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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上海时期(3)

书籍名:《鲁迅像传》    作者:黄乔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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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书店外的人行道上,设一个茶缸,免费向过往行人供应茶水。内山书店不管金额大小,无论国籍(包括中国人),读者都可以实行赊账。在日本人普遍蔑视中国人的时代,这是很让人感到亲切的。

  当时,虹口四川北路一带是上海文化界人士居住最集中的地方,内山结识了不少中国文化界进步人士,并与其中不少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鲁迅、郭沫若、田汉等人。从1927年10月首次去内山书店购书到1936年逝世止,鲁迅去内山书店五百次以上,购书上千册。

  1931年,内山完造迁入千爱里2弄3号。他四次掩护鲁迅避难;郭沫若、陶行知遭通缉,他帮助避居;周建人、许广平、夏丏尊等被捕,经他悉心营救获释。他帮助鲁迅举办三次木刻展和一次木刻讲习班;方志敏在狱中写给党中央的报告、北平东北大学地下党组织转给鲁迅的信等都由内山书店转交。

  鲁迅逝世后,内山完造发起募集“鲁迅文学奖”,被聘为日文版《大鲁迅全集》

  编辑顾问。他的着作有《活中国的姿态》、《上海漫话》、《上海夜话》等。

  1932年2月6日(旧历正月初一)因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处在战区之内,很不安全,在内山完造的协助下,鲁迅一家和周建人一家,于当天下午迁避上海三马路英租界内山书店支店。十人一室,席地而卧。鲁迅说,当时“一无所携,只自身及妇竖共三人耳”。因上海的形势严峻,鲁迅曾考虑北迁。

  1932年2月29日他写信给李秉中说:“此后仍寓上海,抑归北平,尚毫无头绪。”

  幸赖内山完造等日本朋友帮助,鲁迅才得以在上海较为安稳地住下去。

  鲁迅曾有一首打油诗《赠邬其山》:“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

  关于这首诗,许广平说:

  当时,鲁迅先生每天都到上海的内山书店去会晤内山先生欢谈。

  一天,内山先生感慨地说:“我在上海居住了二十年之久,眼看中国的军阀政客们的行动,和日本的军阀政客的行动,真是处处相同;那就是等待时机,一朝身在要职,大权在握时,便对反对他们的人们,尽其杀害之能事,可是到了局势对他们不利的时候,又象一阵风似地销声匿迹,宣告下野,而溜之大吉了。”鲁迅先生听了这番话后,颇感兴趣,在第二天便根据内山先生的谈话,写成一首诗赠给他。

  鲁迅与内山完造如此亲密,自然引起外界议论纷纷。例如苏雪林就这样说:“内山书店,乃某国浪人所开。实一侦探机关,前者道路流传,不忍听闻(见《文艺座谈》),鲁迅即不爱惜羽毛,嫌疑之际,亦当有以自处,乃始终匿迹其间,行踪诡秘,所为何事?且反帝之人而托庇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之下,其行事尤为可耻。李大钊革命革上绞台,陈独秀革命革进牢狱,鲁迅革命革入内山书店,此乃鲁迅独自发明之革命方式也。嘻!” 鲁迅在给山本初枝的信中,谈到有些文人的造谣时说:“我依旧被论敌攻击,去年以前说我拿俄国卢布,但现在又有人在杂志上写文章,说我通过内山老板之手,将秘密出卖给日本,拿了很多钱。……在中国的所谓论敌中有那么卑劣的东西存在,实在言语道断。”1934年5月15日鲁迅致杨霁云信,谈到自己被污为“汉奸”一事,说:“汉奸头衔,是早有人送过我的,大约七八年前,爱罗先珂君从中国到德国,说了些中国的黑暗,北洋军阀的黑暗。那时上海报上就有一篇文章,说是他之宣传,受之于我,而我则因为女人是日本人,所以给日本人出力云云。这些手段,千年以前,百年以前,十年以前,都是这一套。

  叭儿们何尝知道什么是民族主义,又何尝想到民族,只要一吠有骨头吃,便吠影吠声了。其实,假如我真做了汉奸,则它们的主子就要来握手,它们还敢开口吗?”

  鲁迅与内山完造交往,从友情中获得了快乐和安慰。内山完造后来凭着记忆把他们之间的谈话写下来,如:

  “老板,你看了报吧?”

  报上载着:×××五十六岁的诞辰,祝贺的钱竟收到十余万之多。我想,恐怕没有人把这件事情看作不可思议或者是发生怀疑的吧?

  我觉得很伤心。原来在中国,庆祝寿辰,每隔十年一回,如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或八十岁……等等;跟这个人一样地庆祝五十六岁的习惯是没有的。所以,我想,这个人一定是每年都在祝寿,并且,每一次祝寿,也一定可以收到这么一笔大款子。逢着每年的诞辰都可以收到十万块钱,这真是厉害!

