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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北京时期(3)

书籍名:《鲁迅像传》    作者:黄乔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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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周作人陪同爱罗先珂前往北大拜访蔡校长以及沈尹默和马幼渔。此后,爱罗先珂就在北大马神庙二院每周日上午讲授世界语,并由周作人代领薪金。周作人几乎成了爱罗先珂的专职秘书、向导、翻译,职任代领薪水、换钱、代写书信、记录讲演稿、代发电报、陪同并翻译演讲、陪同出游、饮宴应酬等。爱罗先珂的到来,给北京的世界语运动增添了活力。在北京大学,选修世界语课的学生增加到五百余人,同时还开办了业余的世界语班。一些学员如王鲁彦、陈树声、冯省三等后来都成了世界语运动的骨干。

  胡适应蔡元培的嘱托,也曾为爱罗先珂在北大的讲演担任翻译。他在日记中评论爱罗先珂道:“他的英国语还可听;他在英国住了几年,在印度又几年,故英语还可听。他双眼于四岁时都瞎了,现在年约三十。他的诗和短篇小说都不坏。”爱罗先珂在女高师演讲《知识阶级的使命》,胡适也来听讲,并在日记中记录了演讲的内容:“他说俄国知识阶级的历史,指出他们的长处在于爱小百姓,在于投身到内地去做平民教育,并不在于提倡革命与暗杀。

  他痛骂上海的新人,说他们自己有一个主张,却要牺牲他人去实行”。对于这个演讲,胡适评价说:“他的演说中有很肤浅处,也有很动听处。”

  爱罗先珂在北京的演讲曾经轰动一时。周作人记录的爱罗先珂在北京各校的讲演,有《春天与其力量》、《俄国文学在世界上的位置》、《女子与其使命》等。周作人说:“讲堂有庙会里的那样拥挤,只有从前胡博士和鲁迅,随后还有冰心女士”,爱罗先珂是一个“想象丰富,感情热烈,不愧为诗人兼革命家两重人格”的人物。

  鲁迅很欣赏爱罗先珂的作品。他也抽出时间陪同爱罗先珂演讲和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爱罗先珂一到北京,3月26日,就应邀到俄文法政专门学校讲演,事前警厅以其有“危险言论”,强行干涉,后经学校外国教员调停、学生强烈要求,演讲才如期进行,鲁迅特意前往陪同。4月2日,两人又一同出席了北大第二平民夜校的游艺会,爱罗先珂演唱了俄国歌曲,由鲁迅口译和介绍,歌曲歌颂的是哥萨克农民起义领袖拉辛的故事。4月4日,他们又同去观听白俄歌剧团的演出,归来后鲁迅作《为“俄国歌剧团”》,叹息中国“没有花,没有诗,没有光,没有热,没有艺术,而且没有趣味,而且至于没有好奇心”,甚至说“比沙漠更可怕的人世在这里”,这恐怕也是爱罗先珂的感想和意见。周作人回忆说:“鲁迅尤和他熟习,往往长谈至夜半,尝戏评之曰‘爱罗君这捣乱派’。因为他热爱自由解放,喜赶热闹,无论有集会,都愿意参加,并且爱听青年们热心的辩论,虽然他是听不懂。”

  有时两人谈得热烈忘情,导致鲁迅忽视了旁人,例如,世界语者吴克刚就抱怨鲁迅“冷漠”。

  鲁迅1923年1月17日在《晨副》上发表了《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为爱罗先珂受欺辱而动怒。事情的原委是:鲁迅陪同爱罗先珂到北大和“燕京女校”欣赏学生们演出托尔斯泰、莎士比亚的戏剧。

  爱罗先珂随后写了一篇《观北大学生演剧和燕京女校学生演剧的记》,批评学生们的表演受旧戏的影响,“模仿优伶”,而且因为限制男女同台演戏,不能真正表现人物思想感情。演出者、也是北大实验剧社骨干的魏建功和李开先看了文章后表示不满。魏建功写了《不敢“盲”从》一文,在“观”、“看”等字上用了引号,意在讽喻爱罗先珂以一个盲人,没有资格做这样的批评。鲁迅的文章里充满了愤怒,甚至用了“我敢将唾沫吐在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这样的语句。

  爱罗先珂住进八道湾之后,八道湾的客人渐渐多了起来:世界语爱好者、无政府主义人士、外国人等,有的客人索性就住在八道湾的客房,如日本人近藤、清水等。周作人说:

  爱罗君寄住在我们家里,两方面都很是随便,觉得没有什么窒碍的地方。我们既不把他做宾客看待,他也很自然的与我们相处:

  过了几时,不知怎的学会侄儿们的称呼,差不多自居于小孩子的辈分了。我的兄弟的四岁的男孩是一个很顽皮的孩子,他时常和爱罗君玩耍。爱罗君叫他的诨名道,“土步公呀!”他也回叫道,“爱罗金哥君呀!”但爱罗君极不喜欢这个名字,每每叹道,“唉唉,真窘极了!”

