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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上海时期(10)

书籍名:《鲁迅像传》    作者:黄乔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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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说这话时,眼睛湿润了。而会见日本文人野口米次郎时对“让日本来帮助管理中国”提法的回击,更能说明他在大节上的操守。

  关于中国的政治环境,鲁迅总体上持否定和抨击的态度。在谈话中,鲁迅举出一些例子,如在中国,“二三百美元就能轻取人命”。这可能得之于传言,而且鲁迅也没有言明这种现象的普遍程度如何。但鲁迅这种愤激之情在他晚年的书信和杂文中表现得很充分。如1932年致曹靖华信中说:“这里的压迫是透顶了。书店一出左翼作者的东西,便逮捕店主或经理。上月湖风书店的经理被捉去了,所以《北斗》不能再出。《文学月报》也有人在暗算。”1934年9月29日致山本初枝的信中说:“本想去北京,但自今年起,北京也在白色恐怖中,据说最近两三个月就捕了三百多人。”鲁迅在这次谈话中对中国政治与社会的黑暗面表达的强烈不满,也与随后为《大阪朝日新闻》撰写的《上海所感》一文中对当时中国政治社会的负面评价一致。《上海所感》中谈到文人间的互相攻击:“对于论敌,当和苏俄绝交时,就说他得着卢布,抗日的时候,则说是在将中国的秘密向日本卖钱。但是,用了笔墨来告发这卖国事件的人物,却又用的是化名,好像万一发生效力,敌人因此被杀了他也不很高兴负这责任似的。”文章总结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就是多疑:“我却觉得中国人大抵都多疑。如果跑到乡下去,向农民问路径,问他的姓名,问收成,他总不大肯说老实话。将对手当蜘蛛精看是未必的,但好像他总在以为会给他什么祸祟。这种情形,很使正人君子愤慨,就给了他们一个徽号,叫作‘愚民’。但在事实上,带给他们祸祟的时候却也并非全没有。因了一整年的经验,我也就比农民更加多疑起来,看见显着正人君子模样的人物,竟会觉得他也许正是蜘蛛精了。然而,这也就会习惯的罢。

  愚民的发生,是愚民政策的结果,秦始皇已经死了二千多年,看看历史,是没有再用这种政策的了,然而,那效果的遗留,却久远得多么骇人呵!”

  有这样一种说法:鲁迅揭露中国政治的专制腐败,暴露中国国民劣根性,使中国政府和人民呈现出负面的形象,不但给了外国侵略者以口实,而且也给本国人民造成了心理暗示: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应该被外族侵略乃至统治。这样的观点,出自中国最受人尊敬的文豪,对于中国政府形象的损害,可想而知。如果鲁迅文章中的描写属实,则中国政府不亡,是无天理。当时中国的现状是,暴动、起义,连续不断;左联、民盟,层出不穷;政府攘外安内,左右支绌。鲁迅热爱国家,毋庸置疑,谴责侵略,义正辞严。唯对于国民政府,心理矛盾:冷嘲热讽,失望绝望,诅咒其倒台;然而政府倒台,牵连国家民众,后果难以预料,又使他下笔踌躇。鲁迅是反抗社会黑暗、维护民权的斗士;但从外交、国际关系的角度看,他的有些观点很容易被敌国媒体利用,而不利于本国。这种矛盾,是比在新旧文艺之间徘徊的编印笺谱之类活动更让鲁迅纠结的。

  僧侣

  1934年5月,铃木大拙为寻访中国佛教古迹,以东京大谷大学教授的身份访问中国,会见了鲁迅,并合影留念。鲁迅日记:“上午内山夫人来邀晤铃木大拙师,见赠《六祖坛经·神会禅师语录》合刻一帙四本,并见眉山、草宣、戒仙三和尚,斋藤贞一君。”随行者是镰仓圆觉寺佛日庵住持高畠眉山、京都大德寺山内聚光院住持中村戒仙、从事中国现代佛教研究的“日华佛教会”常务理事藤井草宣和随团秘书斋藤贞一。鲁迅还以《金刚经》句题赠眉山和尚:“如露复如电  书奉  高畠眉山师  鲁迅”。