  “从前的受贿,都是很秘密的;但,如今,则贿赂似乎大抵都变成公然的了。”

  到现在,我都还可以想起先生当时的脸孔之变得非常阴郁。

  内山书店在南京路还曾有一家分店。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原英、美等国的企事业被日军接管,内山完造接管南京路160号的中美图书公司,于是该店就成了内山书店的分店。抗战结束后,南京路的内山书店分店仍由中美图书公司收还。中国政府以内山完造为敌国侨民,强令其归国,四川北路的内山书店作为敌产被没收,改作他用。现该址为一家银行。

  内山完造回到东京,仍致力于中日友好活动。1950年参加创建日中友好协会。1954年参加接待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访日代表团。

  1959年,内山以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身份来华访问期间,因突发脑溢血病逝于北京。依其生前意愿,葬于上海万国公墓(今宋庆龄陵园)。

  文艺漫谈会

  1930年8月6日,鲁迅应内山完造之邀,参加旅居上海的日本文化界人士和中国文化界人士举行的文艺漫谈会。鲁迅日记载:“晚内山邀往漫谈会,在功德林照相并晚餐,共十八人。”

  文艺漫谈会的形成,与几位日本人发起成立的“中国剧研究会”有密切的关系。照片上立于后排的塚本助太郎在《鲁迅先生与内山完造》一文中回忆说:“我的中国生活,前后有三十年,最初的三年半在北京留学,嗣后到上海丰田纺织厂就职,以后就一直在棉织界工作。……我把上海日本人青年会文化事业作为一环,使中国剧研究会(略称C.O.D)的同好人士(升屋治三郎、竹内良男和我)作为中心组织起来,那是一九二三年圣诞节前后的事。当时有京剧团从北京南下,乘其在上海公演之际,我们组织上海日侨青年人观看,一面就请欧阳予倩先生开设京剧教室,所用的讲义有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梨园佳话》(商务印书馆),还请了先生讲谈二黄戏,对自我演戏等作了解说。这个研究会除出版机关志五册外,还发行了《梨园特集》号,涉及的范围有电影艺术、一般文艺等。内山书店鉴于日本出版界的情况、上海日侨的激增、日中文化交流的发展,就从魏盛里迁移到施高塔路,以店主内山完造为中心,自然地结成了‘上海文艺漫谈会’,并发行《万华镜》。在中国人方面,有欧阳予倩、田汉、郁达夫、唐有壬、唐槐秋、傅彦长、王独清、郑伯奇、陶晶孙等,也是我们的朋友。由这些人组成的文艺漫谈会,每月一次不定期地集合起来,快乐地进行漫谈。”

  塚本助太郎是“中国剧研究会”的核心人物,生于1900年,1918年商科毕业后,进入三井物产公司,随即被派往中国的“北京三井书院”,三年半后成为上海丰田纺织营业部职员。他的妻子是京都教会的基督徒,是内山完造的基督教导师牧野虎次的长女。这样,在上海,塚本与内山完造很快相识了。喜欢京剧的塚本,与几位朋友组织了中国剧研究会,内山加入研究会,虽然只是挂名,但因为内山经营书店,且交际广泛,逐渐成为研究会的一个核心人物。

  1924年,内山完造买下了内山书店对面进弄第一、第二间房子,那里原是日本人开的杂货店。内山买下后,将之作为内山书店的店堂。书店原来的地方则作为堆放货物和店员住宿之用。新辟的内山书店为双开间店面。店堂里东西北三面都是一人多高的书架,中间还有一排书架,这排书架后面摆一张小桌子,四周摆着一套藤沙发,这就是内山书店着名的“漫谈席”。

  内山完造后来回忆说:

  我店的文艺漫谈会是为数位友人创造的,石井政吉博士脱离以前的专业而专门研究歌德,他作为爱好者加入。剧谈的升屋治三郎是早稻田逍遥博士的直系弟子,与坪内士行有交情,行家都敌不过。

  塚本助太郎的中国剧,在北京的人都知道听花山人辻先生(尚小云是其义子),是名着《中国剧》的作者,在脸谱的研究上与竹内共称上海双璧。还加入其他文艺爱好家,尤其是中国南方剧坛第一人者欧阳予倩、田汉、郑伯奇、唐友壬等中国这边的同人一起彻夜漫谈,……

  1926年1月,日本唯美派文学作家谷崎润一郎来到当时位于北四川路魏盛里的内山书店。谷崎润一郎见到内山完造后,表示非常希望与中国优秀的青年文化人会面。经内山电话联系后,中日两国文化人择日在内山书店会面。内山完造还特意向素菜馆“供养斋”定购一桌菜,请店家送到书店。中国素斋的材料丰富及技法精致令谷崎润一郎敬服。出席见面会的有田汉、郭沫若、欧阳予倩、谢六逸、方光焘、徐蔚南、唐越石、村田孜郎、公崎仪平、塚本助太郎、升屋治三郎等。同月29日下午2时,以欧阳予倩、田汉为主席的上海文艺消寒会特意在徐家汇路10号新少年影片公司为谷崎润一郎访问上海举行盛大欢迎会。谷崎回国后又介绍日本作家佐藤春夫来上海,也通过内山与中国作家在书店碰头。

