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厦门、广州时期(3)
他就钞写了司马相如《大人赋》中从“时若暧暧将混浊兮”到“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的一段，又写了“将去厦门行箧束缚俱讫案头遂无一卷书翻废纸偶得司马相如大人赋数十字录应斐君矛尘两君钧命——鲁迅”四十余字，并且盖了“鲁迅”的名章，于行前亲自送到我家交给我们。还笑着向我们说：“不要因为我写的字不怎么好看就说字不好，因为我看过许多碑帖，写出来的字没有什么毛病。”我们答说：“不难看，不难看。”尽管鲁迅先生不自许为书法家，亦无心作书家，所遗手迹确都不难看。笔致绢秀，不媚不俗…………
自我获得这一张照相，这一幅册页，曾经由南而北，又由北而南的播迁，以及北京被日寇侵占，我都一直珍藏着保存下来了。这张照相，于一九四九年十月间，北京图书馆举办“鲁迅先生作品展览会”时借去在展览时丢失，七年后的一个夏天又自动寄回来。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并见一九七七年由北京鲁迅博物馆编辑、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照片集中。这幅册页的遭遇也有些类似，还有一张海婴生后百日，由“鲁迅代记”从上海寄赠斐君的照相与手迹，都在一九六八年春间散失，于过了十年后，一九七七年夏秋间查得下落，十月间由北京鲁迅博物馆派人到山东取回。两件文物居然都“失而复得”。
厦岛留别
鲁迅要离开厦大的消息传开，学校师生开展了一场挽留鲁迅的运动，甚至发展到要闹学潮的地步。但既然鲁迅去意已决，送别会、饯行宴、合影留念，自然都是少不了的。
学生会曾派代表挽留鲁迅，没有成功。1月4日下午，学生会召开全体学生送别鲁迅大会，鲁迅作了演讲。学生会献给鲁迅的“送鲁迅先生大会致语”说：
猗嗟先生，明哲大成。并作稗官，久着微声。四海共钦，如玉如冰。惠然来斯，天动地惊。不倦不厌，化我顽冥。普陀生色，校运乍亨。方期附骥，自兹可能。奈何半载，飘然南征。攀辕弥切，去志弥坚。岂伊南海，何止仙霰。蕞尔鹭门，未足重轻。先生乃言，是未必然。吾身虽远，吾心岂捐。知存海内，天涯若邻。再来有期，第视天缘。镇国可赎，圆岗足登。华林虽好，素馨虽妍。越鸟巢南，胡马北倾。循循嘉训，敢不恭呈。时节不居，何日欢迎。厦大全体学生鞠躬。
全体学生送别大会合影后，学生会总委员轮值主席罗扬才又领着部分学生，邀请鲁迅到厦大群贤楼后面合影，题为“厦岛留别鲁迅先生”。鲁迅坐在第一排的中央。照片上的学生大部分是当时“泱泱社”和“鼓浪社”两个文学社的成员。
鲁迅在厦门大学开设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每周4节课。本来文科的教室，一般只有十来个必修的学生听课，场面比较冷清。但每逢鲁迅上课，教室里就坐满了人，后到的学生只能凭窗倚墙站着听讲。因为听课的人远远超出预计的数目，讲义不够，拿不到讲义的人，上课便记笔记，下课赶紧借讲义抄录。人们议论说：“文科今年有生气了。”据当时的学生回忆：“鲁迅讲学，并不像一般‘名教授’那样，只干巴巴地一句一句地读讲义，枯燥无味地下定义。他的讲话也和他的作品那样地丰富多彩。他讲到某时代的代表作家及其作品的时候，善于引证适当的、丰富的资料来详尽地加以分析，雄辩地加以批判，说明什么应当吸取，什么应当摒弃。听他讲学，好像小学生听老师讲有趣的故事那样，唯恐时间过得太快！”鲁迅的课之所以特别吸引听众，是因为他态度认真，思想新颖，史料翔实，分析透辟。两节中国文学史课程需要编写新讲义，当时厦大这方面的图书资料严重不足，为了编好讲义，鲁迅自己设法到外地买，向友人借。这本中国文学史讲义，从文字的起源讲到汉代的司马迁，先在厦门大学，后又在中山大学使用，鲁迅生前没有出版过，最早收入1938年版《鲁迅全集》第10卷，定名《汉文学史纲要》。鲁迅本打算写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并作了长期的资料搜集工作，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全部完成。
鲁迅在厦门期间写下了大量作品，如五篇《旧事重提》、两篇《故事新编》、《华盖集续编的续编》、《汉文学史纲要》，还有《华盖集续集》的《小引》、《坟》的《题记》及《后记》、《（争自由的波浪）小引》、《（绛洞花主）小引》、《（走到出版界）的“战略”》、《新的世故》等，共17万多字，其中尤以《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两篇文章最脍炙人口。此外，他还完成了好几部书的编辑、校订工作。