  《六祖坛经·神会禅师语录》在铃木大拙此次访问中国之前不久刚刚出版(1934年4月,森江书店出版),内容是关于慧能和神会资料的研究和整理,其中包括铃木大拙与公田连太郎校订的《敦煌出土荷泽神会禅师语录》、《敦煌出土六祖坛经》、《兴圣寺本六祖坛经》,以及铃木撰写的关于上述资料的解说等。铃木把自己关于禅宗研究的最新成果送给鲁迅,是因为他知道鲁迅是对佛教感兴趣的作家和学者。

  访问团来华期间,正值日本政府在制造了“九·一八”、“一·二八”

  等侵华事件以后,又借口“日中亲善”把华北作为下一个侵略目标,中国人民群情愤慨之际。中日佛教界人士也大受影响。藤井草宣等日华佛教会负责人,想拉拢部分中国僧侣去日本,和“伪满”佛界代表一起参加“第二次泛太平洋佛教青年会”代表大会,遭到中国佛教界人士的抵制。太虚大师也发表《致王一亭居士书》,声称自己“无意东行”,并作《论第二次泛太平洋佛教青年会》一文,斥责日本方面“列有满洲国”是非法的,为两国佛教界交流设置了障碍。日本的好村春宣等人倡议成立“日中佛学会”,拟推举中、日会长各一人,太虚大师为中国方面会长人选,太虚断然拒绝。在此情况下,铃木大拙一行来华,受到中国佛教界的冷遇,就可以理解了。鲁迅同他们的会见,出于私人友情,而且鲁迅也非佛教界人士,因此没有产生什么负面作用。

  铃木大拙对这次与鲁迅的晤谈非常满意,他知道鲁迅能饮酒后,派秘书斋藤贞一赠给鲁迅一箱麒麟牌啤酒。回到日本后,铃木大拙撰写出版了《支那佛教印象记》,寄赠鲁迅。鲁迅在1934年10月28日日记中记道:“得铃木大拙师所赠《支那佛教印象记》一本。”鲁迅逝世后不久,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铃木大拙当时在日本镰仓的家中潜心研究禅学。有一天,日本军方代表商借他的住房的一部分以供军用,铃木大拙当场严正地训斥了军方代表,他说:“你知道吗?日本军队在打没有正义的仗,也是没有希望的仗;而你还有脸皮代表军方商借房子?”

  避难所

  内山完造的寓所千爱里3号,斜直对着内山书店的后门,离鲁迅大陆新村寓所仅百米之遥。1934年8月23日凌晨,内山书店两名中国店员因参加社会活动被捕。鲁迅当天下午离开寓所,避居千爱里内山完造家。第二天,鲁迅在这里会见了日本东京庆应大学图书馆职员、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者井上芳郎和日本友人尾崎秀实。29日,井上芳郎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教授日本人林哲夫一起来内山家,鲁迅日记:“下午……井上芳郎、林哲夫来谈。”

  四人合影留念。

  井上芳郎为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家族问题,于1934年来华访问,由内山完造介绍结识了鲁迅。

  鲁迅在千爱里3号住了10天,他的房间就在会客室右边朝南的一间。

  作为鲁迅晚年活动重要场所之一的千爱里,建于20世纪20年代。取名千爱里,是因为日文中的“千爱”两字的含义与汉语相近,有“爱及千家”

