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上海时期(12)
病中
进入1936年春天，鲁迅的身体逐渐衰弱，疾病纠缠不去；而文坛上的波谲云诡，左翼内部的明争暗斗，让他心绪败坏；手头的工作越积越多，而他又急于完成。这几方面的因素交相侵逼，加速了他的死亡。
鲁迅去世前的几年，心情不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左翼内部的斗争。
1934年6月21日他写信给郑振铎，谈到某些自己不做事，反而责骂别人不做事、不革命的人时说：“骂别人不革命，便是革命者，则自己不做事，而骂别人的事做得不好，自然便是更做事者。若与此辈理论，可以被牵连到白费唇舌，一事无成，也就是白活一世，于己于人，都无益处。我现在得了妙法，是谣言不辩，诬蔑不洗，只管自己做事，而顺便中，则偶刺之。他们横竖就要消灭的，然而刺之者，所以偶使不舒服，亦略有报复之意云尔。”
1934年12月6日，他致萧军、萧红信，谈到左翼内部一些人对自己的攻击时说：“中国是古国，历史长了，花样也多，情形复杂，做人也特别难……尤其是那些诬陷的方法，真是出人意外，……去年他们还称我为‘汉奸’，说我替日本政府做侦探。我骂他时，他们又说我器量小。”“但，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因此，就有时会使我感到寂寞。”“我的确常常感到焦烦，但力所能做的，就做，而又常常有‘独战’的悲哀。不料有些朋友们，却斥责我懒，不做事；他们昂头天外，评论之后，不知那里去了。”
对于左联的极度失望，使他甚至劝说与自己亲近的青年人不要加入这个组织。1935年9月12日，他在给胡风的信中谈到萧军是否应该参加左联时说：
“我几乎可以无须思索，说出我的意见来，是：现在不必进去。……我觉得还是在外围的人们里，出几个新作家，有一些新鲜的成绩，一到里面去，即酱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地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地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
晚年的鲁迅，身边缺少知心朋友。他抄写“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对联相赠的瞿秋白早几年被当局杀害，学生和朋友冯雪峰到了苏区，离他很远。
1936年4月26日，冯雪峰作为中共中央的特派员从延安到达上海。他急于见到鲁迅，竟没有与党组织联系，而径直到了鲁迅家：
那时已经黄昏，他在楼下已经从那个老女工那里知道我在楼上了；我听见他上来，心里快乐得很激动，同时以为他也一定很高兴，并且会先问我如何到上海之类的事情的。但他走进房来，悄然地握了握我兴奋地伸过去的手，丝毫也不以我的到来为意外，却先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两年来的事情，慢慢告诉你罢。”虽然他也高兴的，微笑着看住我，但他的声音里含有忧郁的情绪。当天晚饭前和吃晚饭时候，是我说的话更多。因为我总是很兴奋，想把关于红区的、关于我党的、关于长征的、关于当时政治形势和我党的新政策的许多事情，一下子都告诉他。他是愿意听我的，看不出有疲倦或厌烦的表示，总是微笑地看住我，让我讲下去。晚饭后，他的精神，在我看来是愉快的；但他躺在那放在书桌旁的藤躺椅上面抽着烟，当我停止了说话只是坐着微笑地看着他的时候，他却用嘲讽的口吻平平静静说出了这样的话来：“我可真的要落伍了。……”我当时一点也不了解他的心境，所以不明白他这感慨是怎么来的。而且我当时大概也毫不以为意，没有说什么；看情形他也不是要我回答什么的。就这样大家都不说话，静默了分把钟，他又平平静静地半“牢骚”半认真地说下去：“近来我确实觉得有些乏味，真想到什么地方去玩玩去，什么事情也不做。……”中间还有一些话，已经记不得了，但记得还说了下面这样的话：“……脾气也确实愈来愈坏，我可真的愈来愈看不起人了。”
这段叙述中，鲁迅见到他说的第一句话，原来比这要重得多。原话是：“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为什么要弱化地写，冯雪峰做了如下说明：“鲁迅这第一句话，我在一九五一——五二年间写《回忆鲁迅》时，没有照原话写，改写为这样一句话了：‘这两年的事情，慢慢告诉你罢。’”“他说的这第一句话，完全出乎我当时的意料之外；我永远都会记得这句话和他说话时的神情。”“这‘他们’是指周扬等人，我却当时就懂得，因为我一九三三年离开上海时，周扬等人同鲁迅已经对立，我是知道的。”
