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上海时期(8)
同时，倘若说来自农民、工人中的真正的“无产阶级”作家还没有在中国出现，这一点不假。左翼文学仍然只局限在革命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圈子里。
斯诺在“编者序言”中说明自己编辑该书的动机道：
任何人在中国不需要呆多久就体会到他是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这个环境为富有活力的艺术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世界上最古老的、从未间断过的文化解体了，这个国家对内对外的斗争迫使它在创造一个新的文化来代替。千百年来视为正统的、正常的、天经地义的概念、事物和制度，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从而使一系列旧的信仰遭到摈弃，而新的领域在时间、空间方面开拓出来了。
到处都沸腾着那种健康的骚动，孕育着强有力的、富有意义的萌芽。
它将使东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面貌大为改观。在中国这个广大的竞技场上，有的是冲突、对比和重新估价。今天，生活的浪涛正在汹涌澎湃。这里的变革所创造的气氛使大地空前肥沃。在伟大艺术的母胎里，新的生命在蠕动。
……本集在精神上和内在涵义上对原作是忠实的，它把原作的素材、基本观点以及他们对中国的命运所提出的问题，都完整地保留下来了。读者可以有把握地相信，通过阅读这些故事，即使欣赏不到原作的文采，至少也可以了解到这个居住着五分之一人类的幅员辽阔而奇妙的国家，经过几千年漫长的历史进程而达到一个崭新的文化时期的人们，具有怎样簇新而真实的思想感情。这里，犹如以巨眼俯瞰它的平原河流，峻岭幽谷，可以看到活的中国的心脏和头脑，偶尔甚至能够窥见它的灵魂。
吾友
1933年5月26日，姚克陪同鲁迅到雪怀照相馆照相，照了鲁迅单人照后，他请求与鲁迅先生合一个影，准备将来以一个鲁迅着作译者的身份一起刊登在海外的刊物上。鲁迅答应了他的要求。
1933年3月7日，姚克初次会见鲁迅，给鲁迅留下了“有真才实学，是个切实做事的人”的深刻印象。后来他们交往频繁。鲁迅日记1933年8月31日记载：“晴，热。午后姚克来访，并赠五月六日（应为5月26日——引者）所照相二种各一枚，赠以自着《野草》等十本，《两地书》一本，选集二种二本。”
关于这张合影，姚克后来回忆说：
至于我和鲁迅合摄的那张像，我记得曾在石凌虚主编的《戏剧与电影》上登过——大约是一九三六年的十一月或十二月号，事隔四十年，已经记不清了。那时我才三十一岁，摄影时穿着一套那时最时式的西服，浑身“小布”气（那时“小资产阶级”文艺界通称为“小布尔乔亚”，简称“小布”），但鲁迅先生却并不因此而嫌弃我，可见他不是一个以貌取人的皮相者。
姚克，原名姚志伊，学名姚莘农，1920年代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文学系，熟谙英文，常在英美人办的《字林西报》、《密勒氏评论报》和《亚细亚》
杂志上发表文章，写过介绍鲁迅的文字，因此结识了刚刚抵达中国不久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两人合作翻译鲁迅着作。让世界人民知道“中国的伏尔泰”（斯诺语），是斯诺和姚克立下的志愿。三十年代初，斯诺在北京撰写《鲁迅评传》，就由姚克译成中文。
