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日本时期(1)
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晚于1902年的浙江留日学生同乡会合影。本书将其列为第一，是因为，一，这是鲁迅现存最早的一张单身照；二，鲁迅很看重这张照片，他本人及后来很多人，总将这张照片同一首诗相提并论。那首诗的最后一句“我以我血荐轩辕”，成了鲁迅精神的标志性描述之一。
1902年，鲁迅从南京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毕业，由清政府公派到日本留学。鲁迅先在日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和基础知识，为期两年。在弘文学院，他被分在速成普通科的江南班。当时的东京留学生界，反清革命情绪高涨，正如鲁迅所说：“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
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
在弘文学院，鲁迅结识了在同一学校浙江班的同乡许寿裳，两人很谈得来。浙江班的同学一到日本就剪了辫。而鲁迅所在的江南班，却因为监督姚某不允许，没有一个剪辫的。同学们对此很不满。有几个同学趁着姚某与一个女子私通时将其捉住并强行剪了辫子——剪辫那时是对犯重罪或私通者的惩罚。姚某名誉扫地，不得不回国。尽管几个参与其事的学生受到处分，但剪辫的禁令终于松弛下来了。
鲁迅剪辫后，拍照纪念。好友许寿裳获赠一张。许寿裳说，鲁迅赠给他这张照片的同时，还赠给他一首七言诗：
现存最早的鲁迅单身照，摄于1903年，人称“断发照”。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鲁迅逝世后，许寿裳在回忆录中把这首诗定名为《自题小像》。这首诗不一定是专为这张照片所写，但因为许寿裳如此命名，二者就此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张照片也被称为“断发照”。
根据照片拍摄时间，可以大致确定鲁迅“灵台无计逃神矢”绝句的写作时间。周作人认为该诗作于1903年，因为他本人见过鲁迅1902年所摄还蓄着辫子的照片：“至于作诗的年代，是一九〇三二十三岁的时候，也以许氏所记为可信。这大概是题在癸卯（一九〇三）二月所照的‘断发’照相上面的，而不是前一年壬寅四月的弘文学院制服的照相，两者的区别只在一是脱帽露顶，一则戴着学生制帽，因为顶上还留着‘富士山’，不大雅观。……”
在反清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剪辫子当时是危险行为，革命成功后自然也就是英雄行为，是“光荣历史”里的精彩一章。难怪人们如此看重这张照片和这首诗。这张照片和这首诗成了诠释鲁迅革命思想的一对绝配。鲁迅一生中，多次把这张照片和诗发表或赠给友人。第一本收录鲁迅照片的正式出版物，是台静农编纂的《关于鲁迅及其着作》。该书收录了“断发照”和1911年在东京拍摄的半身照（见本书第81页）。鲁迅还把照片和自书诗赠给日本朋友，如1932年12月9日，鲁迅将自书诗赠上海筱崎医院日本医生冈本繁博士。博士带回日本，珍藏于家中石屋之内。继承人于1987年意外发现，精心装裱后，于1988年捐赠给北京鲁迅博物馆。
