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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厦门、广州时期(4)

书籍名:《鲁迅像传》    作者:黄乔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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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是鲁迅的本业。他在中山大学担任的是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行政事务比在厦门大学时多。鲁迅写道:“在钟楼上的第二月,即戴了‘教务主任’

  的纸冠的时候,是忙碌的时期。学校大事,盖无过于补考与开课也,与别的一切学校同。于是点头开会,排时间表,发通知书,秘藏题目,分配卷子,……于是又开会,讨论,计分,发榜。”看他主持召开的历次教务会议的记录,就知道他的忙碌程度了。然而学校并非单纯、洁净的地方,中山大学的斗争并不比厦门大学少。鲁迅没有感到顺心、惬意。他在给章廷谦的信中说:“里面的情形,非常曲折,真是一言难尽……。”又说:“我在这里,被抬得太高,苦极。作文演说的债,欠了许多。”

  在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恋爱也是压抑不住的。于是就有了“革命加恋爱”的生活方式,也同样滋生了描写“革命加恋爱”的文学作品。然而,爱情和政治有矛盾,常常不能兼得,因此生出诸多苦恼。鲁迅曾写到了一位革命领导者对文学青年的评价:

  “你知道有一个叫爱而的么?他写了一封长信给我,我没有看完。其实,这种文学家的样子,写长信,就是反革命的!”有一天,K委员对柏生说。

  又有一天,柏生又告诉了爱而,爱而跳起来道:“怎么?……怎么说我是反革命的呢?!”

  这长信自然不是情书,但却也能成为革命事业的妨碍。那么,在革命时代,情书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鲁迅虽然没有从事革命工作,但从他的演讲内容看,是倾向革命的。然而,他当时却在恋爱,能体会到革命和恋爱的矛盾。

  他的恋情——师生恋——那时还没有完全公开,但社会上已经有了很多传言。在北京,他以前曾经提携的文学青年高长虹等人以此攻击他。

  1926年11月21日,“狂飙社”作家高长虹在上海《狂飙》周刊发表了情诗《给──》第28首:我在天涯行走,月儿向我点首,我是白日的儿子,月儿啊,请你住口。我在天涯行走,夜作了我的门徒,月儿我交给他了,我交给夜去消受。夜是阴冷黑暗,月儿逃出在白天,只剩着今日的形骸,失却了当年的风光。我在天涯行走,太阳是我的朋友,月儿我交给他了,带她向夜归去。夜是阴冷黑暗,他嫉妒那太阳,太阳丢开他走了,从此再未相见。我在天涯行走,月儿向我点首,我是白日的儿子,月儿啊,请你住口。

  有人说,高长虹是自比太阳,把许广平比做月亮,“月儿我交给他了”,指的是他把许广平让给了鲁迅。高长虹在1926年11月9日所写的《时代的命运》一文里说:“我对于鲁迅先生曾献过最大的让步,不只是思想上,而是在生活上,这倒是我最大的遗憾呢!”鲁迅在同年12月29日致信韦素园,说:“至于关于《给──》的传说,我先前倒没有料想到。《狂飙》也没有细看,今天才将那诗看了一回。我想原因不外三种:一,是别人神经过敏的推测,因为长虹的痛哭流涕的做《给──》的诗,似乎已很久了;二,是《狂飙》社中人故意附会宣传,作为攻击我的别一法;三,是他真疑心我破坏了他的梦,──其实我并没有注意到他做什么梦,何况破坏──因为景宋(许广平——引者)在京时,确是常来我寓,并替我校对,抄写过不少稿子。这回又同车离京,到沪后,她回故乡,我来厦门,而长虹遂以为我带她到了厦门了。倘这推测是真的,则长虹大约在京时,对她有过各种计画,而不成功,因疑我从中作梗。其实是我虽然也许是‘黑夜’,但并没有吞没这‘月儿’。”

  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北京似乎也有流言,和在上海所闻者相似,且云长虹之拼命攻击我,乃为此。”“用这样的手段,想来征服我,是不行的。

  我先前的不甚竞争,乃是退让,何尝是无力战斗。现既逼迫不完,我就偏又出来做些事,而且偏在广州,住得更近点,看他们躲在黑暗里的诸公,其奈我何?然而这也许是适逢其会的借口,其实是即使并无他们的闲话,我也还是要到广州的。”他1927年1月11日给许广平的信中还有这样的话:“我这才明白长虹原来在害‘单相思病’,以及川流不息到我这里来的原因,他并不是为《莽原》,却在等月亮。”

  鲁迅的小说《奔月》就是讽刺高长虹的。小说中的逢蒙忘恩负义,想“射死”羿,取而代之。但他的箭法却不高明,没有学到羿的绝技,也没有看出老师是在装死。羿吐出他射来的箭,笑道:“难道连我的‘啮镞法’都不知道么?这怎么行。你闹这些小玩意儿是不行的,偷去的拳头打不死本人,要自己练练才好。”还说,“你真是白来了一百多回。”暗讽高长虹曾对外宣扬他到鲁迅家里一百多回。

