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日本时期(3)
1933年夏，鲁迅的弟子、作家许钦文以“窝藏共党”、“组织共党”罪被关进位于杭州钱塘门的“军人监狱”。鲁迅致信许寿裳，商请托陈仪设法营救。鲁迅平时遇到不愉快的事，会想起他这位军界老朋友，甚至说：“不教书了，也不写文章了，到公侠那儿做‘营混子’去了！”据陈仪的女儿回忆：
鲁迅逝世时，陈仪正在福建省主席任上。接到许广平的电报，陈仪万分悲痛。
他认为，鲁迅的逝世是中华民族的重大损失，因此，他致电蒋介石，提议为鲁迅举行国葬，未被采纳。《鲁迅全集》出版时，陈仪托人购得数套，分送给福建省各图书馆及重点学校，要求学校选择几篇作为教材，以激励后进。
陈仪在书橱中一直将《鲁迅全集》放在显着位置，并不时拿出来翻阅。他被软禁于衢州时还在阅读鲁迅的《阿Q正传》和茅盾的《蚀》等新文学作品。
鲁迅去世之后，陈仪个人捐赠了1000元，又与郁达夫共同募集了554元，共计1554元，托许寿裳汇寄给许广平，作为“鲁迅纪念文学奖金”。
陈仪有见识、善谋划、敢做为。他在福建主政长达七年，继而主持台湾军政二年，推行改革，一时福建政坛和社会气象一新。
弘文学院
弘文学院，亦称“宏文学院”，是清末日本专为中国留学生兴办的一所速成学校，创建于1902年，校址在东京牛込区西五轩町三十四番地，校长（也是创办人）是嘉纳治五郎（1860-1938）。
嘉纳担任过日本贵族院议员，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名誉教授。历任第五高等中学、第一高等中学校长，教育部普通学务局长，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等职。他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26年。东京高师培养全国的中学教员，其校长则负责全日本的中级教育。因此，他在教育界享有很高的声望。甲午战争刚结束，1896年，第一批13名中国公费留学生到达东京，日本外交和教育当局把他们的教育委托给嘉纳治五郎。从此嘉纳负责中国留学生进入日本高等专门学校之前的补习教育。嘉纳在创办弘文学院前曾到中国考察，会见清廷政要。
弘文学院以教授普通科为主，学习日语和普通科学知识，以为升入高等专门学校打基础。同时兼设各种速成班，如师范、警务、理化、音乐等。速成班通过翻译进行讲授。该校还为赴日考察或学习教育的中国人开设旁听班。
各科的学习年限不同，普通科为二至三年，速成科有六个月、八个月、一年、一年半不等。班次以学生的省籍编排，学生原则上寄宿。
鲁迅是该校第一届56名学生、也是22名寄宿生之一。学生年龄从17岁到34岁不等，平均为25岁，虚岁22的周树人被编入普通江南班。学校有一些针对中国学生的规定，如住校学生起床后和就寝前都要行礼、“学生必须尊重本国的国体和本院的体面”、“凡逢孔圣诞辰，晚餐予以敬酒”等等。
鲁迅回忆说，有一天，“学监大久保先生集合起大家来，说：因为你们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庙里去行礼罢！我大吃了一惊。现在还记得那时心里想，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然而又是拜么？一时觉得很奇怪。而且发生这样感觉的，我想决不止我一个人。”
嘉纳治五郎从小聪明，但个子矮小，身体虚弱，因而对武术特别有兴趣。
到东京上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期间，他找几位师傅练习传统柔术，并深入研究了如何利用对方的体重与力气，能使小个子把大汉背起来抛出去，也就是“柔能制刚”，并整理出规范化的指导方法。毕业后，嘉纳一面开设家塾照顾亲戚朋友的孩子们，创立弘文馆传授英语，一面为普及现代柔道而设立讲道馆。如今，作为奥运会项目的柔道，就是他创始的。
鲁迅仰慕嘉纳之名，入学不久就与许寿裳等三十多名留学生，参加弘文学院开始兴办的柔道术入门学习。弘文学院于1902年3月在学院内举办了讲道馆牛込柔道分场，招收清国留学生。在弘文学院“牛込分场”的入门名簿登记表上记有他们的姓名。他们是牛込分场接纳的第一批门生。
在弘文学院，鲁迅目睹并参加了两次学潮。
