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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北京时期(5)

书籍名:《鲁迅像传》    作者:黄乔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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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孙伏园,《京报》记者王小隐。

  鲁迅一行乘车由陇海路到陕州(当时陇海路只通至陕州),在这里登舟沿黄河向陕西,夜泊灵宝,向西可乘骡车到潼关再换汽车到西安,也可由水路乘船至潼关。鲁迅一行选择了水路。他们在船上遇大雨,船身摇荡,榜人裸体入水,与逆风相搏,两个小时才得以脱险。

  7月20日,在西北大学礼堂举行了开学式。据当地报纸报道:“是日到者有陕西省长代表郭涵、督军代表范滋泽,教育厅长马凌甫、实业厅长刘宝濂、警察厅长马浩、西北大学校长傅铜以及其他军政界要人、讲师、职员、听讲员约二百人,上午十时开会,于未开会以前,先在后院合摄一影始入场……西大校长傅铜介绍各讲师之略历,并谓暑期学校在陕省是第一次开办……此次所聘讲师,均国内外学术专家、各大学教授,今冒暑跋涉而来,为吾陕灌输新的知识,我们应同申谢云云。……继由省长代表郭涵致词,略谓陕西僻处西北,一切事业,常落人后;此次暑期开办,请讲师对于吾陕军事、政治、教育、实业、交通,必有极大贡献也云云……次由教长马凌甫致词,略谓陕西因交通不便,以致文化闭塞;今夏西大与本厅商办暑期学校,聘请国内外学者为讲师,因仅在省城讲演,不能普及,外赴外县,又为事实上所不许,故召集各县人士来省听讲,须知此次即普及全省文化之先声,望勿忽略焉云云……由王桐龄代表讲师全体致答词……”

  此次鲁迅外出讲学,是对因为兄弟失和带来的悲哀和苦闷的排解,也得以实地考察古代中国的文物遗迹。他游碑林,看孔庙,观赏荐福寺及大小雁塔,还观赏了曲江灞桥和昭陵石刻,并在市场购得石刻拓片和古董多种。他在《看镜有感》一文中说:“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驼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参观孔庙的所见所闻,为他撰写《说胡须》一文提供了素材。

  鲁迅在西安还从古董铺中购买了一些出土文物与碑帖。7月15日的日记载:

  午后游碑林。在博古堂买耀州出土之石刻拓片二种,为《吴〔蔡〕氏造老君象》四枚,《张僧妙碑》一枚,共泉二元。……晚……阅市,历三四古董肆,买得乐妓土寓人二枚,四元;四喜镜一枚,二元;魌头二枚,一元。7月20日买杂造像拓片四种十枚;7月29日买弩机一具,小土枭一枚;7月31日买《苍公碑》并阴二枚,大智禅师碑侧画像二枚,《卧龙寺观音像》一枚;8月1日买小土偶人二枚,磁鸠二枚,磁猿首一枚,彩画鱼龙陶瓶一枚,买弩机大者二具,小者二具。这弩机,同行的孙伏园后来致函张辛南,解释说:“当年与鲁迅先生到西安街上所买音同‘卤鸡’之物,乃是‘弩机’。此为一种黄铜器,看去机械性十足,鲁迅先生爱其有近代军器之风,故颇收藏了好几具(自北京古董铺购得),形似今日之手枪,铜绿斑斑,极饶古味。惟用法则始终未明。据鲁迅先生云:当时必有若干皮带与铜连系,今已腐朽,无可辨认,即‘弩机’之名亦为鉴赏家所定云。”后来,鲁迅创作《故事新编》