鲁迅想休息，但这些人纠缠不去，让他进退两难。1936年5月4日，他在给王冶秋的信中说：“年年想休息一下，而公事，私事，闲气之类，有增无减，不遑安息，不遑看书，弄得信也没工夫写。病总算是好了，但总是没气力，或者气力不够应付杂事；记性也坏起来。却不绝的来打击。近日这里在开作家协会，喊国防文学，我鉴于前车，没有加入，而英雄们即认此为破坏国家大计，甚至在集会上宣布我的罪状。我其实也真的可以什么也不做了，不做倒无罪。然而中国究竟也不是他们的，我也要住住，所以近来已作二文反击，他们是空壳，大约不久就要消声匿迹的：这一流人，先前已经出了不少。”
同月14日又写信谈自己的处境和心情道：“又有一大批英雄在宣布我破坏统一战线的罪状，自问历年颇不偷懒，而每逢一有大题目，就常有人要趁这机会把我扼死，真不知何故，大约的确做人太坏了。近来时常想歇歇。”
5月份，鲁迅再次发病。他有病，一般到日本人开的医院诊治。15日午后，须藤五百三的诊断结果，“云是胃病”。这诊断可能有误。日记中从18日到6月1日都有发热的记载，针药不断。至6月23日还没有查出发热的原因，甚至还曾用了一针强心剂。到了月底，朋友们为他请来美国肺痨科专家托马斯·邓恩（Thomas Dunn）医生，诊断为晚期肺结核。邓恩医生认为鲁迅是最能抵抗疾病的中国人。并说，如果是欧洲人，则早在五年前就已死掉了。
7月初，拍摄X光胸部照片，证明邓医生的诊断“极准确”。但邓恩医生检查后，鲁迅的病仍由须藤五百三医生负责治疗，因为鲁迅已经习惯与日本医生打交道。
病久拖不愈，鲁迅很焦急，亲人们也十分挂念。1936年7月6日鲁迅写信给母亲，陈述病情：“男自五月十六日起，突然发热，加以气喘，从此日见沉重，至月底，颇近危险，幸一二日后，即见转机，而发热终不退。到七月初，乃用透物电光照视肺部，始知男盖从少年时即有肺病，至少曾发病两次，又曾生重症肋膜炎一次，现肋膜变厚，至于不通电光，但当时竟并不医治，且不自知其重病而自然全愈者，盖身体底子极好之故也。现今年老，体力已衰，故旧病一发，遂竟缠绵至此。近日病状，几乎退尽，胃口早已复元，脸色亦早恢复，惟每日仍发微热，但不高，则凡生肺病的人，无不如此，医生每日来注射，据云数日后即可不发，而且再过两星期，也可以停止吃药了。”
鲁迅对自己的身体还是有信心的，这时给亲友的信中，对痊愈仍然较为乐观。
例如同一天给曹靖华的信中，说自己所患“是可怕的肺结核”，不过“肺结核对于青年是险症，但对于老人却是并不致命的”。他还在打算易地疗养：
“本月二十左右，想离开上海三个月，九月再来。去的地方大概是日本，但未定实。至于到西湖去云云，那纯粹是谣言。”
但在外人眼里，其实已经很明显，鲁迅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增田涉专程从日本赶来探望鲁迅病情。他回忆当时的情景道：
我最后和鲁迅相会，是在昭和十一年（1936年——引者）七月。
从昭和六年分别以来，隔了五年重见时，他已经是躺在病床上的人，风貌变得非常险峻，神气是凛烈的，尽管是非常战斗的却显得很可怜，像“受伤的狼”的样子了。我认为这是由于疾病的侵犯和环境的困难增加所致。我忘记了是七月的哪一天，被请去吃午饭，他只吃了一点点东西，便说：“我已经疲乏了，上楼去休息，你慢慢吃罢。”说完，他一面靠着扶梯，一面由广平夫人扶着，脚步沉重地向上走去。我看着他的后影，一面喝着玫瑰酒（用玫瑰花浸的烧酒，因为它是难得的，我一直独自还在喝着），感伤地目送着他。同时心里想：“先生已经没有希望了。”“但他的诚实、温和的心情，还是同过去一样。两三天之后，我因为第二天就要回国，去向他辞行，他已经准备好许多土产礼物；本来由广平夫人给包装了的，他说夫人的包法不好，自己抢过去给重新包了。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感谢、温暖的心情，默默地从侧面看着他那并不特别灵巧的双手的动作。”
如此严重的病情，没有阻挡鲁迅工作的志愿。1935年6月27日他写信给萧军说：“身体还是不行，日见衰弱，医生要我不看书写字，并停止抽烟；有几个朋友劝我到乡下去，但为了种种缘故，一时也做不到。”但是“我的决心是如果有力，自己来做一点，虽然一点，究竟是一点”，“我以为总比说空话而一点不做好”。他对来看望他的“小朋友”姚克说：“几乎不见了！……肺已烂掉了许多！……照医生说，如果在欧洲，早就在五六年前死掉，好像我们的抵抗力特别强，或者是我贱点的缘故。医生主张我易地调养，我也已经计划得很久，想走到什么地方去避暑，莫干山，或者索性去日本。为着吸些好点的空气，实在应该掉个地方了。……应该调养，我是早知道的；我的病，实在已经不止一年两年。不过调养，难道空口说说就可以做到！……”“还有人责备我，说我以前太不当心，为什么不早医治。不知道我的父亲并没有几万几万的财产遗留下来的，专管病是先要饿死的。有病要医，难道我还不晓得！”
他对日本医师须藤五百三是这么交代的：“我请你医病，是有条件的。
