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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日本时期(2)

书籍名:《鲁迅像传》    作者:黄乔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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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的《斯巴达之魂》,载于《浙江潮》第五期和第九期,根据古代希腊历史故事改编,歌颂了公元前480年古希腊斯巴达勇士抗击侵略军的爱国精神。在杂志的第八期上,鲁迅发表了《说鈤》。鈤,即镭。这篇文章是中国最早评介居里夫人及镭的发现的论着之一。文章还介绍了十九世纪末X射线发现者伦琴(W·K·R·ntgen,1845-1923)及其后的一大批物理学家、化学家的贡献。

  鲁迅在《浙江潮》第五期上还发表了从日译本转译的法国雨果的短篇小说《哀尘》,并作《(哀尘)译者附言》,署名“庚辰”。这是鲁迅发表的第一篇外国文学作品译文。原作是雨果《随见录》中的《芳梯的来历》,内容是作者自叙1841年见到一个女子被迫害的情景:女子被富家恶少欺侮,稍一反抗,即被判罚。鲁迅在译后记中对小说主人公“转辗苦痛于社会之陷阱”的遭遇寄予同情,慨叹道:“嗟社会之陷阱兮!莽莽尘球,亚欧同慨;滔滔逝水,来日方长!”对于剥削社会中统治者利用宗教杀人,用法律欺负人,以及人吃人的罪恶加以鞭笞。此外,鲁迅翻译的法国科幻小说《地底旅行》的第一、二回也发表于《浙江潮》第十期。

  鲁迅积极参加同乡会活动。1903年1月底,鲁迅曾与陶成章、许寿裳等二十多名绍兴籍留日学生在东京牛込区清风亭召开绍兴同乡恳亲会,并联名发出《绍兴同乡公函》,劝导绍兴乡人出国留学,吸取外国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以挽救危亡的祖国。信中说:“遭世多变,刿心怵目于危亡之将及,而我盘盘五岳,灏灏江河,东南带海,西北控山之大陆一片土,将沦陷于异族。即我稽山镜水金宝玉堂,亦将销沉霸气,暗郁无色,呜呼,岂不痛哉!”

  他们呼唤乡人:“求智识于宇内,搜学问于世界”,想方设法来日本留学,以“惊醒我国人之鼾梦,唤起我国人之精神”。

  1907年11月3日,鲁迅还参加了浙江留日学生在东京召开的苏浙铁路拒款大会。

  挚友

  鲁迅一生,有几个从青年时代起就交往、友情终生不渝的朋友。这些人对他的帮助很大,没有他们,鲁迅的一生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这张照片上的许寿裳、陈仪、邵明之堪称鲁迅终生挚友。在异国他乡,既是同乡,又是同学,友情更加珍贵。但是以往研究鲁迅界只宣传其中的一个——许寿裳,其他两个人就不怎么提起。有一些图书,竟将另外两个人混淆,张冠李戴。

  表彰许寿裳当然不错。许寿裳同鲁迅,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有交往,从事的工作性质也相近,而且多次共事,关系自然要比与另外两个人亲密。

  许寿裳(1882-1948),字季茀,又作季黻、季巿,号上遂,浙江绍兴人。

  教育家,日本东京高等师范毕业。1909年回国,历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等职。1946年赴台湾,先后任省编译馆馆长、台湾大学国文系主任。1948年2月18日被进入住宅的盗贼刺杀。

  鲁迅和许寿裳留学回国后,同在杭州、北京、广州等地共事多年,互相提携。许寿裳后来总结他们一生的交往说:“自一九〇二年秋至一九二七年夏,整整二十五年中,除了他在仙台,绍兴,厦门合计三年余,我在南昌(一九一七年冬——一九二〇年底)三年外,晨夕相见者近二十年,相知之深有如兄弟。

