往往无公正可言，有些人注定是永远的发言人，另一些人则注定是永远的听众，注定要被埋没。但是作为亲历者和见证人，有权选择是站在历史一边还是相反，有权选择叙述历史的角度和方式。我想告诉对当年的情况一无所知的人们，同时也提醒得益于《今天》的人，不该忘记那些曾经以献身精神“陷入”《今天》，却因此而荒芜了的人。
用“荒芜”这种字眼来表述一个人的生存状态是残酷的，然而事实也许比我所能够通过文字表述传达出来的更为残酷。
《今天》创刊时，崔德英是个二十刚刚出头的小姑娘，我不知道她是通过别人介绍，还是自己找上门来而走进这个圈子的。小英热情、谦和而柔弱，用一手整齐的字为杂志刻写蜡版，后来她也开始写作，但作品没能引起大的反响。那时她是北京一家国营纺织厂的女工，为了杂志的事她常常请假甚至旷工。后来她与黑大春一起遭遇不测，也从此丢了饭碗。如果她从此脱离这个圈子，成为一个普通人，一定早已成了人妻，成了人母，也多半成了生活清贫的下岗女工。然而她没有。或许是因为富有挑战和冒险的生活对她充满了诱惑，或许她看清了凭自己的遭遇已经不可能被正统接纳，总之她越走越远，辞了职，有一段时间她在一凡的公司工作，后来患了精神分裂症，不止一次住进精神病院。
一九九四年夏天一个炎热的中午，她突然打来电话，说要来看望我。电话里我觉得她很正常，见面之后她告诉我，她已经皈依佛门，并且打算领养一个被遗弃的女婴。我一本正经地劝说她领养孩子对她不合适时，她又改变话题说要做古玩生意，我这才意识到她仍然处于病态。有一段时间她常来我家，有时住一两天。她仍然热情、谦和而柔弱，只是喋喋不休，并且开始吃全素念佛。近来听不到她的消息了，向别人打听才知道，她又住进了精神病院。
我无法形容对小英这种状态的感受，是同情，是惋惜，还是怜悯？我不知道应该责怪谁，是她本人，还是看着她一步一步出离了生活的每个人？
诚实地说，我很少想到她。每次想到她，心的深处会隐隐地疼，但那只是一瞬间。事实上，这么多年来我一次都没有去看望过她，从来没有给过她任何帮助，而我却不止一次地到北京郊区去看望住在福利院的郭路生，张罗过资助郭路生的捐款基金。在我的意识里，没有以成败论英雄的观念，也深知，每个人的人生道路都是自己选择的，谁也无力为别人承担后果，但小英在我的记忆中常常被遗忘却是事实。
小英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意义上被放逐而无法返回生活的其实不止小英一个。所以，我觉得必须要谈谈小英，同时也谈谈我自己的心态。
当年办《今天》时，“文革”刚刚结束不久，我们也还太单纯，为浩劫后的幸免于难而庆幸，对我们的奋斗和抗争充满了幻想。然而幻想很快就破灭了，之后，中国发生了更多没有料到的事情。震惊之余，不能不自问：我们还需为我们的幼稚和肤浅付出怎样惨痛的代价？毫无疑问，如果每个中国人不能像德国人记忆奥斯维辛的苦难和耻辱一样，记忆“文革”和与之一脉相承的灾难，我们的民族必将长久地在漫漫自由之路上徘徊。我们的子孙会给我们以同情，但未必会为我们而骄傲。任何漠视灾难的成功，漠视牺牲的辉煌都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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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仍然在海外继续发行，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个《今天》已经不再是那个《今天》了。不仅因为我不再参与其中，也不意味着我不喜欢现在的这本同名杂志，而是因为它在我的生活中已经不具有原来的意义。
事实上，即使像世界大战这种重大事件，对于个人来说，其意义也只能是纯粹的主观感受，正如“文革”的记忆对每个中国人都具有不同的意味一样。
我清楚地记得，一九八五年冬天，我踩着积雪到北京大学参加学生会主办的艺术节，北岛、芒克、多多、顾城被邀请在阶梯教室里讲演。当学生们对现代派问题、朦胧诗的概念纠缠不清时，北岛开始回忆《今天》。我不知道坐在讲台上的《今天》元老和主人们当时有怎样的感受，大学生对这一话题的茫然和冷淡深深地刺痛了坐在观众席上的我，我觉得受了伤害，并且为无从责怪的学生们感到悲哀。我甚至想走上讲台，讲述我们当年承担的使命和风险，我们所怀的希望和冲动……那时离《今天》停刊只有五年，毫无疑问，如果现在处在同样的情境中，我不会再有如此过度的反应。不是因为我不再年轻，被岁月磨钝了感觉，被时间筛选了记忆，而是因为当人生走过了足以使你回头遥望后来者的路程之后，你已经懂得，每一代人都有不同的使命，每一个人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使命。《今天》之于我，不是一段文学经历，也不是生活中的一个偶然事件，而是生活本身。所以，我记忆和记录的，不是历史意义上的《今天》，而是我的《今天》，我命运中的《今天》。
在“文革”刚结束的极左年代，《今天》曾以反叛者的姿态，进入中国文化的格局，成为反主流的主流，因此她的影响力和意义是不容忽视的。曾对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给予认同、如今处于其社会边缘状态的《今天》，不可能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也不可能成为西方社会反主流的主流，她的面貌和意义必然会产生重大的变化。所有曾经和仍然热爱、关心《今天》的人们，都注意到了这种变化，感叹甚至惋惜者大有人在。但是，既然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不同的使命，每一个时期的每一阶段有不同的使命，那么每一个时期《今天》也必然会有不同的使命。可以肯定的是，只要她不失去其独立的姿态和反叛的锋芒，不管有怎样的变化，都不会使曾经对其倾注了心血的人们失望。
回顾这十多年来走过的道路，我惭愧地发现，除了几篇不成熟的小说和散文，我没有留下任何值得夸耀的东西。虽然我从没有停止过行走，也许因为脚步太匆忙，倒显出了印迹的肤浅。但我的确非常珍视那些年，因为我认识了一些对我一生极为重要的朋友，他们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使我获得了生命的底蕴。在这里，我写到了一些人这种取舍完全不是技术性的，而是极为个人化的，讲述他们实际是在讲述我自己。还有一些没有特别写到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对于《今天》，对于我个人不重要或不值得写，正相反，有些人是在这样的篇幅和结构中无法容纳的，比如铁生，比如力雄，他们在一段历史中的位置和在我生活中的位置是完全不同的。我不知道被我写到的和没有写到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也不知道局外的读者是否会像一九八五年时的北大学生一样无动于衷？无论如何，那是我顾虑而又不及的。也许，将来，我或者别人，会写一部《今天》的历史，叙述史实的真相，揭示人性的真实，那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
三年以前的这个季节，后来成为我丈夫的周郿英离我而去。我之所以写下以上的文字，大多是因为我们的儿子周易然，当年他还没有出生，如今也只有九岁，一个没有父亲的儿子，只有靠母亲为他留下一点儿父辈的踪迹。我希望将来他能从这些文字中了解并感知自己的父亲和母亲。在我来说，这是写作的理由，也是活着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