  “文艺漫谈会”作为日本作家、新闻记者、画家与中国文艺界人士进行交流的场所,渐渐有了名气。鲁迅到上海的第三天就去了内山书店,很快就成了这里的常客,并和内山完造成了莫逆之交。有时也参加漫谈会。

  漫谈会没有规则,也没有特别会员,参加者就当时日中政治、文艺等问题自由地漫谈。中国方面的参加者大多是留日回国的青年文学艺术家,其中不少是中国文艺界知名人士。如东京大学毕业的郁达夫、东京高等师范毕业的田汉、京都大学毕业的郑伯奇、早稻田大学毕业的欧阳予倩等。日本方面的参加者大多是生活在上海或来沪访问的人文学者。由于内山书店所处的虹口地带是所谓“越界筑路”地段,名义上是公共租界,实际上归日本人统治,国民党警察不能到这个地区巡逻。因此,内山书店成为中国文化人士会面谈话的理想场所。

  漫谈会人多的时候,如这一次有十八人之多就需要到更宽敞更方便的地方如“功德林”举行了。

  鲁迅与文艺漫谈会上的日本人交往并不多,只曾书赠升屋治三郎(1894-?)诗一首。升屋原名菅原英次郎,笔名胡儿,剧评家,当时是上海丰田纺织的职员。鲁迅为他写的是自作诗:“春江好景依然在,海国征人此际行。莫向遥天忆歌舞,《西游》演了是《封神》。”并题署:“辛未三月送升屋治三郎兄东归。”这首诗后来收入《集外集》时,题为《赠日本歌人》。

  五十寿辰

  在左翼文化团体为鲁迅举办的五十寿辰宴会上,史沫特莱为鲁迅拍摄了多张照片,时间是1930年9月17日。

  1930年9月25日是鲁迅的生日,上海左翼文化团体提前一周在上海吕班路(今重庆南路)的荷兰西菜室秘密集会为鲁迅祝寿。鲁迅日记载:“有人为我在荷兰西菜室作五十岁纪念,晚与广平携海婴同往,席中共二十二人,夜归。”后来他向朋友报告说:“前几天有几个朋友给我做了一回五十岁的纪念,其实是活了五十年,成绩毫无,我惟希望就是在文艺界,也有许多新的青年起来。”这几张照片中的一张曾在美国《新群众》杂志上刊登过。《新群众》(New Masses)是美国共产党创办的一种文学的与社会政治性月刊,它的前身是《群众》(Masses),从1926年起改为《新群众》。刊物上发表过不少有关中国革命运动的通讯报道,特别是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写的有关中国左翼文艺界活动的文字。

  《新群众》负责人瓦特·卡尔门在给中国左联的信中说,《新群众》

  刊登了左联的去信,版面的左下角有鲁迅照片,照片下面的说明文字是:“鲁迅——中国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领袖,摄于他五十寿辰日。他还积极参加自由大同盟和其他左翼的文化团体。”

  史沫特莱描述当晚寿宴的情形道:

  有一些青年作家要我去租一个外国小饭店,可以让我们在那里开一个下午的茶会,并且吃一顿晚餐。中国人要有这样一个机会,是危险的。我是个外国人,我可以租了那地方,来请我的客。不过等到客人都来齐了,那外国饭店的主人看看所有的客人都是中国人,又大多是贫穷的,并且中国的侍者们也要听到我们的谈话和演说,于是就要发生危险了。

  在鲁迅生日的那天下午,客人陆续来到那小饭店的花园中。他们有单独来的,有成群来的。有许多没有钱,因而不能留到晚上吃晚饭。鲁迅和他的夫人(他的夫人抱着一个孩子),在园里一张桌子旁边坐着或是站着,招待着进园来的向他们致敬的客人。那天鲁迅真是美丽——因为当他快乐的时候,或是对于什么东西发生兴味的时候,他总是美丽的。他的脸老是那么动人,他的眼睛老是带着智慧和兴味闪耀着,但是在今天,他真正是美丽了。他那件长的绸袍增添了他的美,增添了成为他的一部分的那种尊严。

  我在中国的时间不久,这种景象使我惊异了。在那个时代,就是少数人集合在一处地方,也是有危险的。我们的周围一径都有侦探,有许多集会他们似乎都知道。可是那一天,来给鲁迅致敬的不下二百人,而且其中有许多,要是给警察知道的话,他们的脑袋都要难保。可是二百个人来了,并没有一个侦探知道。我还记得有一群从近代舞台来的贫苦演剧家,站在那里同鲁迅谈话。不知为什么,他们似乎比其余的客人都要穷些。在当时,有许多革命的团体正在组织之中,因为有许多小剧团也正在组织成一种全中国的组织。此外的客人中,有许多左翼的或革命的作家,许多艺术家,少数新闻记者,许多教员,一些学生,一些从各大学来的教授。还有一个是红军协助会的代表,一个刚刚出狱的反帝同盟的代表,一个当时上海共产党党报的编辑。我又记得有一个守旧的哲学教授也来参加鲁迅生辰的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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