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杭州、绍兴时期(2)
夏震武最终拗不过教师们，辞职了。他发表了《告两浙父老书》，称自己“不能与时俯仰”，并指责支持许寿裳的教员们的言论“诬及先朝，且污蔑先朝宫闱”。有人把这场冲突归因于争夺经济利益，并不准确。夏震武来校任职时，声明“代理三月，不受束修”，辞职后又将二百元薪水“分捐入国债会及教育总会”。他在辛亥革命后，仍束发古装，以遗老自居。因为夏震武的呆板顽固，鲁迅等人便给他起了诨号“木瓜”，而这场风潮也因此得名“木瓜之役”。
木瓜之役是胜利了，但学校形势并未从此安宁。风潮平息不久，学校大权由翰林徐定超接管。徐定超官僚派头十足，发布文告均署“京畿道监察御史兼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许寿裳因为顾虑社会舆论认为他发起驱夏风潮意在谋取监督职位，随即辞职赴日，以示清白。鲁迅也厌倦了这学校，回乡就任绍兴府中学堂的教职。
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任教时间，自1909年9月至1910年7月，共计两学期。
大禹陵
1910年8月，鲁迅回到家乡，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教务长）兼生理学教员。
鲁迅注重学生的课外活动，设法增加他们外出游览增长见识的机会。这张照片是府中师生游览禹陵时在百步禁阶上所摄。
鲁迅注重学生的远足和实习。当时的学生后来回忆说：
当我们最高兴的是鲁迅先生带我们去远足或旅行。大家排着队出发，敲着铜鼓，吹着洋号，鲁迅先生总是在前面带队的。他穿着洋服，戴着礼帽，我们觉得先生很神气，也是学校的光荣，我们做学生的也很有面子。跑在队伍前面的还有两个先生：一个名张光耀，教音乐课的，学生不喜欢他，他走在前面，有时候劳动人民不小心碰了他一下，他就拉起“司的克”打人，此人在抗战期间死了。还有一个是体育教员陈子明，也喜欢跑在前面，他是嵊县人，后来在杭州延龄开戏院发财，也早就死了。
鲁迅先生领队，还在肩上背着一只从日本带回来的绿色洋铁标本箱和一把日本式的洋桑剪。沿路看到有些植物，他就用洋桑剪剪了放进标本箱内。那时候做植物标本在我们眼中也是一件新鲜的、奇怪的事，在他以前，绍兴是从没有人做过的。一只标本箱也引起我们的各种推测，以为是药箱，因为他是医生，可能采了药草要做药用的……不知这玩艺儿究竟是什么。我曾经问过鲁迅先生，他很幽默地回答我：“葫芦里卖药，小孩子不懂的，这是采植物做标本用的。”
鲁迅带学生去远足或旅行的地方，还有兰亭、快阁、宋六陵、柯桥七星岩等。此外，1910年秋，他曾率领绍兴府中学堂学生经过杭州、嘉兴、苏州到南京参观南洋劝业会，历时一周左右。该会展示各地的手工业特产、名胜古迹的模型和古代器物等。
这时的鲁迅虽然保留着一点儿洋派，但已经渐渐融入土俗。他的学生孙伏园回忆说，鲁迅到府中后，头发不常理，约五分长，乱簇簇的一团，留着胡子；有时穿西服，有时穿长袍，长袍多为灰布的：冬天灰棉布，春秋灰布夹袍，初夏灰色大褂；裤子多是西服裤；皮鞋是东方式的，黑色无带，便于穿脱；手中惯常拿着一根手杖，就是《阿Q正传》中“假洋鬼子”拿的“哭丧棒”。而授课或演讲，常讲得出神入化，语言幽默，使人哄笑，他自己却不笑；但私人谈话时，他会带着笑讲话，说到高兴时，发出轩朗的笑声，声震屋宇。
鲁迅对学生的管束是严格的。孙伏园在《记顾仲雍》一文中回忆，一些学生为夜间谈话不受干涉而在门柄上系了一条绳索，用以阻止查夜的学监进入寝室：
这一条绳的计划后来被破获于一个新来的校长。他对于学校的办法与前校长大不相同，功课上使我们有讨论研究问难的完全自由。
他是宣统三年革命的时候进来的，那时我们同学的精神也随着革命的潮流洗去了不少的旧染。但他在有一天的晚上检查寝室的时候，却发见了我们的秘密。据第二天掌握牵绳的同学报告，昨晚熄灯时新校长跟在听差的背后，把一条长绳咭咭咕咕的抽完拿走了。这新校长就是今日人人知道的小说家鲁迅先生。
回忆者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正在北京工作，深得鲁迅赏识和提携，所以言辞间对鲁迅恭敬有加。而实际情况可能是，学生们对鲁迅的严格管理并不乐意接受，特别对学校管理不善的地方很不满意。鲁迅在绍兴任教时，也经过两次学潮。他夹在校长和学生中间，处境尴尬，让他心灰意懒。如1910年11月15日他写信给许寿裳说：“五六日前，乃夫因考大哄：盖学生咸谓此次试验，虽有学宪之命，实乃出于杜海生之运动，爰有斯举，心尚可原（杜君太用手段，学生不服，亦非无故）。今已下令全体解散，去其谋主，若协从者，则许复归。计尚有百余人，十八日可以开校。此次荡涤，邪秽略尽，厥后倘有能者治理，可望复兴。学生于仆，尚无闲言；顾身为屠伯，为受斥者设身处地思之，不能无恻然。颇拟决去府校，而尚无可之之地也。”