第一次是因为部分同学不满学校的入学规定而停课一周。当时留日学生越来越多地加入“革命排满”的浪潮。清政府感到十分惶恐，由驻日公使蔡钧与日本政府议定，对留学生入军事学校加以限制。清政府规定，非官费生不得入日本士官学校；日本政府规定，非由驻日使臣签发证件不许入士官学校。在弘文学院学习的自费留学生吴稚晖（1866-1953）等人于7月13日要求公使开具证明，准予入成城学校学习陆军，遭到蔡钧百般刁难。吴稚晖等率领二十六名留学生大闹使馆。蔡钧邀来日本警察进入使馆驱散学生，并将吴、孙二人拘捕，随即由日本内务部下令，将二人解送回国。留学生会馆为此事召开大会，决定各校一律停止上课以待交涉。弘文学院的自费生为此事也不断申请退学。
另一次是鲁迅等五十余名同学集体退学，对弘文学院的无理举措表示抗议。由于院方对于学生屡次要求改革普通科课程不但拖延不顾，反由教务干事三矢重松、舍监大久保等人出面召集学生，强行颁布关于增收学生的学习及医药卫生费用的新条例十二则。学生们先派代表向院方提出修改条例的意见，但院方坚持不改，并声称三日后即须实行，学院规则，他人无权商酌，如有人为此退学“决不强留”云云。学生们对此忍无可忍，决定集体罢课，五十二人收拾行李同时退学出院，其中包括张邦华、顾琅、伍崇学、周树人、许寿裳等。校长嘉纳见此情景，致函总监督，称将改良课程以图挽回。学生于留学生会馆集会，提出改革课程、开办走读、撤去教务干事等项要求。经再三交涉，院方接受了学生提出的要求，校长宣布新条例作废，并答应改良课程。全体学生于四月十六日晨十时胜利返校。
1904年，鲁迅从弘文学院普通速成科毕业。他获得的毕业文凭上写着：
“大清国浙江省周树人，从明治三十五年四月至本年四月，在本学院学习日本语及普通速成科毕业，以此作证，明治三十七年四月三十日，大日本弘文学院院长嘉纳治五郎（章）。”
弘文学院毕业照上的鲁迅神情坦然，精神饱满。在弘文学院的两年，他开阔了眼界，基础知识更加牢固。
毕业后的去向，鲁迅早已想好了。按规定，鲁迅应升入东京帝国大学工科所属的采矿冶金科学习。但是，鲁迅决定改学医学。他后来回忆说：“待到在东京的预备学校毕业，我已经决意要学医了，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的维新有很大的助力。”“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此外，据鲁迅自述，他自幼牙齿不好，在国内试尽中医验方，终归无效，所以想学医是也“挟带些切肤之痛”的。
鲁迅不但自己改学医学，还动员浙江班的厉绥之、韩清泉不要按官方规定入高等师范学校，而改学医学。他对厉绥之说：“做医生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劳动同胞治病出力，清政府以民脂民膏给我们出国留学，我们应报答劳苦大众。”
东京本不乏医学校，但是鲁迅不喜欢留在东京。他的《藤野先生》一文，劈头第一句就是“东京也无非是这样”，并不是对东京这座城市不满，而是看不惯群集其中的中国留学生。有的留学生只为了镀金后回国升官发财，不安心读书，平日热衷于吃喝玩乐，或在会馆里“咚咚咚”地学跳舞，或关起门来炖牛肉吃。鲁迅对此很反感，他想：“炖牛肉吃在中国就可以，何必路远迢迢，跑到外国来呢？”为了避开这些人，他决定到一所远离东京，地处东北的偏僻小城镇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学习。
弘文学院于1909年停办。
被遗忘的人
同鲁迅一道到仙台的还有一名中国留学生，他的名字叫施霖。鲁迅同施霖的合影有两张，一张是同宿同学的合影（另一张见本书第41页）；这一张上则只有他们两个人，说明他们当时的关系比较亲密。
但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写道：“仙台是一个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的确，鲁迅是到仙台比较早的一个留学生，或者他是同施霖前后相差不多时间到达仙台的。他在文章里不提施霖，或许有他的原因。然而很长一个时期内却造成了一种误解，人们认为那时仙台只有鲁迅一个中国留学生。1977年出版的《鲁迅》照片集，收录了这张合影，说明文字中不但没有提及这位同学，而且还把这张照片说成“1903年摄于日本东京”，列为“与东京弘文学院同学合影之一”。