鲁迅从小就耳濡目染关于辫子的惨痛历史和现实：“当我还是孩子时，那时的老人指教我说：剃头担上的旗竿，三百年前是挂头的。满人入关，下令拖辫，剃头人沿路拉人剃发，谁敢抗拒，便砍下头来挂在旗竿上，再去拉别的人。”“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反以为全留乃是长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须剃一点，留一点，才可以算是一个正经人了。而且还要从辫子上玩出花样来：小丑挽一个结，插上一朵纸花打诨；开口跳将小辫子挂在铁杆上，慢慢的吸烟献本领；变把戏的不必动手，只消将头一摇，劈拍一声，辫子便自会跳起来盘在头顶上，他于是耍起关王刀来了。而且还切于实用：打架的时候可以拔住，挣脱极难；捉人的时候可以拉着，省得绳索，要是被捉的人多呢，只要捏住辫梢头，一个人就可以牵一大串。”
然而，这张照片上穿着学生制服、为纪念剪辫而未戴帽子的鲁迅，并未露出喜悦的表情。大约因为照相时拘谨的缘故吧。
鲁迅自己却并没有明确说把辫子剪掉就是革命行为：“我的剪辫，却并非因为我是越人，越在古昔，‘断发文身’，今特效之，以见先民仪矩，也毫不含有革命性，归根结蒂，只是为了方便：一不便于脱帽，二不便于体操，三盘在囟门上，令人很气闷。在事实上，无辫之徒，回国以后，默然留长，化为不贰之臣者多得很，而黄克强在东京作师范学生时，就始终没有断发，也未尝大叫革命。”不剪辫也照样可以具有革命思想。
剪辫不难，咔嚓一声，一刀两断。但这个“英雄壮举”，后来却让鲁迅吃了很多苦头。一回国，就遇到了很大的麻烦。鲁迅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的辫子留在日本，一半送给客店里的一位使女做了假发，一半给了理发匠，人是在宣统初年回到故乡来了，一到上海，首先得装假辫子。这时上海有一个专装假辫子的专家，定价每条大洋四元，不折不扣，他的大名，大约那时的留学生都知道。做也真做得巧妙，只要别人不留心，是很可以不出岔子的，但如果人知道你原是留学生，留心研究起来，那就漏洞百出。夏天不能戴帽，也不大行；人堆里要防挤掉或挤歪，也不行。装了一个多月，我想，如果在路上掉了下来或者被人拉下来，不是比原没有辫子更不好看么？索性不装了，贤人说过的：一个人做人要真实。但这真实的代价真也不便宜，走出去时，在路上所受的待遇完全和先前两样了。我从前是只以为访友作客，才有待遇的，这时才明白路上也一样的一路有待遇。最好的是呆看，但大抵是冷笑，恶骂。小则说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因为那时捉住奸夫，总是首先剪去他辫子的，我至今还不明白为什么；大则指为‘里通外国’，就是现在之所谓‘汉奸’。我想，如果一个没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走，他还未必至于这么受苦，假使没有了影子，那么，他恐怕也要这样的受社会的责罚了。”鲁迅的一位本家，甚至预备把他剪了辫子的事去告官，但后来因为害怕革命党造反成功后对自己报复，这才中止了。
鲁迅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担任生理学和化学教员及在绍兴教中学的时候，没有辫子的麻烦也颇不少：
我回中国的第一年在杭州做教员，还可以穿了洋服算是洋鬼子；第二年回到故乡绍兴中学去做学监，却连洋服也不行了，因为有许多人是认识我的，所以不管如何装束，总不失为‘里通外国’的人，于是我所受的无辫之灾，以在故乡为第一。尤其应该小心的是满洲人的绍兴知府的眼睛，他每到学校来，总喜欢注视我的短头发，和我多说话。
学生们里面，忽然起了剪辫风潮了，很有许多人要剪辫。我连忙禁止。他们就举出代表来诘问道：究竟有辫子好呢，还是没有辫子好呢？我的不假思索的答复是：没有辫子好，然而我劝你们不要剪。学生是向来没有一个说我“里通外国”的，但从这时起，却给了我一个“言行不一致”的结语，看不起了。
留不留辫子是那个时代生死攸关的大问题，自然也成了鲁迅一生生活和写作的一个重大题目，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头发的故事》，也记述了自己在这方面的坎坷遭遇。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后，浙江随之光复，鲁迅以兴奋的心情欢迎革命。“无辫之灾”终于过去了。然而，革命以后，还是有很多人留恋辫子。革命成功几年后，军阀张勋拥清朝皇帝复辟时，鲁迅曾见张勋的“辫子兵”在北京城外布防，对于没辫子的人们气焰万丈。鲁迅的小说《风波》