为解决翻译《呐喊》遇到的疑难问题，姚克于1932年12月4日写信给鲁迅，托北新书局转交。但这封信直到次年3月5日才和姚克于1933年3月3日发出的第二封信一起转到鲁迅手中。鲁迅当天即复信：“三月三日的信，今天收到了，同时也得了去年十二月四日的信。北新书局中人的办事，散漫得很，简直连电报都会搁起来。所以此后赐示，可寄‘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转、周豫才收’，较妥。”“先生有要面问的事，亦请于本月七日午后二时，驾临内山书店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口，我当在那里相候，书中疑问，亦得当面答复也。”
鲁迅逝世后，姚克在其《最初和最后的一面》的悼文中这样回忆道：
“一九三三年三月七日是个可爱的日子。在我呢，这也是个极可纪念的日子。
在那天下午二时，我初次见了鲁迅先生。”
姚克按时来到了内山书店，向书店老板内山完造先生说明来意后，内山把姚克引到店堂后面早已等候着的鲁迅先生面前。姚克写道：“最先感觉到的当然是欢欣：再过几分钟就可以见到我一向憧憬着的鲁迅先生了！随后我自己一忖：我是新近才写起文章来的，而且寥寥的几篇还是用英文发表的，文坛上绝对没人知道我的名字。鲁迅先生恐怕会瞧不起我吧？其次，我又想起他是左翼文坛的领袖，最讨厌的是浮滑的‘洋场恶少’；而我那天恰穿着一套崭新的洋服，头发也梳得光光的，只怕被他斥责一顿。而他骂起人来是会使受骂者藏身无地的啊！”姚克还写道：“我初见他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似乎矮了半截。但他并没有一点吓人的‘大师’派头和‘学者’架子，也没有那种谦虚得要命而圆滑得可怕的‘君子’之风。”待姚克落座后，鲁迅先生不加客套，就直截了当地谈起翻译中遇到的“三百大钱九二串”、“猹”等难解之处。关于“猹”，鲁迅承认：“这猹字是我自己造的”。不是刺猬但比刺猬大，“大概是‘獾’一类东西”。鲁迅还承认，有关“猹”的来源，“是乡下人说的，我也不大了然”。而“三百大钱九二串”一说，则为绍兴人特有的表达方式。鲁迅还谈到自己批评中国文化的动机，说：“不错，中国的文化也有美丽的地方，但丑恶的地方实在太多，正像一个美人生了遍体的恶疮。若要遮她的面子，当然只好歌颂她的美丽，而讳隐她的疮。但我以为指出她的恶疮的人倒是真爱她的人，因为她可以因此自惭而急于求医。”
鲁迅后来同朋友谈起姚克时说道：“别看他西装革履，倒有真才实学，是个切实做事的人。”
有一段时间，姚克在北京除与斯诺合作翻译外，还经常为中、英文报刊写稿。他曾写信告诉鲁迅说，他有志于创作，写小说和中国当代文学评论。
对此，鲁迅在1934年1月25日的信中鼓励他说：“先生作小说，极好。其实只要写出实情，即于中国有益，是非曲直，昭然具在，揭其障蔽，便是公道耳。”1934年3月6日鲁迅致姚克信，谈到中国文艺情形，说：“先生能陆续作文发表，最好。我看外国人对于这些事，非常模胡，而所谓‘大师’‘学者’
之流，则一味自吹自捧，绝不可靠，青年又少有精通外国文者，有话难开口，弄得漆黑一团。日本人读汉文本来较易，而看他们的着作，也还是胡说居多，到上海半月，便做一本书，什么轮盘赌，私门子之类，说得中国好像全盘都是嫖赌的天国。但现在他们也有些露出马脚，读者颇知其不可信了。”在同月24日的信中也谈到，西洋人由于不了解中国历史和风俗人情，竟闹出了“画数千年前之中国人，就已有了辫子，而且身穿马蹄袖袍子”的笑话，指出了正确介绍中国文艺情形的重要意义。他在1936年4月20日致姚克信中又说：