厦大浙江同乡会也开会欢送鲁迅。同乡会中有位学生名叫盛配，1926年夏毕业于杭州安定中学。正当他准备报考高等学校时，鲁迅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任教的消息传开了，于是，他报考了厦门大学。当时，从北京大学、青岛大学和南京的金陵大学、上海的南洋大学、河南的中州大学等校，都有人转学到厦大。仅从浙江去投考的就有三四十人。
盛配第一次见到鲁迅是在学校的邮务代办所。那天，他在代办所门前见到矮矮的穿黄色制服的孙伏园和一位比孙伏园身材略高的人正站在那里看信。当时的信箱是一个一个的格子，学生五六人合一格，教师则每人占一格。
盛配在找自己信格时，听到一句带着浙江口音的“普通话”：“怎么，没有周树人的信吗？”眼前这位穿着朴素的人正是国学院教授鲁迅。
1月7日，浙江同乡会举办的欢送鲁迅会在大礼堂举行。在开会致词的时候，坐在鲁迅旁边的盛配调皮地问鲁迅：“周先生，我很想问问你，为什么人家要一天到晚地叫你鲁迅呢？”鲁迅指着盛配亲切地答道：“你这个人啊，鲁迅是笔名，用得很多，很久了，人家就叫鲁迅，我自己也叫鲁迅，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啊！”说着便笑了，大家也都笑了。欢送会结束，同乡会的职员邀请鲁迅先生到礼堂东北部的空地上拍照留念。
本地报纸曾登载一篇《鲁迅访问记》，说鲁迅“没有一点架子，也没有一点派头，也没有一点客气，衣服也随便，铺盖也随便，说话也不装腔作势”。
鲁迅的形象跟一般的西装革履、衣冠楚楚的教授和学者很不同，不免遭受一些势利的厦门人的冷遇和白眼。
有这么一个传说：厦门大学给教职员发薪水，是由总务处开支票到市区的集通银行去领取。鲁迅第一次去领薪水，来到柜台前，将400大洋支票递过去时，柜台里的人接过支票，见他模样寒酸，却手持如此高额的现金支票，心生疑窦，便提高嗓门打起官腔问：“这张现金支票是你自己的吗？”鲁迅懒得回答他，就吸了一口烟。银行职员又问：“你这人是干什么差事的？”
鲁迅两只眼望着前方，仍不作答，又吸了一口烟。银行职员又问：“你每月有这么高的薪水吗？”鲁迅仍未回答，望着银行职员，又狠狠地吸了一口烟。
最后，这张国币400大洋薪水的现金支票，还是在鲁迅连吸三口烟的沉默中一分不少地兑现了。关于领薪水，还有一种传说的版本：鲁迅到银行，说明自己的身份是厦门大学教授，遭到质疑，银行里的工作人员请鲁迅“先坐坐”，跑去打电话向厦门大学核实。而鲁迅日记的记录则是：1927年1月11日：
“午后往厦门市中国银行取款，因签名大纠葛，由商务印书馆作保始解。”
名人的小事能被传说成大事，名人的坏事也能被演绎成好事，反之亦然。
鲁迅不是一般的教授，他是文人，而且是很有名的文人。但名人并不好做。
刚到厦大一个多月，他就向许广平报告说：“我在这里又有一事不自由，学生个个认得我了，记者之类亦有来访，或者希望我提倡白话，和旧社会闹一通；或者希望我编周刊，鼓吹本地新文艺；而玉堂他们又要我在《国学季刊》
上做些‘之乎者也’，还有到学生周会去演说，我真没有这三头六臂。”
他不愿应酬，但有时推脱不掉。有一次，他应邀参加南普陀寺及闽南佛学院公宴太虚和尚的晚餐，同座三十余人。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写道：“我决计不去，而本校的职员硬要我去，说否则他们将以为本校看不起他们。个人的行动，会涉及全校，真是窘极了，我只得去。……入席，他们要我与太虚并排上坐，我终于推掉，将一位哲学教员供上完事。太虚倒并不专讲佛事，常论世俗事情，而作陪之教员们，偏好问他佛法，什么‘唯识’呀，‘涅盘’
哪，真是其愚不可及，此所以只配作陪也欤。”
当时厦大的学生中，有些人热衷政治运动。共产党人罗扬才是厦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同时加入国民党，担任厦大国民党区分部书记。鲁迅对他们的观察是：“本校学生中，民党不过三十左右，其中不少是新加入者，昨夜开会，我觉得他们都没有历练，不深沉，连设法取得学生会以供我用的事情都不知道，真是奈何奈何。开一回会，空嚷一通，徒令当局者因此注意，那夜反民党的职员就在门外窃听。”
对政党政治，鲁迅虽然关心，但此时却只是一个在旁观者。
多面
林语堂说鲁迅是“战士”，现在这位战士到了“革命的策源地”广州。
他应该现战士身，叱咤风云，勇往直前吧？当时国共第一次合作，广州被称为“革命大后方”。鲁迅当然想有所作为，他说：“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至多无非不能回北京去，并不在意。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
但这想法落空了。
1927年1月25日，鲁迅在中山大学学生会为他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声明：“我不是什么‘战士’、‘革命家’。倘若是的，就应该在北京、厦门奋斗；但我躲到‘革命后方’的广州来了，这就是并非‘战士’的证据。”
