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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 重建队伍(1)

书籍名:《一路直行:我的企业理想》    作者:李玉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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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利德华福不久,我曾询问人事部门某一个员工的表现情况,那位人事专员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问我:“你知道他是谁介绍来的吗?”我说:

  “你不必告诉我谁介绍来的,我只是问问他的表现而已,你从哪里学的这一套?

  你想吓唬我不成?我告诉你,企业只看表现,不问出身。我希望你以后记住。”

  也有貌似好心的人,悄悄地告诉我:李总啊,利德华福别看不大,是有派性的,你要小心!对于所谓“企业政治”以及派性、山头之类,我一向厌恶,不仅因为“文化大革命”,还因为四通。

  在一次干部会上我公开讲:“利德华福人不看来路,只看表现;只讲同心同德,不讲钩心斗角。我们大家拧成一股绳,企业能否成功尚且难说;大家分心眼绝无成功可能。如果非要有个派不可,只能有一派——‘李玉琢派’,或者叫做‘利德华福帮’。凡是不入这个派这个帮的,现在就离开。”

  头一两年从利德华福走掉的员工,多数是对企业的前途不看好走的,少数是看日子不好混了走的,被开除的是极少的几个。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大都缺乏职业化的训练。很多员工实际上就是个体户、游击队,是来捞一票的,而不是来创业的。

  所以,当我感到必须从外部引进人才以充实干部队伍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我曾经工作过的四通、华为这两个大企业。听说当年与我在北坞村一同创业的一位干部要从四通退休了,我请他来帮我抓抓生产系统,不想上了一天班就不干了,他给我打电话说:“李工(四通索泰克干部员工对我的称呼),对不起,你这个公司条件太差了,上班没办公文具,吃饭没人告诉,连班车怎么坐也没人说……”我说,让你来就是要解决这一切的,而不是来等现成的。我回家告诉爱人这一情况,她倒是比我明白:“现在的四通人已经不比当年了,他们比国营还国营,谁还有创业精神?”

  我第一个引进的是北方华为的财务经理董连才。当利德华福财务部长的冯昊被我赶走后,我就找到了这位在丰台北方华为工作的老部下,我请他做顾问,帮助做两件事:帮我面试一个财务部经理(先做财务部经理、后做商务部经理的金凤荣就是他帮我招聘的),帮我找一个会计师事务所,把利德华福的财务底数查清楚。

  那时我刚到利德华福不久,没有好意思请他加盟。他当时在北方华为干得挺好,待遇也很优厚,到这个快要散摊子的企业来,一旦失败了,对不起人家。

  半年以后,利德华福逐步扭转颓势,现出一片曙光的时候,我再次向他发出邀请,这一次他答应了。我就安排他当了财务经理,金凤荣改做商务部经理。这两个人都没有让我失望,后来都成了利德华福的骨干、股东。

  后来,我又从四通旧部招进来周利国、王植柄、宋丽如等人。

  这些人和我从利德华福原有队伍中提拔上来的倚鹏、覃正清、王少栋、卞恒棋、洪尚琴、刘佳荣、吴国平以及从外部招聘来的舒鹤栋、莫畏、李征、刘军等人,还有后来成长起来的靳勇、张忠良、刘晓永、刘国军、郑瑶、赵镇等一批新生代干部,共同组成了利德华福的核心队伍,为利德华福从破产的边缘走向业内第一品牌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记得刚到利德华福时,于波也为干部的缺乏着急,他跟我说:“李总,不行就从四通、华为找些干部来。”

  六年后当我离开利德华福时才知道,有人把我领导的奋斗团队看做是“华为帮、四通帮”。其中的一些人因我而受到牵连。

  常言说:英雄不问出处。我谨遵此道。用人的标准只有一个:唯才是用。

  至于任人唯亲、拉帮结派那一套,我至今不明白这样做有何好处?其实清华人有个毛病,自命清高,都觉得自己行,不必拉帮结派。你注意一下,清华人多的地方,真的因此结帮结派的,几乎没有。

  让牛哥走开

  在利德华福的六年间,我不仅处理过别的干部,也毫不客气地处理过“四通人”。

  牛某是我四通时期的同事,当年“1·18空难”时,他曾与段永基一起赶到重庆,到飞机失事现场亲自给五位死难烈士认尸、收尸和穿衣。离开四通前,我曾推荐他到一个合资企业做副总经理。十几年后他找到我时,正好利德华福采购部需要干部,我凭着原来的印象,以为他的细心和张罗正适合做此工作,便未作任何进一步考查就任命了。

  上任不到十天,牛某就交给我一份部门改革的建议书,我没敢批,不只因为他所提的改革内容完全外行,而且因为他刚上任,情况毫不了解,便想搞所谓“改革”,我对此深表怀疑。更让我大惑不解的是他注意力的投向。品质部通报生产系统几个部门(其中包括他负责的采购部)的几项工作失误,他不是仔细研究本部门工作为什么失误,如何改进,而是带头追究品质部有权还是无权通报这样的事。