就写了这场复辟在农村引起的一些骚动。因为留着辫子，乡绅赵七爷抖起威风；因为没有辫子，开航船的七斤烦恼而且恐慌。直到今天，人们还从充斥荧屏的清宫戏中欣赏蓄着辫子的王公大臣三跪九叩的场面，皇权的无所不能和宫廷生活的奢华，让人民陶醉和膜拜。
辫子在汉民族头上只种了一个朝代，而在心里则种了更长时间。
同乡会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中国人深受刺痛。一时，向东邻日本学习，蔚然成风。中国的留日学生逐渐增多。1902年秋，浙江籍官费、自费留学生及在日本游历或侨居的浙籍人士101人在东京组织浙江同乡会。
会上决定出版月刊杂志《浙江潮》。鲁迅加入了同乡会这张照片拍摄于“断发照”前，鲁迅应该还留有辫子，盖在学生制服帽子底下。在日本期间，鲁迅有一个绰号，“富士山”。鲁迅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对东京的清国留学生的描写让人忍俊不禁：“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鲁迅平时惯常拿辫子盘头取笑。鲁迅的同学沈瓞民有一位朋友，叫王立才，平时喜欢和沈瓞民一起到鲁迅的住处闲谈，他听到鲁迅讽刺“富士山”，自嘲说，幸亏自己已经把“富士山”夷平，不然要被嘲笑了。他因此以“富士山”来称呼鲁迅。不料，大家都跟着这么叫起来。于是，鲁迅“富士山”的诨名在同学中流传开来。取消归取消，鲁迅其实也曾是一座富士山。
浙江同乡会中，有鲁迅熟识的许寿裳、厉绥之、张邦华等。有的是鲁迅在南京的同学，有的是绍兴小同乡。例如，张邦华就是南京陆师学堂的同学；厉绥之，名家福，浙江钱塘人，与鲁迅同时在日本弘文学院学习，毕业后同时改学医学。《浙江潮》第1期上刊登了《浙江留日学生题名录》，从中可以看到很多后来成为革命者或各界名流的名字。清王朝统治中国以后，浙江一向是反清思想的重镇。鲁迅敬佩的革命家章太炎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培养了反清革命志向。另一位革命志士陶成章（1878-1912），是绍兴人，和章太炎一起领导光复会，他们的革命活动对辛亥革命的成功做出了巨大贡献。
浙江同乡中有两个姓蒋的——蒋百里、蒋智由——比较活跃，值得一说。
他们是《浙江潮》最早的编辑者。鲁迅与蒋百里并不熟，但与蒋智由交往比较多。
蒋方震(1882-1938)，字百里，笔名飞生，浙江海宁人。他在浙江同乡同学中颇有名气，而且后来还列名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蒋百里16岁考中秀才，曾做塾师，后入杭州求是书院深造。甲午战争后，他深受刺激，弃文习武。1901年东渡日本，进成城学校，再入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在士官学校，蒋百里和同班蔡锷、张孝淮成绩出众，有“中国三杰”之称。毕业典礼上，蒋百里以第一名的成绩荣获日本天皇颁赠的“神圣之剑”，使日本同学为之侧目。中国留学生包揽前三名，令学校当局十分尴尬，竟做出了此后“把中国学生和日本学生分隔开来”的决定。1906年蒋百里毕业回国，任沈阳督练公所参议，后赴德国学习。1910年任禁卫军管带。辛亥革命后任浙江都督府总参议。1912年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1916年反对袁世凯称帝，至广州任两广都司令部出师计划股主任。1917年在北京任总统府顾问。1920年考察欧洲后回国，从事新文化运动，并任浙江省议员。1923年与胡适等组建新月社。1925年任吴佩孚军总参谋长。1930年因参与唐生智反蒋活动被捕入狱，1931年获释。1935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同年冬赴欧洲考察。1936年12月回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奉命赴德国请求援助。