  中的《奔月》时,就安排羿的堂屋墙壁上挂着“弩机”。

  此次赴陕讲学,鲁迅还有为撰写长篇历史小说《杨贵妃》做准备的意图。

  许寿裳回忆说:“他的写法,曾经对我说过,系起于明皇被刺的一刹那间,从此倒回上去,把他的生平一幕一幕似的映出来。他看穿明皇和贵妃两人间的爱情早就衰歇了,不然何以会有‘七月七日长生殿’,两人密誓愿世世为夫妇的情形呢?在爱情浓烈的时候,哪里会想到来世呢?他的知人论世,总是比别人深刻一层。”郁达夫也说:“鲁迅想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事情来做一篇小说。他的意思是:以玄宗之明,哪里看不破安禄山和她的关系?所以七月七日长生殿上,玄宗只以来生为约,实在心里有点厌了,仿佛是在说:‘我和你今生的爱情是已经完了!’到了马嵬坡下,军士们虽说要杀她,玄宗若对她还有爱情,哪里会不能保全她的生命呢?所以这时候,也许是玄宗授意军士们的。后来到了玄宗老日,重想起当日行乐的情形,心里才后悔起来了,所以梧桐秋雨,生出一场大大的神经病来。一位道士就用了催眠术来替他医病,终于使他和贵妃相见,便是小说的收场。”而据孙伏园回忆,鲁迅还曾想把《杨贵妃》写成剧本:“原计划是三幕,每幕都用一个词牌为名,我还记得它的第三幕是‘雨淋铃’。而且据作者的解说,长生殿是为救济情爱逐渐稀淡而不得不有的一个场面。L先生的这一个腹案,实在是妙不可言的设想,若做出来,我相信一定可以为我们的小说界辟一生面,……”但是,鲁迅后来并未实现这个计划。他说:“今年夏天游了一回长安,一个多月之后,胡里胡涂的回来了。知道的朋友便问我:‘你以为那边怎样?’我这才栗然地回想长安,记得看见很多的白杨,很大的石榴树,道中喝了不少的黄河水。然而这些又有什么可谈呢?我于是说:‘没有什么怎样。’”后来,鲁迅在给友人的信中又说:“五六年前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原来还是凭书本来摹想的好。”

  《蒋廷黻回忆录》里,有一节写到鲁迅在西安的活动:

  演讲人中有鲁迅(周树人),他后来成为名小说家,“支持”

  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我还闻不出他有什么共产味道。他曾出版过一本《中国小说史略》。书中铺陈的全是旧说,很少有新义,据我所知,他在西安所讲的仍为他那本书中的旧套。他有点瘸,走起路来慢吞吞的。他和我们相处不仅很客气,甚至可以说有点胆怯。

  有一天我和他看到一群孩子们在一起玩一门青铜造的玩具炮。他告诉我,如果把一个小石子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可以弹出二十码远,像弹弓一样。他说那门玩具炮可能是唐代设计的,但他买时价钱很低,所以他不相信是唐代的东西。我问他为什么不相信?他说:“如果我一定说是唐代的古物,别人就一定说它不是。如果我一开始说它可能不是,就不会引起争论了。”在鉴定古物方面,他倒是个不与人争的人。别人绝不会料到他居然是一个文学与政治纷争中的重要人物。

  学潮

  1926年1月13日上午,鲁迅参加女师大师生欢迎易寅村校长大会,会后合影。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前任校长是鲁迅的好友许寿裳。1923年7月,鲁迅收到这样一通聘书: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敬请周树人先生于十二年九月起至十三年六月止,担任本校国文学系小说史科兼任教员,每周一小时,月薪拾叁元伍角,按本校兼任教员例致送,此订。

  校长许寿裳

  中华民国十二年七月日

  许寿裳离职后,杨荫榆继任校长。这位女校长治校比较严格乃至刻板,渐渐地与学生产生了矛盾。学生称她推行的是奴化教育,因此发动所谓的“驱杨运动”。杨荫榆处分学生,引发更大不满。鲁迅曾寄还女师大聘书,但因学生热切挽留,辞职未果。后来杨荫榆下令开除六名学生,教育总长章士钊支持学校当局,宣布解散学校。一些支持学生的教员起而反对,组成校务维持会。鲁迅为该委员会委员,曾与沈尹默、钱玄同、周作人等教授联名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称:

  溯本校不安之状,盖已半载有余,时有隐显,以至现在,其间亦未见学校当局有所反省,竭诚处理,使之消弭,迨五月七日校内讲演时,学生劝校长杨荫榆先生退席后,杨先生乃于饭馆召集教员若干燕饮,继即以评议部名义,将学生自治会职员六人(文预科四人理预科一人国文系一人)揭示开除,由是全校哗然,有坚拒杨先生长校之事变,而杨先生亦遂遍送感言,又驰书学生家属,其文甚繁,第观其已经公表者,则大概谆谆以品学二字立言,使不谙此事始末者见之,一若此次风潮,为校长整饬风纪之所致,然品性学业,皆有可征,六人学业,俱非不良,至于品性一端,平素尤绝无惩戒记过之迹,以此与开除并论,而又若离若合,殊有混淆黑白之嫌,况六人俱为自治会职员,倘非长才,众人何由公举,不满于校长者,倘非公意,则开除之后,全校何至哗然?所罚果当其罪,则本系之两主任何至事前并不与闻,继遂相率引退,可知公论尚在人心,曲直早经显见,偏私谬戾之举,究非空言曲说所能掩饰也,同人忝为教员,因知大概,义难默尔,敢布区区,惟关心教育者察焉。