  尽管爱罗先珂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周到的接待,然而他依然感到“寂寞”。

  他不断地叹气和诉苦:“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

  爱罗先珂在北京住了四个月后,于1922年7月3日启程赴芬兰参加第十四次国际世界语大会的年会,周作人等到车站送行。因为预计9月就要回来,所以他把琵琶、长靴以及被褥都留在中国,没有带走。但过了10月份,爱罗先珂还没有回来。这让居停主人周氏兄弟非常挂念。周作人写道:“前几天接到英国达特来夫人寄来的三包书籍,拆开看时乃是七本神智学的杂志名《送光明者》(The Light-bringer),却是用点字印出的:原来是爱罗君在京时所定,但等得寄到的时候,他却已走的无影无踪了。”

  历尽艰辛,爱罗先珂于11月4日返回北京。但他不想在这“沙漠”一样的国度里住下去了。次年4月,爱罗先珂回国,此后音讯全无。鲁迅在《鸭的喜剧》的结尾,还念叨说:“爱罗先珂君还是绝无消息,不知道究竟在那里了。”据荆有麟回忆说,当时鲁迅从日本友人那里听到一个消息,说爱罗先珂因为“不赞成共产党的作法,于是不明不白的死掉了”。鲁迅也曾对荆有麟说:爱罗先珂“主张用和平建立新世界,却不料俄国还有反动势力在与共产党斗争,共产党当然要用武力消灭敌人,他怎么会赞成呢?结果,他是被作为敌人而悄悄消灭了”。但这终于只是猜测。周作人1931年2月给翻译过爱罗先珂作品的汪馥泉的信中说:“爱罗君死耗似系谣传,去秋日本友人福冈君来北平,说爱罗君现在俄国,专为游览的日本人作向导(想必在莫斯科),虽系间接的消息,大抵可靠。福冈君系爱罗君在日本最要好的友人,但亦云未曾得来信,此盖亦系爱罗君之一种脾气如此也。”1934年12月10日,鲁迅在给萧军、萧红的信中也提到,“爱罗先珂却没有死,听说是在做翻译,但有人寄信去,却又没有回信来。”

  爱罗先珂于1952年在故乡去世。苏联出版了他的全集。

  从1921年7月起,鲁迅先后翻译了爱罗先珂三部童话集《天明前之歌》、《最后的叹息》和《为人类》中的许多作品,成为中国最早和最重要的爱罗先珂着作的翻译者。鲁迅在《(爱罗先珂童话集)序》中说:“我觉得作者所要叫彻人间的是无所不爱,然而不得所爱的悲哀,而我所展开他来的是童心的,美的,然而有真实性的梦。”鲁迅希望“作者不要出离了这童心的美的梦,而且还要招呼人们进向这梦中,看定了真实的虹,我们不至于是梦游者”。鲁迅希望作者不仅要执着于理想,而且还要执着于现实,招呼人们一起前进,表现了脚踏实地的斗争精神。后来鲁迅曾经谈到翻译爱罗先珂作品的本意:“其实,我当时的意思,不过要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而已,并不是从什么‘艺术之宫’里伸出手来,拔了海外的奇花瑶草,来移植在华国的艺苑。”不过,鲁迅也说:“对于他的作品的内容,我自然也常有不同的意见。”

  世界语

  中国世界语教育的发展,得力于蔡元培不少。蔡元培在担任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期间,积极支持世界语的宣传推广,为世界语在北京地区的发展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为世界语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蔡元培1907年至1911年在德国留学期间,自学过世界语,对于柴门霍夫创造世界语的理想以及世界语的优点有所了解。所以,他支持在巴黎出版的、用中文刊行的《新世纪》周刊宣传世界语,使该刊成为最早把世界语介绍到中国来的报刊之一。

  1912年,蔡元培任中华民国政府教育总长,他通令全国师范学校开设世界语选修课,并在教育部专门教育司设世界语传习所,由该部职员、早期的世界语者杨曾诰讲授,有时他还同教育部的部员一起到讲习班学习。同年,他应邀到上海世界语学会发表演说,讲述国际通用语的必要、中国采用世界语为辅助语的好处。他指出:“我国语言,与西语迥异,而此时所处地位,决不能不与世界各国交通,亦决不能不求知识于世界,不可不有一辅助语,而以世界语为最善。”又说:“外人正研究我国事状者至多而苦于学语之难,若告国人皆能为世界语,则不特世界语社会中,增多数份子,而且外人之欲来中国者,学世界语而已足,则亦足以广世界语之推行,而为吾人所应尽之义务也。”可见,蔡元培对世界语的推广热情极高。1916年12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很快就决定从1917年开始在北大增设世界语课,聘请孙国璋(1886-1965)为讲师。1921年,北大将世界语列为必修课。同年,在广州举行的第七届全国教育联合会上,蔡元培又提出议案,请求全国学校和教育行政机关,促进和实施1912年教育部下达的把世界语加入师范学校课程的命令,并将世界语推广到小学校中去,获得通过。1921年8月,蔡元培还代表中国政府出席了檀香山太平洋教育会议,并为会议起草两项提案,交付讨论。其中之一是建议“与会诸国于小学校中十岁以上的学生,均教授世界语,并用此语翻译各国书籍”。为了加强北京大学世界语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发起成立了世界语研究会,并亲任会长。