  1903年摄于东京,时鲁迅在弘文学院。照片上其他三人均为绍兴人。与鲁迅并排而立者许寿裳,弘文学院浙江班学生;许寿裳前面坐者邵明之,东京清华预备学校学生,后往北海道札幌地方工业专门学校学习土木工程;鲁迅之前为陈仪,日本成城学校学生,后就读于日本陆军大学。曾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浙江省省长。

  一九二七年广州别后,他蛰居上海,我奔走南北,晤见虽稀,音问不绝。”

  许广平与鲁迅在上海生活的十年间,常见两位老友会面的情景。她曾描述道:“他们谈话的范围也很广泛,从新书介绍到古籍研讨,从欧美名着以及东洋近作,无不包罗。而彼此人事的接触,见闻的交换,可歌可泣,可喜可怒,都无遮瞒,尽量倾吐。这样的友谊,从来没有改变的,真算得是耐久的朋友,在鲁迅先生的交游中,如此长久相处的,恐怕只有许先生一位了。”

  鲁迅弃医从文后,同许寿裳等人一起筹办杂志,从事着译活动。许寿裳回国后,向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推荐鲁迅,促成鲁迅获得回国后的第一份工作。

  辛亥革命后不久,当鲁迅困居家乡,一筹莫展时,许寿裳又向蔡元培推荐,聘请鲁迅到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在两级师范学堂期间,许寿裳因与校长不和而被停职,鲁迅和其他教师一起罢教抗议;鲁迅在北京教育部被免职,许寿裳也以辞职给予声援;鲁迅到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当教授和教务长,积极为许寿裳谋职;鲁迅到上海之初,没有工作,许寿裳请求大学院院长蔡元培聘鲁迅为特约撰述员,每月薪金300元,使鲁迅一家的生活从容了许多;鲁迅在上海多次帮助许寿裳家人求医问药。

  在北京教育部共事期间,鲁迅还曾应许寿裳之请为其子许世瑛“开蒙”。

  据许寿裳回忆:“吾越乡风,儿子上学,必定替他选一位品学兼优的作开蒙先生,给他认方块字,把笔写字,并在教本面上替他写姓名,希望他能够得到这位老师品学的熏陶和传授。一九一四年,我的长儿世瑛年五岁,我便替他买了《文字蒙求》,敦请鲁迅做开蒙先生。鲁迅只给他认识了二个方块字:

  一个是‘天’字,一个是‘人’字,和在书面上写了‘许世瑛’三个字。我们想一想,这天人两个字的含义实在广大的很,举凡一切现象(自然和人文),一切道德(天道和人道)都包括无遗了。”后来世瑛考取清华大学研究生,研究古典文学,许寿裳又带儿子到上海,拜会“启蒙老师”,请求进一步指示。鲁迅为世瑛开列了参考书目,并作了详细说明。

  鲁迅去世后,许寿裳写了《亡友鲁迅印象记》、《我所认识的鲁迅》等着作,提供了大量鲁迅生平史料,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鲁迅。其中很多细节描述,让读者觉得亲切。如许寿裳对青年时期鲁迅的描述是:“身材并不见高,额角开展,颧骨微高,双目澄清如水精,其光炯炯而带着幽郁,一望而知为悲悯善感之人。两臂矫健,时时屏气曲举,自己用手抚摩着;脚步轻快而有力,一望而知为神经质的人。赤足时,常常盯着自己的脚背,自言脚背特别高,会不会是受着母亲小足的遗传呢?总之,他的举动言笑,几乎没有一件不显露着仁爱和刚强。”鲁迅剪了辫子,兴高采烈,第一个去见的就是许寿裳,许寿裳祝贺道:“啊,壁垒一新!”当时学校发给每人每月生活补贴只有三元,鲁迅除了买些廉价香烟之外,大部分用来购买书刊。许寿裳回忆说:当时鲁迅“读书的趣味很浓厚,绝不像多数人的专看教科书;购书的方面也很广,每从书店归来,钱袋空空,相对苦笑,说一声:‘又穷落了!’

