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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上海时期(9)

书籍名:《鲁迅像传》    作者:黄乔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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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那个杂志的文章,难做得很,我先前也曾从公意做过文章,但同道中人,却用假名夹杂着真名,印出公开信来骂我,他们还造一个郭冰若的名,令人疑是郭沫若的排错者。我提出质问,但结果是模模糊糊,不得要领,我真好像见鬼,怕了。后来又遇到相象的事两回,我的心至今还没有热。现在也有人在必要时,说我‘好起来了’,但这是谣言,我倒坏了些了。”文坛的复杂情形,令他不能不疑。

  晚年的鲁迅,常常心情颇不愉快。对他的攻击甚至辱骂,常常来自左翼文坛内部。本来是目标一致的同志,却为种种原因,产生不合和矛盾。鲁迅是当时中国文坛第一人,也是左翼作家拥戴的具有“盟主”地位的人物,但他却感到自己没有受到尊重。他在给曹靖华的信中谈到左翼内部的不良倾向,说:“同人里,仍然有些婆婆妈妈,有些青年则写信骂我,说我毫不肯费神帮别人的忙。其实是照现在的情形,大约体力也就不能持久的了,况且还要用鞭子抽我不止,惟一的结果,只有倒毙。很想离开上海,但无处可去。”

  1936年4月5日,鲁迅写信给王冶秋,抱怨说:“我在这里,有些英雄责我不做事,而我实日日译作不息,几乎无生人之乐,但还要受许多闲气,有时真令人愤怒,想什么也不做,因为不做事,责备也就没有了。”信中谈到“左联”已经解散,正在筹组新协会之事:“我们×××(此三字在原件上被收信人涂去。据收信人回忆原为“这一翼”)里,我觉得实做的少,监督的太多,个个想做‘工头’,所以苦工就更加吃苦。现此翼已经解散,别组什么协会之类,我是决不进去了。但一向做下来的事,自然还是要做的。”

  写真

  1933年冬,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中国小说史略》日文译者增田涉,在大阪《朝日新闻》上看到一张鲁迅照片,写信给鲁迅说,照片上的鲁迅显得年轻。鲁迅回信说:“照片太年青了,也许不是我的照片,但也有人说并非别人的。到底如何,弄不清楚。”口气中透露出他并未看到过这张照片。

  同一信中他还说:“近戴老花眼镜,看书时字很大,一摘掉,字又变得很小,因此怀疑字的实际大小究竟如何。对自己的容貌,也是如此。”当月早些时候,他在给增田涉的信中谈起这家报纸上刊登的自己的照片,说:“《大阪朝日新闻》刊载的照片,确实形容枯槁,但实物并不那么枯槁。看来,所谓写真有时也不免写不真,恐怕那照相机本身枯槁了罢。”看起来“年轻”的,和“确实形容枯槁”的,究竟是不是同一张照片?《鲁迅全集》的注释说“所刊照片待查”。本书作者托日本友人从1933年11月13日的大阪《朝日新闻》

  上找到了一张照片。此外是否还有,有待进一步查询。大阪《朝日新闻》发表这张照片,是为配合该报记者写的报道。这篇报道是记者原田让二“中国旅行见闻”系列的第二篇。

  全文如下:

  邻国旅行见闻(2)——小说家鲁迅

  本社编辑总务原田让二

  旅行中会有各种各样不可思议的巧遇。我到达上海的翌日清晨,就有人把电话打到了旅馆里。“你是从备中(日本旧国名之一,位于冈山县西部——译者)山奥某小学毕业的吧?”一个陌生的声音问道。“是啊。”我回答。“那你还是我的同班同学呢,记不记得有一个叫U(内山完造——译者)的少年?”仿佛有一点记忆却又不确定,不管怎样,还是决定权且见上一面。