“写英文的必要，决不下于写汉文，我想世界上洋热昏一定很多，淋一桶冷水，给清楚一点，对于华洋两面，都有益处的。”
通过交往，鲁迅对姚克更加赏识，乃至以“吾友”相称。1934年4月12日，鲁迅写信给姚克说：“向来索居，近则朋友愈少了，真觉得寂寞，不知先生至迟于何日南来，愿得晤谈为幸耳。”5月间，姚克从北京南返，一到上海，即去拜访鲁迅先生，未遇，留条内山书店。先生见条后，立即复信说：“今日往书店，得见留条，欣幸之至。本星期日（二十七日）下午五点钟，希惠临施高塔路大陆新村第一弄第九号，拟略设菲酌，藉作长谈。令弟是日想必休息，万乞同来为幸。”在信中，鲁迅还极为细致周到地指引路径：“大陆新村去书店不远，一进施高塔路，即见新造楼房数排，是为‘留青小筑’，此‘小筑’一完，即新村第一弄矣。”鲁迅平时很少把住址告诉别人，这次邀请姚克兄弟来寓，可见他们的关系之亲密。
在姚克与鲁迅交往的四年间，鲁迅日记中有关姚克的信息多达95处，姚克致函先生52封，多是因翻译问题求教于鲁迅，鲁迅则复函29封，两人见面交谈数十次。
姚克从与鲁迅的交往中深受鼓舞和教诲，他发表了许多论着，除介绍鲁迅作品外，还系统地评述中国戏剧从元曲、昆曲到现代话剧和电影的发展，翻译了昆曲《贩马记》、京剧《打渔杀家》、现代剧《雷雨》等剧本，还为《译文》翻译西方作家的作品，他翻译的萧伯纳的《魔鬼的门徒》被列为《译文》
丛书之一。
姚克最后一次与鲁迅会面，是在鲁迅逝世前一个月的1936年9月22日下午。那天，姚克送给鲁迅两本书。一本是他翻译的《魔鬼的门徒》，还有一本是美国刚刚出版的《亚细亚》杂志九月号，在这一期杂志上，有一篇姚克翻译的鲁迅《野草》中的《风筝》。在这次会面中，大病初愈的鲁迅向姚克询问了《活的中国》一书的发排情况，谈到了自己所患肺病的情况，以及他对去外地或外国疗养和对死亡的态度，还谈到了前不久撰写《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长信的经过……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姚克以自己和斯诺的名义献上一副挽联：
译着尚未成书，惊闻殒星，中国何人领呐喊
先生已经作古，痛忆旧雨，文坛从此感彷徨
姚莘农EDGAR SNOW敬挽
姚克还同欧阳予倩一起，联系明星电影公司为鲁迅先生丧礼拍摄纪录影片，招待中外记者，担任司仪并与鲁迅的其他生前友好一起扶鲁迅灵柩下葬。
鲁迅逝世后，姚克在一些中、英文刊物上介绍鲁迅的生平和作品，如用英文写的《鲁迅：他的生平和作品》，刊登在1936年11月出版的英文杂志《天下月刊》第3卷第4期上。
记者
鲁迅与《良友画报》记者梁得所的这张合影，约摄于1934-1935年。
梁得所离开《良友》后，编《 大众画报》、《时代画报》、《小说》
半月刊等。另辟新地的他再次找到鲁迅，寻求支持，是在情理之中的。
这张照片的说明一直语焉不详。从照片上鲁迅的形象看，与1928年初梁得所担任《良友画报》记者时所拍摄的鲁迅在书房的照片（见本书202页）差距较大。在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鲁迅》照片集上，左边梁得所的形象被剪掉，只剩下鲁迅，解说文字是“大病初愈后在大陆新村寓所门前所摄之二，1936年3月23日摄于上海”，显然是错误的。将这一张同前面的“之一”
相比，鲁迅的形象差距也比较大，第一张病容很重，第二张应是在第一张之前若干时日拍摄的。
1934年7月4日鲁迅日记中出现了梁得所：“上午得梁得所信并《小说》
半月刊。”