  之意。弄内系砖木结构三层联排花园洋房,每幢屋前都有低矮的围墙,门前有小铁门,墙内有小花园,品种繁多,水杉和芭蕉高大浓密。这些小巧精致的房屋多为日本侨民的寓所。

  内山完造的寓所是一幢红瓦拉毛灰墙,门口过道呈半圆形的假三层砖木结构楼房,门窗配有穹形的木框,外墙用卵石装饰。门前有个小花圃,中间过道两侧有竹篱。

  千爱里40号(今山阴路2弄20号),一幢砖木结构的假三层楼房,也曾是鲁迅活动的场所。1933年10月,鲁迅要举办一个木刻展览会,请内山完造租借场地。千爱里40号原是一个日本人的住宅,房主迁走后,一直空闲。

  内山完造就为鲁迅借用了这套房间。当年10月14日至15日,《现代作家木刻画展览》在这里举行,展出了德国、苏联、捷克、阿拉伯、荷兰、匈牙利等国的木刻作品64幅。其中,珂勒惠支的一幅自画像是作者从许多版画的肖像中,自己选给中国的一幅。鲁迅认为从中“隐然可见她的悲悯、愤然和慈和”,后来编入《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展出作品中还有小说《铁流》插图4幅,是刻者毕斯凯莱夫“赠与小说《铁流》之中国译者”的。展览会的成功举办让鲁迅很兴奋。当他从自己居住的大陆新村窗口看见隔墙千爱里川流不息的人群,时不时会跑过去照料一下。

  野口米次郎

  六三园,位于今上海西江湾路240号,是日本名士白石六三郎在上海建造的大型私人花园,是一家以日本料理名闻上海的高级会所。白石六三郎原名武藤,1898年在上海文监师路(今塘沽路)开了一家名为“六三庵”的日式商店,生意兴隆。1900年他又开设了“六三亭”,以环境幽雅、风味清鲜出名,成为上海着名的日本料理店。1908年,他在江湾路购得土地六千坪,建造了大型园林会所“六三园”,兼有中日建筑和园林风格。园内环境清雅,景色旖旎,有大草坪、葡萄园、运动场等,遍植松、竹、梅等日本人视为吉祥的植物及樱花,其中绿樱尤为珍贵。园中还养有鹿、鹤、猴等动物。六三花园简洁明朗,体现出日本式园林布局匀称、淡雅的特色。其主体建筑是二层日式建筑的会所,飞檐翘角。六三花园向日本居留民免费开放,是日本政要、商界、艺苑的宴庆、娱乐及休闲之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六三园废弃。

  野口米次郎(1875-1947),日本诗人,庆应大学教授,英美文学研究者。

  1929年鲁迅翻译过他的《爱尔兰文学之回顾》。1935年,野口赴印度途中路过上海,托日本《朝日新闻》上海分社社长木下和内山完造介绍,认识了鲁迅。

  10月21日,由朝日新闻社出面,在六三园设宴聚谈。

  这次会见后,野口在同年11月12日东京《朝日新闻》发表《与鲁迅的谈话》(中译文《一个日本诗人的鲁迅会谈记》载1935年11月23日上海《晨报·书报春秋》,流星译;又《和鲁迅的对话》,载1935年11月30日上海《大美晚报》),记录这次谈话,但与事实不符,引起鲁迅不满。鲁迅在给日本友人的信中说:“和名流的会见,也还是以停止为妙。野口先生的文章,没有将我所讲的全部写进去,所写部分,恐怕也为了发表的缘故,而没有按原样写。……我觉得日本作者与中国作者之间的意见,暂时尚难沟通,首先是处境和生活都不相同。”

  野口米次郎对鲁迅的印象不错。他描述道:“鲁迅并不像想象的那样畏首畏尾,这使我很高兴。他那不加梳理的头发,很不整齐。不加修剪的胡须,衬着灰黄的脸,并不怎么吸引人。见面寒暄时露出一口整齐的牙齿,却很好看。带着皱纹的稍小的眼睛,含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鲁迅即使在寂寞的时候,也能笑出来,使人感到很像一株老梅。”