  没过多久,U便骑着自行车穿过北四川路,来到了我住的旅馆。

  他身着长裤和一件汗衫,简简单单的装束像一个活动家。刚见面,我就一眼看到了他眉间的伤疤,没错,这正是少年时代的U。黑白夹杂的头发剪成五分式,原本细长的脸庞虽因发胖而变圆了,但那与众不同的燃烧似的唇色还没褪去。少年时的他穿着流行的纪州法兰绒红衬衫,一副帅气男孩的打扮。屈指算来我们从相识到现在已经过去三十年了。年轻时U为了推广大学牌眼药,来到了中国,差不多在上海住了二十多年。他的妻子空闲的时候开始经营书店。说起U的书店,现在还是相当有名气的。据U说,当时每年进口到中国的日本书籍金额达十五万,其中有十万元的书是中国人购读的,而购书者多为曾留学过日本的中国人。近来,由于日语热在中国持续升温,中学以上的学校差不多都在教日语,所以日语书籍和杂志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究其原因,其一是青年们的实用主义,其二是在他们中出现了通过日语翻译获得外国知识的倾向。甚至常有人从四川的大山深处寄来订书的明信片,书店接受了预订根本不必催,他们也会把书钱邮来,居然从未出过错。这可真是件挺不容易的事。

  另外,U还讲了些令人感兴趣的事。当时正值事变最紧的时候,在他施高塔路书店前的街上,便衣队的人念珠似的一个接一个地被拴起来抓走。U惊讶地发现早已熟识的老主顾小说家鲁迅(周树人)与其弟周作人(应为周建人——作者)一家也在其中。他急忙走过去说明鲁迅他们并不是便衣队的人,这样才把他们解救出来。鲁迅一家于是被安置在了书店的二层,后来由于周边的环境日渐险恶,就又把他们送到了租界内的支店。我就是在那一天由U介绍结识了鲁迅。因为当时风声很紧,鲁迅没有外出散步。这一方面是环境所迫,一方面是鲁迅主张“运动不必要论”(“锻炼身体无用论”——译者),因为这种观点竟和日本某医学博士的意见毫无二致,他也不禁笑了起来。他面庞泛出青色,两颊皮肤松弛,一望就让人生出疑虑:这恐怕是个抱病之躯吧?但他以清亮的声音操着漂亮的日语轻松地谈论着各种各样丰富的话题,又令人难以相信眼前竟是一个肉体极度疲惫的人。他目光炯炯,精神矍铄。瘦小的身材,穿着海昌蓝色中式服装,戴着半旧的中折帽。他不太喝酒,却烟不离手。

  他爱吸的是一种过去在日本也很流行的“大头针”牌香烟,这似乎是他好不容易从店里淘来的。他常常低着头,偶尔笑一下时会露出白白的牙齿,令人感到他的落寞。据他亲口说,他做医生的理想幻灭了,“却因此不但学会了日语,还对德语也略有心得。因为我说的德语会让德国人发笑,所以我从来不说。”他还说自己立志学医的最初动机是,年幼的时候父亲患了重病,因为家境并不富裕,每日被打发奔走于药铺和当铺之间。因为痛恨庸医的愚蠢、骗人,所以很发愤。二十五岁的时候进入了仙台专门医学院。后来又感到与其拯救人的肉体不如拯救人的精神,终于弃医从文。直到如今虽已五十三岁仍笔耕不辍,其间也做过教师和教育部的官员什么的。后因被追捕只好从北平逃到厦门,厦门的风土气候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他在大学教授中国文学史的时候,因不忍看到自己的学生一个接一个地失踪,于是就辞掉了教职。文学家居然也有敌手,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满天飞,现在他竟被说成是日本间谍。他还说在中国花个二三百美元就能轻取一个人的性命。诸如此类各种各样的话题他聊了很多。

  即便环境如此险恶,他仍然在为中国美术的失传而担忧。因为信封和信笺上古雅的木版画已日渐式微,他最近从北平邮购来了数百种,并择取其中最好的进行翻版。他温和平缓地说着,完全不像个新文学家。