  这种由于爱好而读书,丝毫没有名利之念。”

  许寿裳叙述的一个情节对人们认识鲁迅青年时期的思想状态很有参考价值:

  1902年我和鲁迅同在东京弘文学院预备日语。……有一天,谈到历史上中国人的生命太不值钱,尤其是做异族奴隶的时候,我们相对凄然。从此以后,我们就更加亲近,见面时每每谈中国民族性的缺点。因为身在异国,刺激多端,……我们又常常谈着三个相连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对于(一),因为古今中外哲人所孜孜追求的,其说浩瀚,我们尽可择善而从,并不多说。对于(二)的探索,便觉到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口号只管很好听,标语和宣言只管很好看,书本上只管说得冠冕堂皇,天花乱坠,但按之实际,却完全不是这回事。至于(三)的症结,当然要在历史上去探究,因缘虽多,而两次奴于异族,认为是最大最深的病根。做奴隶的人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说诚说爱呢?……惟一的救济方法是革命。

  我们两人聚谈每每忘了时刻。

  鲁迅英年早逝,使许寿裳万分悲痛。他对老友充满了怀念之情。1937年,“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纂了《鲁迅先生纪念集》,收录许寿裳三篇文章,加上他撰写的《鲁迅年谱》,是所有入选者中篇目最多的。他悼念鲁迅的诗句至今读来仍让人悲哀和感奋:

  身后万民同雪涕,生前孤剑独冲锋。

  丹心浩气终黄土,长夜凭谁扣晓钟?

  1940年10月19日,许寿裳写下这样一段话:“鲁迅逝世已四周年。追念故人,弥深怆恸。其学问文章,气节德行,吾无间然。其知我之深,爱我之切,并世亦无第二人。曩年匆促间成其年谱,过于简略,不慊于怀。思为作传,则苦于无暇。其全集又不在行箧,未能着手,只好俟诸异日耳。”

  照片上前面坐着的两位,邵铭之和陈仪,与鲁迅的交情也很深。许广平回忆说:

  鲁迅自己就很以有几个意气相投的朋友为慰。……其他如早期资助出版《域外小说集》搞银行事业的蒋抑卮先生、搞渔业的邵明之先生、搞军事政治的陈仪先生,都是各在其职务方面自行工作,但对于鲁迅所作所为,每当晤面,则表同意……

  但《鲁迅回忆录》出版的时候,这些段落都被删除了。这恐怕是政治因素在起作用。

  邵明之(1877-1942),名文熔,字铭之(鲁迅日记中又作明之),浙江绍兴陶堰人,与邵力子同祖父。早年自费留学日本,先入东京清华预备学校,后往北海道札幌地方工业专门学校读土木工程。1903年1月,邵明之与鲁迅、陈仪、许寿裳、经亨颐等二十多名绍兴籍留日同学联名发出《绍兴同乡公函》,号召故乡人民改革现实,吸纳新知,争取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邵明之与鲁迅交往甚密,曾经互取绰号。北海道多雪多熊,邵明之面圆而黑,且多胡须,鲁迅送他一个绰号“熊爷”;鲁迅性格沉静,观察敏锐而周到,见解深刻,语言辛辣,好像快镜似的使外物不能遁形。邵明之听鲁迅谈话,当面评为“毒奇”。鲁迅对这个雅号,笑一笑表示首肯。

  因为是绍兴同乡,鲁迅曾与邵明之相约,假期结束一起返校。周作人去日本留学,就是跟随鲁迅、邵明之一起去的。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不少趣事。