谈到对广州的看法，他指出，“广州地方实在太沉寂了”，他号召青年们“有声音的，应该喊出来了。因为现在已再不是退让的时代，因为说话总比睡觉好。有新思想的喊出来，有旧思想的也喊出来，可以表示他自己（旧思想）之快将灭亡。顶怕是沉静不做声，以致新其衣裳，旧其体肤。只要你喊，如果你有声音，喊得不好听，创作得幼稚，这决不是可羞的事情，你看孩子们是不以自己的幼稚为可耻的”。
在中山大学开学典礼上的演说，讲的是那时流行的套话。因为是中山大学，歌颂一番革命的先行者是题中应有之义：“中山先生一生致力革命，宣传，运动，失败了又起来，失败了又起来，这就是他的讲义。他用这样的讲义教给学生，后来大家发表的成绩，即是现在的中华民国。中山先生给后人的遗嘱上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中山大学就是‘努力’
的一部分。”鲁迅希望中大青年“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要把不革命反革命的脾气去掉”。中国“地方上的一切还是旧的，人们的思想还是旧的”，因此，青年要敢于向“一切旧制度，宗法社会的旧习惯，封建社会的旧思想”猛烈开火，做中山先生事业的继承者。
鲁迅在广州虽然时间很短，但在革命大本营复杂环境中的遭遇使他观念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的所做所为，就像在广州一次照相一样，显示了性格的“多面”。
在他看来，革命的大本营并不怎么革命，仍然以旧的东西居多。他写道：
我于广州无爱憎，因而也就无欣戚，无褒贬。我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放逐了，不过剩下些索漠。我觉得广州究竟是中国的一部分，虽然奇异的花果，特别的语言，可以淆乱游子的耳目，但实际是和我所走过的别处都差不多的。倘说中国是一幅画出的不类人间的图，则各省的图样实无不同，差异的只在所用的颜色。黄河以北的几省，是黄色和灰色画的，江浙是淡墨和淡绿，厦门是淡红和灰色，广州是深绿和深红。我那时觉得似乎其实未曾游行，所以也没有特别的骂詈之辞，要专一倾注在素馨和香蕉上。——但这也许是后来的回忆的感觉，那时其实是还没有如此分明的。
鲁迅接触了当时在政治舞台上很活跃的共产党人，因为那时国共合作，这种接触并无危险。他到黄埔军校演讲，就由共产党人陪同。1927年春，由中山大学学生、共产党员毕磊陪同，他会晤了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独秀之子陈延年。他们究竟谈了什么，因为陈延年、毕磊不久后相继被杀，现已无从得知。据徐文雅回忆，“有一回鲁迅和我谈起党的事情，问陈延年是否负责广东党的工作，还说陈延年是他的‘老仁侄’，人很聪明。这件事我向陈延年谈了，陈延年也说鲁迅是他的父执。不久，鲁迅向毕磊表示希望与陈延年见面，陈延年听到毕磊的反映，立即同意了，后来鲁迅和陈延年就作了一次秘密会见。这事是由毕磊和陈延年的秘书任旭（此人后是托派，改名任曙）安排的，所以他们在什么地方（不知是在区委机关还是在陆园茶室）见的面，谈了些什么，我都不清楚。”“大约在二七年三月间，陈延年去武汉，让我留下来。他走前把我和毕磊找去，指示如何继续作鲁迅的工作，并总结了前一段做鲁迅工作的经验。他已经改变了过去认为鲁迅是‘自由人’
的看法，谈到他和鲁迅见面的情况，认为鲁迅思想发展得很好，已经是我们的人了。”
这个回忆是基本可靠的。当时共产党的刊物《少年先锋》旬刊第二卷第十五期发表《第三样世界的创造——我们所应当欢迎的鲁迅》，署名“一声”，文章指出：“我们觉得鲁迅之所以值得我们青年人的欢迎，是他在‘思想革命’这项工作上的努力。我们应该站在革命的观点上来观察一切，批评一切，因为不如此便一切的观察批评都没有意思。对于鲁迅也应该如此。”
文章认为鲁迅的杂文“所攻击的对象都是所谓礼教，所谓国粹，精神文明，东方文化等等一类的封建思想，除了以推翻整个旧制度为专业的共产主义者而外，在中国的思想界中，像鲁迅一般的坚决彻底反抗封建文化的理论，是很少的”。“鲁迅始终是向前的，他和我们一样，是二十世纪时代的人。
他不但在卢骚、孟德斯鸠之后，并且在马克思、列宁之后，不但在法国革命之后，并且在俄国革命之后。在这个新时代的巨潮中，他自然是受着震荡的。所以他不但在消极方面反对旧时代，同时在积极方面希望着一个新时代。”文中号召革命青年正确地认识鲁迅，以最大的决心和勇气，去“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
鲁迅在接触各种政治势力，或者说各种政治势力在接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