1938年转往法国考察，同年回国，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同年11月4日病逝于广西宜山。蒋百里曾先后被赵尔巽、段祺瑞、袁世凯、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蒋介石等军政首脑聘为参谋长或顾问。他精心研究军事理论及世界军事状况，勤于着述，有“军事思想家和军史学家”、“军事战略家”、“兵学泰斗”之誉。
蒋智由(1866-1929)，字观云、星侪、心斋，原名国亮，号因明子，诸暨人。早年求学于杭州紫阳书院，能诗善文，工书法。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以廪贡生应京兆乡试中举，授山东曲阜知县，未赴任。他同情、支持康有为、梁启超变法。戊戌变法失败，赋《卢骚》诗云：“世人皆欲杀，法国一卢骚。
民约倡新义，君威扫旧骄。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激昂慷慨，名噪一时。梁启超曾把他与黄遵宪、夏穗卿并称为近世“诗界三杰”。光绪二十八年，蒋智由与蔡元培、叶瀚等在上海建立号称“第一革命团体”的中国教育会，参加光复会，任爱国女校经理。不久后自费留学日本，任《新民丛报》主编，发表《中国兴亡问题论》等评论和杂文，颇为时人所重。他曾担任《浙江潮》编辑，后与梁启超共组政闻社，任《政论》
主编，鼓吹君主立宪。
徐锡麟、秋瑾两人领导反清起义失败后被杀，东京留学生特别是浙籍学生群情激愤。周作人回忆说：“当时绍兴籍留学生开了一个会议，本来没有什么善后办法，大抵只是愤慨罢了，不料蒋观云已与梁任公组‘政闻社’，主张君主立宪了，会中便主张发电报给清廷，要求不再滥杀党人。主张排满的青年们大为反对。蒋智由辩解说，猪被杀也要叫几声，又以狗为例。鲁迅答说，猪才只好叫叫，人不能只是这样便罢。当初蒋观云有赠陶焕卿诗，中云‘敢云吾发短，要使此心存’，鲁迅常传诵之，至此乃仿作打油诗云：‘敢云猪叫响，要使狗心存’。”有一次，鲁迅和许寿裳去拜访蒋智由，蒋智由谈论起服装问题时，抱怨自己穿戴的西式服饰不好，并赞美清朝的红缨帽有威仪。鲁迅出来对许寿裳说“观云的思想变了”。此后他们就不再与蒋智由来往了，而且鲁迅还给蒋智由取了一个绰号“无威仪”。
《浙江潮》1903年2月17日正式发行。封面上的彩色浙江潮形象，是“革命潮汹涌的象征”。杂志开辟社说、学术、大势、谈丛、杂录、记事、小说、文苑等门类。
《浙江潮》的发刊词说：
我浙江有物焉，其势力大，其气魄大，其声誉大，且带有一段极悲愤极奇异之历史，令人歌，令人泣，令人纪念。至今日，则上而士夫，下而走卒，莫不知之，莫不见之，莫不纪念之。其物奈何？
其历史奈何？曰：昔子胥立言，人不用而犹冀人之闻其声而一悟也。
乃以其爱国之泪，组织而为浙江潮。
……
地理与人物，有直接之关系在焉。近于山者其人质而强，近于水者其人文以弱。地理之移人盖如是其甚也。可爱哉！浙江潮，可爱哉！浙江潮。挟其万马奔腾排山倒海之气力，以日日激刺于吾国民之脑，以其雄心，以养其气魄。二十世纪之大风潮中，或亦有起陆龙蛇挟其气魄以奔入于世界者乎？西望葱龙，碧玉万里，故乡风景，历历心头。我愿我青年之势力，如浙江潮。我青年之气魄，如浙江潮。我青年之声誉，如浙江潮。吾愿吾杂志亦如之。因以名，以为鉴，且以为人鉴，且以自警，且以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