  到日本后,兄弟俩在本乡区汤岛二丁目伏见馆居住时,“忽然的来了新客,……来客非别,乃是蔡谷卿君夫妇;蔡君名元康,是蔡鹤卿即孑民的堂兄弟,经常在《绍兴公报》上面写些文章,笔名国亲,与鲁迅本不熟识,是邵明之所介绍来的。蔡君是新近才结了婚,夫人名郭珊,她的长姊嫁给了陈公猛,即是陈公侠的老兄。二姊是傅写臣的夫人,这时同了她的妹子来到日本,要进下田歌子的实践女学校;可是就生了病,须得进病院,而这病乃是怀了孕。

  她那一方面是由邵明之照料,弄得做翻译的十分狼狈,时常来伏见馆诉说苦况。”可见,绍兴的乡亲们时常走动,关系相当密切。

  邵明之归国后,在浙江都督兼铁路总办汤寿潜手下担任工程师,钱江大桥的一段铁路就是由他设计建造的,后来曾任沪杭甬铁路工程师。1915创办“华丰盐垦公司”,此后又在苏北东台经营棉业,所涉颇广。许广平曾说,邵明之是鲁迅“生死不渝的至友”。国民党中宣部长邵力子在《鲁迅全集》

  出版过程中起到一定作用,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邵力子乃邵明之的本家。

  在《鲁迅全集》编纂中,抄稿是一项很繁重的工作,邵明之率领家人共同抄录了《嵇康集》。抗战胜利后,邵明之一家迁到上海霞飞坊,与许广平和周建人为邻。

  陈仪(1883-1950),幼名毅,改名仪,字公侠,一字公洽,号退素,浙江绍兴人。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民国陆军二级上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后任浙江省省长。陈仪早年接受私塾教育,曾入读浙江求是书院。1902年到日本留学,期间参加光复会;后入日本士官学校为第五期学生,1909年回国。1911年辛亥革命时参加浙江独立运动。1912年任浙江都督府陆军部长,兼陆军小学校长。1917年陈仪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期间,受到日本教官的赏识,教官以女古月好子妻之(好子随陈仪回中国后改名陈月芳)。陈仪1920年回国,先在上海经商。

  1925年孙传芳主政浙江,委任陈仪为浙军第一师师长,后转任第一军司令、浙江省长。1926年,陈仪投向北伐中的国民革命军,担任第十九路军军长。

  不久因部队倒戈而下台,赴欧洲考察,回国后被蒋介石委以兵工署署长之职,后转任军政部次长。1934年福建事变结束后,调任福建省主席兼绥靖主任,主持福建军政。1935年日本在台湾举行“始政四十周年纪念台湾博览会”。

  曾经留日多年、熟悉日本情况的陈仪,奉命到台参观。台湾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中国大陆多年战乱下停滞不前的状况相比,令陈仪深思。1937年,陈仪主持出版《台湾考察报告》,建议福建学习台湾发展经济。1943年美、英、中三国元首举行开罗会议,声明战后将台湾归还中华民国。1944年4月,国民政府行政院设立“台湾调查委员会”,任命陈仪为主任委员。调查委员会对台湾日治时期的政治、经济、民生、军事等各方面做出颇为详细的调查,写出长达四十余万字的报告书。陈仪随后提出《台湾接管计划纲要》,获得政府批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投降,国民政府于1945年8月29日委任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后又兼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10月24日,陈仪在美军将领陪同下从上海飞抵台北。10月25日陈仪代表同盟国的中华民国政府接受日本帝国台湾总督兼台湾军司令官安藤利吉的投降。

  1947年5月11日,陈仪改任国民政府顾问。5月16日,陈仪的长官公署撤销,改为台湾省政府,魏道明任主席。1948年8月6日,经汤恩伯推荐,陈仪被蒋介石委任为浙江省主席。1949年元月,陈仪见局势不利,欲投奔中国共产党,并尝试策反京沪杭警备军总司令汤恩伯投共,汤将此事呈报蒋介石。陈仪在1949年初被免去浙江省主席职务,并被软禁。1950年4月,陈仪被押解到台湾囚禁。1950年5月,台湾军事法庭判处陈仪死刑,6月18日在台北市马场町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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