  被开除的学生之一许广平在她所保存的这一宣言的铅印件旁写有附注:

  “鲁迅拟稿,针对杨荫榆的《感言》仗义执言,并邀请马裕藻先生转请其他先生联名的宣言。”学校被解散后,鲁迅仍坚持到宗帽胡同临时校舍授课。

  鲁迅与章士钊、杨荫榆及“现代评论派”的文人学士们打起了笔战。鲁迅讽刺章士钊古文不高明,例如,将出自庄子的成语典故“每下愈况”错成“每况愈下”——然而,现在以讹传讹,章士钊式的错误竟然约定俗成地变成“正确”。当时鲁迅和章士钊论争的许多笔墨也算白费了。

  鲁迅身为教育部佥事,却公然站在学生一方,与学校当局作对,显系违抗教育部的命令,让教育总长章士钊十分恼火。章士钊于8月12日,呈请执政段祺瑞将鲁迅免职。13日,段祺瑞明令照准。14日,免职令正式发表。

  15日,《京报》刊出一篇报道《周树人免职之里面》,说:“自女师大风潮发生,周颇为学生出力,章士钊甚为不满,故用迅雷不及掩耳手段,秘密呈请执政准予免职。”据徐森玉回忆,当时教育部中,“虽然也有一小撮拍马的人和反动家伙,为当局辩护,但很大部分的人是拥护鲁迅的。我们和鲁迅并不同属一司,但也参加了反对当局非法免去鲁迅职务一事的活动,鲁迅所属社会教育司的司长高步瀛先生亦加入了这一斗争。我们都提出了辞职来抗议当局的无理举动,这说明了,即使在当时的教育部内,鲁迅也不是孤立的,他之所以能获得同事的拥护,主要由于他们代表的是真理。”8月25日,许寿裳(时任教育部常任编译员)、齐宗颐(教育部视学)在《京报》发表《反章士钊宣言》,谴责章“秘密行事,如纵横家,群情骇然,以为妖异”,表示“今则道揆沦丧,政令倒行,虽在部中,义难合作。自此章士钊一日不去,即一日不到部,以明素心而彰公道”。

  同时,鲁迅到平政院提起诉讼,控告章士钊非法将其撤职。在章士钊辞职后,平政院裁决鲁迅胜诉复职。

  杨荫榆离任后,易培基正式到女师大任校长职。这天,女师大全体师生及女师大教育维持会、国立各校校长、各校学生会代表共五百余人举行欢迎会。许寿裳主持大会,鲁迅代表校务维持会致欢迎词。据1926年1月18日《女师大周刊》第118期上刊登的《校务维持会代表周豫才先生致欢迎词》的报道,鲁迅回顾了女师大风潮的历程,阐明了这一斗争胜利的意义,说:“欢迎校长,原是极平常的事,但是,以校务维持会欢迎校长,却是不常有的。回忆本校被非法解散以来,在外有教育维持会,在内,有校务维持会,共同维持者,计有半年。其间仍然开学、上课,以至恢复校址。本会一面维持,一面也无时不忘记恢复,并且希望有新校长到校,得以将这重大责任交出。现在,政府居然明令恢复……这才将向来的希望完全达到,同人认为自己的责任已尽,将来的希望也已经有所归属,这是非常之欢喜的。从此本会就告了一个结束,自行解散。但是这解散,和去年本校的解散很不同,乃是本校更进于光明的路的开始……这希望的达到,也几乎是到现在为止中国别处所没有希望达到的创举,所以今天的盛会,实在不是单用平常的欢迎的意思所能表现的。”

  易培基(1880-1937),字寅村,号鹿山,湖南善化人。曾任教育总长。

  后任上海劳动大学校长。鲁迅定居上海后,劳动大学曾邀请鲁迅去演讲、任课。

  此时,鲁迅已与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学生许广平确定了恋爱关系。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南下就任厦门大学国文系教授兼国学院研究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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