第一，是要把病医好，是要活命。第二，假如一动不动一个月可医好，我宁愿动动化两个月医好。第三，假如医不好，就想法把生命拖延着。”
到国外养病，苏联是一个选择。苏联作家大会邀请他访苏，他当即表示不能去。怎么去？怎么回？都是问题。即便国民党不阻拦，他回来后，国民党一定不准他活动。而且，如他自己所说，在左翼内部，一定要捆得他手脚不能动弹，吃了面包回来，还能不听话吗？另外也有一层意思，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坚决要他去，因为他不拥护国防文学口号，使统一战线不能组织得好。
鲁迅如果离开，就没有人敢表示不同意见了。
他对力劝他到苏联疗养的朋友们说：
很感谢苏联朋友的好意，但是我不去。苏联朋友关心我无非为了我需要养病；另外国民党想搞我，处境有危险，到苏联安全。但我的想法不一样，我五十多岁了，人总要死的，死了也不算短命，病也没那么危险。我在上海住惯了，离开有困难。另外我在这儿还要斗争，还有任务，去苏联就完不成我的任务。敌人是搞不掉我的。
这场斗争看来我胜利了，他们失败了。他们对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我抓去杀掉，但我看还不会，因为我老了，杀掉我，对我没有什么损失，他们却损失不小，要负很大责任。敌人一天不杀我，我可以拿笔杆子斗一天。我不怕敌人，敌人怕我。我离开上海去莫斯科，总会使敌人高兴。请转告苏联朋友，谢谢他们的好意，我还是不去。
另外一处可去的地方是日本，他青年时期在那里留学，也早想故地重游。
而且这是自费，没有债务问题。但他还是设想了不少困难：记者包围，要他谈感想；访问他的人很多，报刊约稿很多，穷于应付；日本警察监视，不得自由。还有，出国要带家属，家属不懂日语，他反而要照顾家属，如何养病呢？
他也预感到来日无多，很可能随时离开人世，因此做了些准备。1935年12月31日，他对自己的文学业绩做一个总结：“今天我自己查勘了一下：
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历十八年，单杂感，约有八十万字。后九年中的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后九年中，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可见，愈是年老体弱多病，鲁迅愈努力工作。
1936年8月，鲁迅的病情有一个转折，似乎见好。8月1日，他和许广平携海婴邀内山完造前往慰问患病的须藤五百三。须藤医生又为鲁迅做了检查，诊断是“肺已可矣，而肋膜间尚有积水”。前一判断不准确，12日后鲁迅即因肺支气管破裂而吐血，体重下降到38.7公斤，是逝世前有记录的最低点。但从8月19日到月底，体温并无异常现象。9月2日，虽因过劳，稍有寒热，但食欲大振，达平生最高量，精神良好，活气增加，常去看电影，并作轻松的散步。9月23日，仅觉发热。10月1日，体重增至39.8公斤。
1936年3月23日，史沫特莱和英文《中国呼声》编辑格兰尼奇为了解东北人民抗日斗争情况，请鲁迅邀萧军、萧红等来谈义勇军情况，茅盾担任翻译。《鲁迅日记》：“午后明甫（茅盾）来，萧军、悄吟（萧红）来；下午史女士及其友来，并各赠花，得孙夫人信并赠糖食三种，茗一匣。”史沫特莱为鲁迅拍摄了两张照片。10月2日，宋庆龄派《中国呼声》杂志编辑曼尼·格兰尼奇到鲁迅家，为鲁迅拍摄了几张照片。路易·艾黎回忆说：
1936年在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举办木刻展览，我进去参观展品，发现鲁迅正在那里忙着给围住他的年青人签名。那是我在他生前最后一次见他。大约在同一时期，曼尼·格兰尼奇因事被宋庆龄派往鲁迅家去，拍了一张鲁迅站在门口的照片，在宋的思想上照顾好鲁迅是居于首位的事。那张照片照得很好。曼尼是《中国呼声》
杂志的编辑，他送了一张给我，这张照片我在其后十年左右的时间一直收在我的小皮包内，直到最后丢失。当时以“大风”为笔名的一位年青女画家郁风，根据那张照片，画了一幅很好的鲁迅头像素描，《中国呼声》当时以整版篇幅发表了它。
马克斯·格兰尼奇和格雷斯·格兰尼奇是美国共产党党员，1935年被派遣到上海，编辑出版英文《中国呼声》，支持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该杂志每月出版两期，内容主要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和声援学生的救亡运动的文章。鲁迅的文章也曾在此杂志上发表。
格兰尼奇夫妇回美国之后创办了另一刊物《今日中国》，支持中国的抗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们组织了一个夏令营，录取被德国法西斯屠杀的犹太人家庭子女。