  鲁迅对野口说抱怨说:“日本人不了解中国。”当野口问鲁迅“政府对你的压迫,还是那么重么?”鲁迅回答道:“在中国,自古以来当权者就集合许多学者,让他们写文章。如果文章中少有反对当权者的话,那么写文章的学者会立刻被杀掉。在中国,其他国家行得通的事情是行不通的;而其他国家不大可能的事情,在这里却是可能的。我不知道现政府为什么这样讨厌我,大概是因为我的正直不合他们的心意吧!我总希望中国稍微好一些,可政府的官员却以为现在这样就不错。我可怜我的同胞,曾努力使他们能聪明一点;政府的官员却以为这样就可以了。我担心中国的将来,可那些官员们却只顾眼前。”

  言谈间,鲁迅对中国的现实特别是政治十分失望,他说:“可怜的是那些普通老百姓,可幸而他们对时下的政治是全然无关的。不管是谁来统治,他们精神全部用在这上面,总是像蚂蚁一样,像蜜蜂一样生活着。他们和政治无关这件事,可以说是自从有了国家以来就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中国有亡掉的时候,中国这个民族,是永远不会亡掉的。

  鲁迅对野口记述这次谈话的文章产生不满,是因为野口提出“谁来管理中国更好”——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的假设。关于这段话,有不同的版本,现简列如下。

  当时在场的内山完造发表了这样的记录:

  忽然野口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问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中国的政客和军阀总不能使中国太平,而英国替印度管理军事政治倒还太平,中国不是也可以请日本来帮忙管理军事政治吗?”

  这真是个岂有此理的问题……鲁迅先生听了微微一笑,毫不介意地说:“这是个感情问题吧!

  同是把财产弄光,与其让强盗抢走,还是不如让败家子败光。同是让人杀,还是让自己人杀,不要让外国人来砍头!”

  鲁迅这样锐利的回答,使我和木下都喘了一口气,野口听得面红耳赤,只得闭口无言。

  有的中译文是这样的:

  我对鲁迅说:“像英国人在印度那样,如果雇请某个国家来当女管家似地治理中国,那一般老百姓也许会更幸福吧?”他立刻回答说:“横竖都是被榨取的话,与其让外国人来,那情愿让本国人榨取。总之,与其让别人拿走财产,还不如给自家的小孩用……归根结底,这是一个感情问题。”

  还有一种中译文是:

  我向鲁迅说:“英国人在印度那样雇一个像管家婆那样的人,来治理国家,说不定一般的老百姓会更幸福。”他回答说:“横竖是受剥削,我宁肯受外国人的剥削,也不愿意受自国人的剥削,反正是自家的财产即使让外人夺去,也比让自家的败家子挥霍掉了好,总之这是一个感情问题呀!”

  圆谷弘

  圆谷弘(1888-1949),日本社会学家,于1935年来华访问,经内山完造介绍,与鲁迅会晤。鲁迅日记:“晴,星期。……晤圆谷弘教授,见赠《集团社会学原理》一本,赠以日译《中国小说史略》一本。”会见时,日本改造社负责人山本实彦在座。《集团社会学原理》是圆谷弘的着作,昭和九年(1934年)东京同文馆出版。鲁迅与圆谷弘的谈话内容,有圆谷弘的记录稿《与鲁迅对话》 ,收入《中国社会的测量》一书。

  据圆谷弘回忆,在会见中,鲁迅说:“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啦,革命的辩证法理论啦,是没有的。包围着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本身,便教给他们与马克思主义相同型态的东西。不是想不想革命的问题,而是革命乃是中国唯一的现实生活。”说明中国本来是没有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的辩证法理论的,但在当时黑暗的北洋军阀政府统治压迫下,广大人民和知识分子被逼走上革命的道路,现实的“社会生活本身,便教给他们与马克思主义相同型态的东西”,这不是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是社会现实使然。鲁迅还说:“开始,他们(指国民党)说共产党是火车头,国民党是车厢,革命要靠共产党携带国民党才会成功;说鲍罗廷是革命的恩人,要学生们一起向他致以最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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