  1922年12月15日,北京大学举行世界语联合大会,到会者有两千多人,蔡元培先生亲临大会并讲话。他阐述了国际语和人造公用语言的必要性,赞扬了世界语的简明、科学,并强调在中国普及世界语的重要意义。为了造就一批世界语的专门人才和师资,蔡元培同李石曾等人于1923年创办了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坐落在北京西城区孟端胡同,招收各省教育厅及男女师范学校人员。蔡元培被推举为该校校长。鲁迅作为该校的董事之一,对学校的开办和发展非常热心。1923年6月,他亲自将一笔捐款送给该校。后来,学校聘请他开设《中国小说史略》。当时鲁迅在北大、北师大、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兼课,而且译着任务很重,时间并不宽裕。但鲁迅对学校负责人说:“论时间,我现在难于应允了,但你们是传播世界语的,我应帮忙,星期几教,我现在还不能确定。等一两天,我把时间支配一下,再通知你们。”

  第二天,鲁迅就把通知送到学校,并同意每周去上两节课,直到1925年这所学校停办为止。

  世界语专门学校有近二百名学生,选修鲁迅课的,先是四十多人,在小教室讲;但一两个星期后,听课的人越来越多,只好改在大教室里讲。当时世界语专门学校的经费十分困难。起初,每月付给鲁迅10到15元的“车马费”,后来学校经济拮据,连这点儿“车马费”也发不出了。学校负责教务的陈空三最后一次给他送“车马费”时,鲁迅说:“学校经费困难,我是晓得的,所以这钱我不收,你还是带回去。我觉得,一个世界语学者,在目前环境下,应尽自己力量贡献到世界语,然后世界语才能传播出去。……我是支持这个运动的,因为我赞成她。”从1923年9月到1925年3月,除收55元“车马费”

  (鲁迅日记写作“薪水”)外,鲁迅一直是义务授课。

  早在上世纪初,世界语刚刚传入中国时,鲁迅就发表文章,支持世界语。

  他写道:我是赞成世界语的,要问赞成的理由,便只是依我看来,人类将来总当有一种共同的言语,所以赞成世界语。至于将来通用的是否世界语,却无从断定。大约或者便从世界语改良,更加圆满;或者别有一种更好的出现;都未可知。但现在既是只有世界语,便只能先学这世界语,现在不过草创时代,正如未有汽船,便只好先坐独木小舟;倘使因为预料将来当有汽船,便不造独木小舟,或不坐独木小舟,那便连汽船也不会发明,人类也不能渡水了。

  鲁迅关怀世界语翻译工作。他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任教期间,勉励学员多翻译一些世界语的文学着作。他曾支持胡愈之、周作人、王鲁彦、孙用等人翻译世界语文学作品,并在自己创办的刊物上,为世界语译作提供发表园地。

  《世界》杂志于1936年8月写信给鲁迅,征询他对世界语的意见,当时鲁迅虽已重病在身,但仍勉强支撑,于8月15日复信《世界》杂志社,说:

  我自己确信,我是赞成世界语的,赞成的时候也早得很,怕有二十年了吧。但理由却很简单,现在回想起来:一是因为可以由此联合世界上的一切人——尤其是被压迫的人们;二是为了自己的本行,以为它可以互相绍介文学;三是因为见了几个世界语家都超乎口是心非的利己主义者之上。后来没有深想下去,所以现在的意见也不过这一点,我是常常如此的:我说这好,但说不出一大篇它所以好的道理来。然而虽然如此,它究竟会证明我的判断并不错。

  鲁迅逝世后,中国世界语者为翻译出版他的着作做了很多的努力。1937年冯文洛将《孔乙己》译成世界语,发表在匈牙利出版的《文学世界》上;1939年世界语版的《鲁迅小说选》出版;1949年以后,鲁迅的《野草》、《朝花夕拾》和《鲁迅小说集》等被翻译成世界语。

  留学生

  1923年1月5日,鲁迅、蔡元培、许寿裳与日本友人聚餐并合影。鲁迅日记记载:“晚访季巿。永持德一君招饮于陶园,赴之,同席共九人,至十时归。”席间鲁迅为永持德一书《诗经》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日本学生竹田复来北京大学留学,永持德一设宴招待,含有将竹田介绍给蔡元培、鲁迅和许寿裳,请求关照的意思。鲁迅曾在日本留学,受到日本老师的关怀和照顾,现在他以关怀之心报答日本留学生。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不断有日本留学生和记者到他的家中或教育部他的办公室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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