别出心裁
这张照片摄于1911年，穿着他自己设计的服装，拍摄地点是日本东京。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绍兴后，越社在开元寺集会，鲁迅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并发表演说。
11月4日，民军占领杭州的消息传到绍兴，绍兴府即宣告光复。当时人心浮动，正如鲁迅在《热风·“来了”》一文中所描写的，“许多男女，纷纷乱逃：城里的逃到乡下，乡下的逃进城里”。他在小说《怀旧》中对此也有精彩的描绘。为了安定人心，鲁迅集合部分学生组织了一支“武装演说队”到街头进行宣传。鲁迅当时的学生孙伏园回忆说：
武装演说队将要出发的时候，鲁迅先生曾有一段简单的训话，当时同学中有一位当队长的请问先生：“万一有人拦阻便怎样？”
鲁迅先生正颜厉色的答复他说：“你手上的指挥刀作什么用的？”
那时学校用的指挥刀都没有“出口”（开刃），用处虽不在杀人，但当作鞭子用来打人也就够厉害的，结果游行一趟直到回校没有遇着抵抗。这就是通衢张贴“溥仪逃，奕匡被逮”的大新闻，绍兴成立军政府那一天；都督王金发到绍兴还在这以后约五天左右。
1911年11月9日，王金发率领光复军进入绍兴。鲁迅与师生到城外迎接。
1911年底，绍兴军政分府都督王金发委任鲁迅为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
鲁迅的朋友、也曾留学日本的范爱农，听说发生了武装起义，戴着农夫常用的毡帽进城来了。他约鲁迅上街去看光复的绍兴。两人满怀兴奋和希望出门，看到的景象却并不十分可喜。
鲁迅后来写道：
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
老官僚们可疑，那么，革命党总会有新气象吧。王金发进城后自任新成立的绍兴军政分府都督。他原是浙东洪门会党平阳党的首领，由陶成章介绍加入光复会。如今革命成功，他们可以享受胜利果实了。人变化起来是很快的，因此有“摇身一变”的成语。鲁迅讽刺道：“他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
皮袍子，鲁迅当然是不会穿的。他也不主张形式主义地恢复旧式汉族服饰。他后来总结说：辛亥革命时期，有“许多文人，例如属于‘南社’的人们，开初大抵是很革命的，但他们抱着一种幻想，以为只要将满洲人赶出去，便一切都恢复了‘汉官威仪’，人们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带，大步地在街上走。谁知赶走满清皇帝以后，民国成立，情形却全不同，所以他们便失望，以后有些人甚至成为新的运动的反动者”。
这是多年以后说的话，但当时鲁迅是还抱着希望的。
绍兴军政分府任命鲁迅为绍兴初级师范学校校长，范爱农为监学。孙伏园在《鲁迅先生二三事》一书中回忆说：
那时学生欢迎新校长的态度，完全和欢迎新国家的态度一样，那种热烈的情绪在我的回忆中还是清清楚楚的。鲁迅先生有时候也自己代课，代国文教员改文。学生们因为思想上多少得了鲁迅先生的启示，文字也自然开展起来。大概是目的在于增加青年们的勇气吧，我们常常得到夸奖的批语。这时，原绍兴府学堂的学生王文灏等人想办一张报纸对军政分府作舆论监督，请了鲁迅、陈子英、孙德卿为发起人。这就是1912年1月3日创刊的《越铎日报》。这天报纸上刊出了鲁迅写的《（越铎）出世辞》，宣示了报纸的宗旨。
鲁迅沐浴在除旧布新的气氛中。十几年后，他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回忆往事，说：“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
鲁迅坚决站在“新”的一边。中华民国政府通令实行公历纪年，鲁迅积极响应，当天即召集学校学生，对于阳阴历的区别，及革命政府之所以采取阳历的用意加以说明，并宣布下午放假以表庆祝。
许寿裳说：鲁迅那时“新置了一件外套，形式很像现今的中山装，这是他个人独出心裁，叫西服裁缝做成的，全集第八册插图，便是这服装的照片”。此处“全集”，是指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
在鲁迅博物馆收藏的鲁迅相册中，这张照片（指83页照片）的装帧上有“一九一一年 在东京所照”，疑为周作人手迹。这年5月，鲁迅为催促二弟一家回国，去日本半个月，在东京“中钵”照相馆拍摄了两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