  1927年9月10日,鲁迅写完《唐宋传奇集》序例——此时已经决定与许广平一起离开广州去上海——顺笔加上这样几句话:“鲁迅校毕题记。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爱人就在身边,而远方那背叛的弟子——或曰情敌——的箭,无能伤及他。

  同许广平会合,自然是鲁迅最大的快乐。他聘请许广平担任自己的助教和翻译,去香港演讲时就由许广平陪同。让他欣慰的是,他终于有能力把许寿裳招到中山大学来,算是对老朋友的报答。许寿裳回忆那时两人相聚的兴奋道:“我航海既到广州,便在逆旅中,遣使送信去通知鲁迅。使者回,说人不在家。到了第二天的下午,景宋见访,始知鲁迅才从香港讲演回来,因足受伤,不良于行,教她来接我至校同住。那时候,他住在中山大学的最中央而最高最大的一间屋——通称‘大钟楼’,相见忻然。书桌和床铺,我的和他的占了屋内对角线的两端,这晚上,他邀我到东堤去晚酌,肴馔很上等、甘洁。次日又到另一处去小酌,我要付帐,他坚持不可,说先由他付过十次再说。从此,每日吃馆子,看电影,星期日则远足旅行,如是者十余日,豪兴才稍疲。”

  鲁迅宴请从厦门大学转来的学生,许寿裳、许广平等作陪。这些学生毅然跟随他转学,堪称忠实信徒,让他感动。

  开书店是鲁迅在广州时期的一个副业。据许广平回忆,“最先找到了几间屋,在芳草街四十四号楼上”。不久,“书籍陆续的寄到了”,“书籍多是北新书局的,但这里又不是书局,倒是人家,那么,叫做‘北新书屋’吧。

  从此这北新书屋,就于三月二十五日在芳草街出现”。书店由许广平的妹妹许月平照看,主要销售鲁迅和朋友们自己印行的书籍。

  1927年1月26日,鲁迅写信给韦素园说:“旧历年一过,北新拟在学校附近设一售书处,我想;未名社书亦可在此出售,所以望即寄《坟》五十本,别的书各二十本,《莽原》合本五六部,二卷一号以下各十本来。”鲁迅对自己着作在南方的畅销颇为自豪,写信对友人说:“我所做的东西,买者甚多,前几天至涨到照定价加五成,近已卖断。而无书,遂有真笔板之《呐喊》

  出现,千本以一星期卖完。《坟》如出版,可寄百本来。”鲁迅在组织货源方面颇费心思,4月9日致信李霁野说:“前回寄来的书籍,《象牙之塔》、《坟》、《关于鲁迅》三种,俱已卖完,望即续寄。《莽原》合本也卖完,要者商多,可即寄二十本来,此事似前信也说过。这里的学生对于期刊,多喜欢卖[买]合本,因为零本忽到忽不到,不容易卖[买]全。合本第二册,似可即订,成后寄卅本来。《穷人》卖去十本,可再寄十本来。《往星中》

  及《外套》各卖去三本。《白茶》及《君山》如印出,望即各寄二十本来。

  《黑假面人》也如此。托罗兹基的文学批评如印成,我想可以销路较好。”

  后来,鲁迅、许广平打算离开广州,就把书屋交给共和书局,结束了代售书籍的业务。

  在广州期间还有一件事,即拒绝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提名,表现了鲁迅性格中的谦虚和倔强,也表现了他头脑的清醒。事情的原委是,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正在中国西北从事考察活动,他与西北考察团中的北大教授刘半农商定,由刘半农托台静农写信给鲁迅,打算提名鲁迅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鲁迅回信说: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学,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弟子和义子

  1927年8月19日,鲁迅与许广平、廖立峨、何春才在广州照相。一张曝光四次,显示出他的“多面”;另一张是四人合影,也曝光四次,但现在只能看到两次曝光的相片。

  何春才回忆当时照相的情形说:

  八月十九日鲁迅先生约广平、月平、立峨和我去照相留念。我和立峨吃过午饭就到白云楼去。鲁迅先生和广平、月平已穿好衣服等我们。临出发时鲁迅先生对我和月平开一玩笑,月平不好意思,脸色绯红,一转身就走开去,不肯参加照相。广平知道妹妹的脾气,劝不了的,也就不理她了。

  鲁迅先生做事小心细腻,特地到西关一条小巷子里的图明馆去照相,意在避免别人的注意,以免引起麻烦。由东堤到西关去,除乘公共汽车外,还要走一段很长的路。那天鲁迅先生穿件白长衫,黑帆布鞋,走起路来,腰板挺直,举步快而有力,勇往直前,绝不左顾右盼。到了图明馆,照相师校对镜头光圈时,一种不可拒抗的自卑感使我的心卜卜的跳,我便躲在相机后面,不参加照相。广平走前来,拖着我的手,用广州话轻声对我说:“周先生快要离开广州,不照他会不高兴。”她边说边拖,直把我拖到站好位置照相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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