梁得所在信中可能向鲁迅求字，于是，1934年7月14日，鲁迅“以字一小幅寄梁得所”。鲁迅写的是一首七言绝句。梁得所将其刊于本年8月1日出版的《小说》半月刊第五期。
诗云：
明眸越女罢晨装，荇水荷风是旧乡。
唱尽新词欢不见，旱云如火扑晴江。
此诗原为《赠人二首》之一，1933年7月21日鲁迅曾书赠日本友人森本清八。这张照片应该是梁得所离开《良友》之后，离开上海之前拜访鲁迅时，与鲁迅的合影。
多疑
1933年9月13日，为庆祝五十三岁生日，鲁迅与许广平、海婴一起往王冠照相馆照相。从相片上看，全家人都做了认真的修饰。全家福之外，鲁迅还单独照了一张（见下页）。然而，这张照片上的鲁迅显得心怀疑虑，眼神中充满了不信任。
鲁迅的同时代人中，颇有几位谈到鲁迅性格多疑善怒的。钱玄同在回忆文章中说：
我认为他的短处也有三点：（一）多疑。他往往听了人家几句不经意的话，以为是有恶意的，甚而至于是要陷害他的，于是动了不必要的感情。（二）轻信。他又往往听了人家几句不诚意的好听话，遂认为同志，后来发觉对方的欺诈，于是由决裂而至大骂。（三）迁怒。
譬如说，他本善甲而恶乙，但因甲与乙善，遂迁怒于甲而并恶之。
鲁迅的弟弟周作人也表达过类似的意见。他在鲁迅逝世后接受《大晚报》
记者采访时说：“说起他这肺病来，本来在十年前，就已经隐伏着了，医生劝他少生气，多静养，可是他的个性偏偏很强，往往因为一点小事，就和人家冲突起来，动不动就生气，静养更是没有那回事，所以病就一天一天的加重起来，不料到今天，已经不能挽救。……他的个性不但很强，而且多疑，旁人说一句话，他总要想一想这话对于他是不是有不利的地方。”
鲁迅自己也记录了他本人“多疑”的事例。如《记“杨树达”君的袭来》
中，讲述了一位神经不正常的青年闯入他的寓所骚扰的过程。鲁迅怀疑他的背后有人指使：“我历来对于中国的情形，本来多已不舒服的了，但我还没有豫料到学界或文界对于他的敌手竟至于用了疯子来做武器，而这疯子又是假的，而装这假疯子的又是青年的学生。”后来，他得知这位青年确实有病，并非装疯，更没有受人指使：“今天有几位同学极诚实地告诉我，说十三日访我的那一位学生确是神经错乱的，十三日是发病的一天，此后就加重起来了。
我相信这是真实情形，因为我对于神经患者的初发状态没有实见和注意研究过，所以很容易有看错的时候。现在我对于我那记事后半篇中神经过敏的推断这几段，应该注销。但以为那记事却还可以存在：这是意外地发露了人对人——至少是他对我和我对他——互相猜疑的真面目了。当初，我确是不舒服，自己想，倘使他并非假装，我即不至于如此恶心。现在知道是真的了，却又觉得这牺牲实在太大，还不如假装的好。然而事实是事实，还有什么法子呢？
我只能希望他从速回复健康。”随后，鲁迅在给朋友的信中表示，自己“感到太易于猜疑，太易于愤怒”，请求立即在刊物上发表声明，消除误解。
正因为多疑，鲁迅的文章具有深刻的意蕴。他自己曾说：“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而中国的读书人，又是不注意世事的居多，所以真是无法可想。”日本学者增田涉带着好意看待鲁迅的“多疑”。他写道：
“所谓多疑，另一面也可以说是想象力丰富。这是由于苦心或多忧虑产生的，总之是不能安闲地静观事象的气质。而且在鲁迅是从个人关系扩大了，许多场合，发展到民族的和社会的。他那显得到了极端的忧国心情，是从他那多疑的气质出发的，因此可以说是深湛的，跟他血肉相连的。在他的《阿Q正传》
里也是，而读他的任何随笔小品，我都感到在深处沸腾、跳动着的那种气质的热情。”
生活在政治压迫、商业压榨的环境中，鲁迅的多疑常常是不得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