  最后,鲁迅从座位上站起来说:“总而言之,在中国,外面喧嚣扰攘的时候其实倒没什么要紧,就像我们虽被发出了逮捕令,可眼下倒是最安全的时候,因为逮捕令可能会戛然而止;相反寂然无声的时刻倒可能是最危险的。日本人完全不了解中国人的心理,其实外面大张旗鼓地宣传排日、抗日的时候,倒是最太平无事的时期,当外部的喧嚣停止,愤怒郁结在内心,并逐渐潜入到地下的时候那才是最可怕的呢。”这位据说四十来岁才拥有笔名的“假面文学家”

  (指真名鲜为人知却以笔名见称于世——译者),后来又悄然返回了自己的寓所。

  大阪《朝日新闻》刊载照片时,未注明拍摄日期。据有关资料推断,应该摄于1933年9月23日。因为这一天,鲁迅日记记载了他同该报记者原田让二的会见:“午内山君邀午餐,同席为原田让二、木下猛、和田齐。”此后的鲁迅日记并未记载与这位记者之间的联系,只是在12月5日有“为大阪《朝日新闻》作文一篇”的记载,可能是这次聚餐时的约稿。同月28日鲁迅日记又有“午后收大阪朝日新闻社稿费百”。鲁迅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上海所感》,1934年1月1日在该报发表。中译文载1934年2月16日《天下篇》创刊号,题为《上海杂感》,又载1934年9月25日《文学新地》创刊号,题为《一九三三年上海所感》,署名石介译,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内山完造在《花甲录》中也记述了这次会见。他通过朝日新闻社上海分社社长木下,在上海的万岁旅馆会见三十多年未见面的小学同学——朝日新闻社主笔原田让二,一起畅谈。“接着,我对原田让二说,给你介绍一下鲁迅先生吧。他欣然同意了。……于是我赶快在新半斋(这是我三十年来经常去的一家熟识的菜馆子。上海只有两家扬州菜馆,另一家叫老半斋)要了一桌酒席,来的人有原田、木下、鲁迅和我,其他还有谁,记不起来了。我们一起吃了饭,作了介绍。第二年1月1日东京和大阪两地的《朝日新闻》上发表了鲁迅的《上海所感》一文,其原因就是由于这次和原田让二的奇遇。”

  关于原田让二的资料不多。《日本人名大辞典》里如此介绍:原田让二(1885-1964),日本大正、昭和时代前期的新闻记者,报刊经营者。明治十八年(1885年)3月26日出生于日本冈山县,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先在《读卖新闻》供职,大正四年(1915年)进入东京朝日新闻社,大正八年(1919年)任东京朝日新闻社社会部部长。大正十四年(1925年)调至大阪朝日新闻社,任编辑局长,昭和十五年任专务董事。昭和二十一年(1947年)成为贵族院议员。昭和三十九年(1964)去世,享年78岁。

  原田让二的名字曾出现在《新闻资本と経営の昭和史——朝日新闻笔政·绪方竹虎の苦悩》和《占领期の朝日新闻と戦争责任村山长挙と绪方竹虎》两书中,但这两本书的主角都是绪方竹虎。在朝日新闻社内,原田让二是绪方竹虎的反对势力的代表人物之一。但两人的分歧是因报刊经营理念不同,并非政治主张相左。

  《朝日新闻的战争责任》一书认为,《朝日新闻》在战争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操纵情报、诱导舆论。在负有上述报道责任的人物中,原田让二赫然在列。

  日本语称照相为“写真”。但正如鲁迅所说,“写真有时也不免写不真”,放大、缩小、走形、变形,正是经常发生的情况。新闻报道也是如此,它标榜“表现真相”,有时却扭曲事实,制造假象。

  原田的报道中透露出不少信息,对读者认识那时鲁迅的生活和思想状态有参考价值,但也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值得注意。