  采购部有人在非正式场合表达部门工作中的一点问题,他立即向我追问,为什么我这个当总经理的知道了他还不知道,这里面是否有什么不正常关系以及对他不信任的问题。干了一个多月,工作汇报时什么都不知道,次次让副手说,我一看要误事,只好撤了他的职,让他去协助搞基建设备的采购。

  变动之前,我曾与公司一些主要干部商量过怎么办,有人告诉我,最好不要再用下去,他的表现以及在个人利益上的过分计较,不适合做干部。我考虑再三,觉得一个五十多岁的人,不至于什么都干不了吧?管理不行,也许做点专项工作还行。不想我的怜悯,让我在这个人身上犯了进一步的错误。他在谈判和订购新基地的生产设备时,竟然未与任何人商量,便自作主张签了合同。

  我们花了二百多万元购买的地水热泵空调,合同上规定的温度条件,竟然夏天难以制冷(26℃—28℃),冬天难以制热(7℃—10℃)。

  面对这样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干部我只好自咽苦果,让他离开了事。

  牛某走后,我也对用人机制进行了认真的反思。我曾经写过一篇《用人不淑》的文章,其中说道:

  “……问题是,当初我为什么没有像对其他新入司的干部一样,对这个人同样试用一段?用人难免有看不准的时候,但是我为什么在发现他不能用的时候没有果断处理,还要给他继续犯错误的机会呢?他犯下这样一些错误,是否也说明我们的干部任命、我们的控制机制也存在问题?还有,对于由我直接任命的干部,其他干部是否出于投鼠忌器的考虑,给予他过多的容忍呢?这些都是我们,尤其是我本人需要深深思考和检讨的。”

  有人曾经问我:管理企业,什么问题最难?答曰:用人。

  人们常用伯乐相马来比喻用人的眼光、能力,我承认,我不是伯乐,没有将人一眼看穿的本领。曾经有人说对我看好的人有时须加一级“反相门”,对此我除了感叹实在无话好说,因为的确有人看履历还不错,但用后发现不怎么样;也有人说话也一套一套的,做人却完全是另外的样子。

  利德华福有一位副总经理、生产总监,在公司五周年暨百台庆典前夕,因为坚决拒绝签署公司的保密协议,且以涨了工资才签字相要挟,我认为他不适宜担任公司的高级干部请他辞职,他接受了。然而他临走时说的一句话令我难以忘怀:“我始终没有把公司放在心上,没有钱怎能有忠诚?”这种人把忠诚、职业道德也与金钱挂起钩来,还不把员工带到沟里去?他在公司工作已经两年,而且一直担任高层职位,居然根本不接受公司的价值观,居然说出如此令人寒心的话,足见人心是多么难以争取,也足见干部的识别、培养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

  用错干部难免,问题是如何及时甄别和发现,不要长期误事。只依靠总经理一双眼睛绝对不行。

  在利德华福期间,我不断尝试,努力去建立一套在日常的实践中多角度考查、培养干部的办法。

  方法之一:会议培训法

  自1999年11月到2005年4月,在我主持利德华福期间,每月一次的总经理办公会(部门副经理以上都要参加,大概二三十人)雷打不动。

  65次总经理办公会,存了65份会议纪要,最初的几份是我写的。每一次会议都由我主持,即使出差在外,我会让秘书提前通知干部们月底或月初的某一天某个时间,开会的主题内容,以便让他们有所准备。

  总经理办公会表面看,也大都是汇报上月工作,安排下月计划,有时我和其他干部会提出一些临时议题供讨论。会议从未超过两个小时。干部们汇报工作或计划时,我会适当点评,或鼓励,或修正,或批评,或否定,或归纳几个重点。某个问题其他干部也会发表意见,确定相互配合的方法与时间。总之每次会议每个问题,都有结论,都有纪要。我签过字的会议纪要,发给大家就是这个月的工作计划、工作任务,下次再开会首先是检查上月工作的执行情况。

  尤其没有完成的工作,一定要专门说清楚为什么。

  我把这种会议当做训练干部的一个重要途径。会上每个干部听听别人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做得好是因为什么?做得不好又是因为什么?我该学些什么,注意些什么?会上总经理的点评、归纳、总结,有什么道理?这样天长日久,干部们的水平得到了很好的训练与提高。同时干部们也会看到,利德华福的决策是透明的,是自己参与的,全局性的事情也都了解,有一种当家作主的感觉。

  每一个季度、每半年,我们还要召开公司营销会议,各地的办事处主任、大区经理都要赶回北京。公司其他部门的主要干部也要来参加。目的是让大家都来关心市场:我们的情况怎么样?市场发生了什么变化?对手有什么动作?

  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有什么新的政策出台?哪些部门工作有创造性?

  需要获得各方面的什么支持?通过这样的会议,干部们的市场意识、分析问题的能力、策划能力、协作水平等都会有相当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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