施霖，字雨若，浙江仁和人。1902年官费留日，先入弘文学院，1903年进入正则学校学习，1904年转学到仙台第二高等学校二部工科二年级学习，研学工兵火药。他是进入仙台第二高等学校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仙台二高和仙台医专就在一个院子里，大门左右分别挂着两校的牌子。因此，鲁迅与施霖相识并同租公寓。
从实际到达仙台的时间上说，鲁迅早于施霖。仙台的报纸最先报道了施霖的消息。1904年7月11日，仙台第二高等学校公布了清国留学生施霖的入学许可。次日的当地报纸报道说：（施霖）浙江省仁和县出生，字雨若，东京正则学校毕业，志愿学习理工科，希望研究“军工火药制造”。
7月14日，仙台医专公布了清国留学生周树人的入学许可。次日，当地报纸《河北新报》第五版《清国留学生和医学校》报道了（周树人）入学许可及履历、出生地等情况。在有关鲁迅的报道中出现了错误：“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于九月十一日许可清国留学生周树人入学，周是南京人，曾在南京陆师学堂学习，后毕业于东京弘文学院普通科。”鲁迅来自南京，但是绍兴人；“南京陆师学堂”正确的名称应为“南京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校”；鲁迅在弘文学院，读的不是“普通科”，而是“速成普通科”。
1904年9月10日仙台《东北新闻》第七版登载一则消息《医专新入学的中国留学生》，专门报道了鲁迅已来到仙台，正在寻找住宿地的情况，并说：“周树人操着流畅的日语，是一位愉快的人物。”9月13日，该报第七版又刊登了《清国学生》一则，报道了鲁迅同刚从东京转来仙台第二高等学校的清国留学生施霖的消息，说他们暂时住在片平丁五十四番地的田中宅旅店。报道把周树人的名字误写为“周土付人”。
鲁迅和施霖同住过宫川宅，关系应该是密切的。但鲁迅从没有提起过施霖。他们的友情后来逐渐淡薄，是一个可能的原因。而导致他们的关系疏远的原因，则不得而知。有一个猜测是：施霖学习成绩不好。因为入学的第二年，施霖没能通过二年级升班考试而留级。升级考试成绩表中体操是满分，英语、代数，几何等都不及格。又过了一年，考试成绩仍不能升班。在这之后，施霖的姓名就从二高的名簿上消失了。以这样的成绩和结局，若写进文章，不但不能为中国学生增光，反而会成为“中国人是低能儿”的证明，也许因为这一点，鲁迅便对施霖略而不提了。
阿利安人和震旦青年
现存鲁迅最早的信件，是他1904年10月8日从仙台写给友人蒋抑卮的。
信中报告了他入学以后的一些情况：
此地颇冷，晌午较温。其风景尚佳，而下宿则大劣。再觅一东樱馆，绝不可得。即所谓旅馆，亦殊不宏。今此所居，月只八円。
人哗于前，日射于后。日日食我者，则例为鱼耳。现拟即迁土樋町，此亦非乐乡，不过距校较近，少免奔波而已。事物不相校雠，辄昧善恶。而今而后，吾将以乌托邦目东樱馆，即贵临馆亦不妨称华严界也。
校中功课大忙，日不得息。以七时始，午后二时始竣。树人晏起，正与为雠。所授有物理，化学，解剖，组织，独乙种种学，皆奔逸至迅，莫暇应接。组织、解剖二科，名词皆兼用腊丁，独乙，日必暗记，脑力顿疲。幸教师语言尚能领会，自问苟侥幸卒业，或不至为杀人之医。解剖人体已略视之。树人自信性颇酷忍，然目睹之后，胸中亦殊作恶，形状历久犹灼然陈于目前。然观已，即归寓大啮，健饭如恒，差足自喜。
数量很少的中国学生到仙台，人们给予较多的关注，是可以理解的。学校优待鲁迅，不收学费。鲁迅写道：“惟往纳学费，则拒不受，彼既不收，我亦不逊。至晚即化为时计，入我怀中，计亦良得也。”他拿学费买了一块表。日本同学与他相处得也还不错。他在信中评价这些日本同学道：“惟日本同学来访者颇不寡，此阿利安人亦殊懒与酬对，所聊慰情者，廑我旧友之笔音耳。近数日间，深入彼学生社会间。略一相度，敢决言其思想行为决不居我震旦青年上，惟社交活泼，则彼辈为长。以乐观的思之，黄帝之灵或当不馁欤。”所谓“阿利安人”就是优等民族。日本学生因为本国战胜中国，自视为优等民族，看不起中国人，鲁迅一到日本就有深切的感受。随着与日本同学接触增多，有了比较，他的自信心便增强了。
日本同学对鲁迅给予了关照。这年的12月，鲁迅因患重感冒，不能到校上课，班长铃木逸太郎和同学杉村宅郎来公寓看望。据铃木逸太郎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