  报道中没有交代清楚的一个地方,是鲁迅外出避难并不在他们会面这一年,而且,鲁迅在前一年外出避难时,也没有与弟弟周建人一家同时被日本宪兵队抓获。报道在叙述了鲁迅和弟弟周建人一家一起被日本宪兵队抓获,经内山营救脱险后,说“我就是那一天结识了鲁迅”,可能是听了内山的较为笼统的叙述,把时间搞混了。实际情况是,在1932年那次战乱中,鲁迅一家是经内山完造安排,从容外出避难的。在避难所,鲁迅照常工作,接待客人。如接待日本友人、接待李霁野来访,商量营救在北平被逮捕的台静农,接待茅盾、郑振铎来访,还同茅盾等人出席陈望道在东亚酒店举行的晚宴,商讨创办《太白》半月刊。虽然在避难,但似乎没有生命危险。在此期间,鲁迅还写了多篇文章,批评社会乱象。如《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虽然发表时被删去一百多字,言论受到检查或压制,但毕竟能够发表出去。

  报道中有些情节颇为有趣,如鲁迅不锻炼身体,可能得之于鲁迅的自白。

  有关鲁迅的回忆录中确实很难找到他为健康而锻炼身体的记载。在上海的十来年,他大多闭居家中,读书写作。运动太少,也许是他早逝的原因之一。

  谈话中,鲁迅自述生平,记者记下来的内容基本准确。但是,厦门期间,报道中说,那里的风土气候“严重损害了(鲁迅的)健康”,不知是鲁迅真的这么认为,还是记者听错了。关于鲁迅的德语水平,报道里鲁迅的自述符合事实。鲁迅虽然在学堂里学过德语,能够阅读,但口语并不好。史沫特莱的评价是,鲁迅“说得一点德语,可是他能够阅读和理解德文”,强调的是他的阅读能力。

  关于鲁迅编印和翻印笺谱的叙述,符合鲁迅当时的主张,也正是鲁迅当时做得起劲的工作。而报道者表露出对鲁迅这位新文学家这种行为的疑惑,翻印笺谱是所谓“旧学”,为此,鲁迅其时颇受“革命文学家”的攻击。这的确是鲁迅一代人的矛盾:创造和鼓吹着新文学,但因为从小所受的教育和个人趣味的关系,却舍不得(或者实际上做不到)彻底放弃旧文学,甚至旧的生活方式。

  关于中日关系,鲁迅最后一段谈话耐人寻味:“日本人完全不了解中国人的心理,其实外面大张旗鼓地宣传排日、抗日的时候,倒是最太平无事的时期,当外部的喧嚣停止,愤怒郁结在内心,并逐渐潜入到地下的时候那才是最可怕的呢。”鲁迅有生之年,日本一直在骚扰、欺凌和侵略中国。中国多次发生排日、抗日运动,成功少,失败多。而很多排日、抗日运动发自民间,政府有时还要弹压。鲁迅这里说的这种现象似乎在显示政府和民众意见一致,不再做戏而投入实际准备了。鲁迅的这个意见可能与他亲眼目睹的“一·二八”

  战事有关——那的确是一次有力的抗战。

  对日本的态度,是鲁迅晚年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这位记者也写到了鲁迅被人怀疑是汉奸的事。鲁迅经常与日本人交往,对日本国民性的看法又比较好,容易引发联想。他在1934年9月29日致山本初枝的信中说:“我依旧被论敌攻击,去年以前说我拿俄国卢布,但现在又有人在杂志上写文章,说我通过内山老板之手,将秘密出卖给日本,拿了很多钱。我不去更正。过一年自然又会消失的。但是在中国的所谓论敌中有那么卑劣的东西存在,实在言语道断也。”

  鲁迅对日本朋友的友善的态度,属于民间日常交往,不必上升到政治高度。而他对日本侵略者的谴责,一点也不比别人少。据增田涉《鲁迅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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